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經濟的復蘇跡象日益明顯，美國經濟也在逐步閃現微弱的希望之光。中國在出臺經濟刺激和產業振興規劃之后，最引人矚目的在于，上海獲得了國際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定位。

我并不太相信一個政府的細膩管制無所不在的區域，一個缺乏離岸金融便利和客戶的地區能孕育出國際金融中心，也不太相信北京作為金融決策中樞的地位會有削弱。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有些陷入茫然的香港，和同樣有些失落的深圳將向何處去？

我的建議是，撤銷深圳特區，合并香港和深圳為“大香港”特區，嘗試把香港現行的特區制度推行到“大香港”，合則可能涅槃共贏，分則可能繼續兩難?！按笙愀邸笨梢詾橹槿菍嶓w經濟的創新增長植入新的金融引擎。如果沒有港深、港粵之間的實質性合作，珠三角依然可能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但卻難有新的亮點閃現。深粵企業有沿著珠三角基礎設施逐步向內遷移100-150公里的跡象，或索性遷移到廣西、江西等鄰近省份，年輕的80后、90后一代，對珠三角不再有他們父輩在1980年代那樣的憧憬。如港深粵沒有實質融合舉措，珠三角的優勢和活力可能漸漸削弱。

合并港深，形成“大香港”格局，無疑是較為激進的思路。港深融合意味著深圳全面香港化，而不是相反，這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在行政、法律、開放市場和國際化人才方面不可取代的優勢。

這既是香港也是深圳的第二次創業，目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深圳作為改革試驗田的新銳性，均已經受到很大挑戰，只有深圳更為徹底地開放和更深刻地融入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才能使得港深金融和經濟獲得轉型機遇。延續目前的格局，香港昂貴的創業和生活成本、深圳獨自擴大行政區域的嘗試，都可能不如忍受痛苦，直接合并為好。

調整必然是痛苦的?！按笙愀邸钡耐纯?，首先是香港中低收入階層向深圳的流散，和深圳乃至內地的精英向香港的流入，會導致港深金融市場和機構、資產價格和物價產生振蕩和激變，也可能引發社會階層的分化和沖突?！按笙愀邸钡脑O想，主要為目前制造業在香港的擺布創造空間，給內地英才注入大香港提供條件，使得未來大香港在金融和產業兩方面收益。同時，這也是為人民幣在大香港范圍內部分實現資本和金融交易賬戶可兌換，引導港幣逐步淡出的試驗性安排。

“大香港”有可能真正和長久地提升其全球和中國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這里至少直接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金融層面、實體層面和政治層面。

政治層面的問題反而易于回答，“大香港”構想意味著“一國兩制”在更大范圍內的成功，深圳和內地英才的不斷加入，也使得香港基本制度“50年不變”，在超越50年的界限之后都不再是敏感問題，“大香港”可能對臺灣也具有良性互動意義。

在金融層面，“大香港”需要在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微觀層面進行變革，如果成為人民幣硬通貨和離岸業務的試驗田，這無疑有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但是對港幣的地位、對大香港-內地之間的人民幣資金流動監管也帶來巨大挑戰。

就金融市場的融合而言，目前既可以考慮在香港直接發行人民幣國債和金融債，也可考慮發行內地地方政府債和企業債，在深圳和香港貨幣、資本市場有序融合之前，也可考慮在聯交所下設立人民幣計價和交易的板塊，吸納內地企業在香港直接通過債權或股權方式融入離岸人民幣。

就金融機構的融合而言，需要賦予香港銀行以人民幣存貸結等基本業務的許可，也需要證券和保險行業的再融合。其中，值得指出的是，選擇香港本土較好的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央行的大額實時清算網絡，而不需通過中銀香港或者內地金融機構進行二次清算。唯其如此，在香港貨幣市場上才能形成人民幣基準利率，才能使得香港本土金融機構能夠靈活調節人民幣頭寸。央行新一代支付體系正在建設之中，也可以考慮為“大香港”專門預留接入節點。

就大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而言，關鍵在于私人部門的參與和刺激非居民對人民幣離岸業務的需求。特別提款權(SDR)四十年來的尷尬歷程顯示，貨幣停留在記賬和官方部門的運用，缺乏私人部門的廣泛參與，就失去了國際化的堅實土壤。對于東亞的企業和居民，他們可能更習慣于從本地銀行獲得金融服務，但要推動東亞周邊經濟體的商業銀行提供人民幣存貸結業務，可能具有政治和金融上的敏感性。但如若“大香港”地區的主要商業銀行獲準在香港本地從事人民幣存貸結等基本業務，也就可以通過這些國際化的銀行，間接地推動其全球的分支機構也廣泛提供類似業務，這種制度安排可能最有利于人民幣區域化。

在實體經濟層面，物流中心的發展從屬于金融中心，如果“大香港”的金融整合能夠成功，那么香港和深圳的實體經濟的再創業，就能夠推動物流的發展。以上海為例，上海致力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障礙不僅在于司法制度，還在于上海仍然匱乏離岸設施和非居民的業務需求，當年上海灘的“十里洋場”，恰恰是以租界為背景奠定了“離岸性”。但目前以海陸空交通、信息基礎設施的整合，打造覆蓋上海、浙北和蘇南蘇中的“一小時”物流中心還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則不然，如果沒有港深一體化為前提，弱化深圳和香港之間的人員、物流和信息障礙，物流圈就難以建立，更難以輻射到廣州周邊?；蛘哒f，上海及其周邊實體經濟的活力，使上海成為物流中心的難度小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難度。而香港和深圳則只有金融先行，才能出觸動實體經濟在“大香港”區域內的重新整合，并相應地對物流、人才和信息提出更高的整合要求。

目前關于“大香港”的構想，其誘人前景可能被淹沒在可能觸發的大量問題之中。但是香港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廉潔有效的司法和行政體系、國際化的機構和人才能夠為內地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事實已經證明港人可以治港，這種政府治理也為港人提供了在更廣泛的治理區域內實施“一國兩制”，發揮最具活力、最自由市場經濟體的魅力，使其為中國未來金融、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改革提供難得的堅實參照。

（文章來源：09年6月4日   《南方周末》）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