中國的城鄉一直處于割裂狀態，即便有數億規模的“農民工”城鄉季節遷徙現象也不能掩蓋這一基本事實。從經濟角度而言，目前三個農民的收入和一個城鎮職工的收入相當。除了農產品價格過于廉價，甚至有國內外倒掛之外，農村金融的欠缺也是造成農村貧困的重要因素。

從金融層面看，造成農村貧困的原因比較簡單，一是幣值的持續急劇下降。目前中國也許是全球M2/GDP水平最高的國家，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大致相當于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的1.5到2倍不等。在中國，制造業、企業都負債率較高，金融負債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縮水，這些部門得益。而農業和農村，金融負債少儲蓄多，資金很難向“三農”回流，時間的推移，使得農業和農民積累的微薄儲蓄都更不值錢。二是農村金融機構和市場欠發達，草根銀行和窮人銀行不足，加上農業基礎設施的損毀，使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仍處于自生自滅的靠天吃飯狀態。

改革開放30年來，貨幣持續超速的發行導致幣值下降的問題，其好處是掩蓋和緩解了收入分配持續惡化，壞處是居民儲蓄不斷貶值。目前看來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維持在年均10%以上增速的趨勢仍將延續，幾乎沒有長期金融負債的農業和農民仍將受到長期損害。30年來另一問題是“草根銀行”難覓，盡管有不少銀行聲稱其中小客戶占到全部客戶的八成以上，信貸余額占據半壁江山，即便對此信以為真，其實農村和農戶貸款也仍少得可憐。

從金融層面怎樣才能扶持“三農”？粗略來說有三類經驗，一是世界銀行和一些跨國銀行在非洲的艱難實踐，結果顯示針對農戶的小額貸款往往需要把利率提高到很高水平，有時甚至高于年息20%，才能覆蓋貸款損失，否則不斷積累的壞賬就有可能使得農戶貸款難以為繼。二是以法國等為代表的歐盟國家，中央財政通過貼息等錯綜復雜的手段補貼農業和農村金融，這種輸血從未停歇過。美國的社區銀行與之有類似之處，但受政府支持較少些。三是尤努斯取得驚人成就的“窮人銀行”。孟加拉銀行家尤努斯博士創辦的格萊珉銀行，640萬的客戶都是窮人，其中96%是女性，還款率高達99%以上。媒體披露尤努斯的成功經驗主要是兩條——對窮人培訓加上連坐連保。

從中國的情況看，類似跨國銀行這樣的高息貸款，農民可能很難消受得起。像法國這樣以財政支持為后盾的農村金融，中國政府可能暫時難以負擔。像尤努斯那樣的窮人銀行，需要一些奇跡。對窮人短期培訓通常會增加貸款成本，但很難改變其生存技能和信用習慣，連坐連保也不是新穎的東西，而99%以上的償還率，則更難以企及。

那么中國的實踐就未給出有意義的案例嗎？不是的，只要留意，精彩的例子仍然俯拾皆是。中國農業銀行的基層網點和員工，長期的艱辛付出對農村金融功不可沒，當得上“大行德廣”的行訓。源自浙江的農村民間金融也可圈可點，近年來小額貸款公司和鄉村銀行也給農村金融注入了新活力，但畢竟，這些制度安排，無法擺脫“輸血”特征。在民間，茅于軾先生和高戰先生的農戶貸款，給我們留下許多思考。

茅于軾先生在山西一些村的扶貧基金，迄今已經十余年。略去細節就設計原理而言，大體上是這樣的：一是茅于軾先生以及其志同道合者共同出資，成立扶貧基金，注入到臨縣龍水頭、湍水頭等一些村。二是這些村民主推選出道德可信的雒玉鰲等3人組成扶貧基金的管理小組負責日常運作。三是村民舉凡上學、看病和農業生產，可向基金借錢，看病上學借錢不要利息，農業生產借錢需要支付利息。三人小組共議后，向村民公開借款人、額度和用途。四是借款人用款還款，借款額度上限為5000元。這個扶貧基金的關鍵，要有類似茅于軾等的輸血；要有三人小組這樣秉承公心的好人；要有有借有還的村里人。很幸運，基金運作這么多年來是成功的，村民很守信，他們有自己的尊嚴，不想對不起城里的好心人。但即便如此，目前總額為一百四十余萬元的基金，仍然出現了十余萬元的壞賬，壞賬率在7%-8%，究其原因，村民貸款看病上學的多，用于農業生產的少。如果茅先生這樣的好人多，雒玉鰲等這樣的可信人多，這個基金的輸血模式是可以在全國復制的。

高戰先生在江蘇新沂縣窯灣鎮陸口村的互助基金會更有精彩之處。和茅先生不同的是，該基金的設計原理是民主互助。一是互助基金來源是村民的儲蓄，借款人也是村民，是錢存和借都在村里，這意味著，村民有借有還，對全體存款人都有好處；個別村民有借無還，就損害了全體村民的利益，這種激勵約束是極其有效的。二是村民把錢存入互助基金，得到的利息收入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息，這是因為互助基金的貸款利息也比大銀行高，但是比大銀行方便快捷得多。三是村民向互助基金借錢，如果是困難家庭用于看病上學，通常不要利息；如果是從事生產，那需要支付利息。四是互助基金由村民共同推選，基金章程由村民共同制定，舉凡每筆借款和基金每年的財務明細都公開明示。

這種基金是典型的民主決策和監督、市場化運行的互助基金?；疬\行5年多來，村民在互助基金的存款本金安全，利息比大銀行還高；村民在互助基金的貸款有借有還，種植養殖運輸加工搞得很紅火。這個基金的自我造血模式可望在更大范圍之內取得成功。按陸口村六十多歲的村民尹學忠的總結，該基金就是“我們把錢存進村里的互助基金會，這個錢就還在我們自己村子里流動。就像是一個人，他身體里的血都在自己的身體里流，這樣，他才是個健康的人”。

但民主互助基金的好處并不僅僅局限在村里存錢借錢，村民們從基金管理中切身懂得了更多。當村民試圖理解為什么錢存在村里比存銀行里能掙到更多利息的時候，他們知道這是對他們自己信用和勤勞的褒獎。當村民互助基金的存貸款利息相抵，還有盈余的時候，村民共議之后，決定是這個錢給村里修繕道路安上路燈，這些修路安燈的小工程，也是村民共議進行公開公平招標的！本村村民開始思考，互助基金的章程、管理和賬目都是公開的，因此大家有好處有義務，那么村干部選舉和村財務能不能公開？鄰村也過來取經，想在自己村里也搞民主互助基金，那時，金融管制和基層民主的無形障礙，就會顯形。

在我看來，民主不是精英階層的特權，信用也不是富裕群體的名片，尤努斯、茅于軾和高戰的努力，使我們理解了民主互助是農村草根金融、窮人銀行的基石。在農村基層組織、農產品產銷、社會保障和農村金融等諸多方面，甚至不需要我們多些善舉，只要減些惡管就已足夠。當然，就金融講金融，茅于軾和高戰的村基金都還有隱患，需要城里的一些好人來出資，在互助基金下設立沖銷貸款損失的準備金，否則一旦村里有一些疾病、生產或者重大自然災害，那村基金還是脆弱甚至可能夭折的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金融40人論壇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