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恐怖平衡”終于“失衡”了。
由美國發端的金融危機襲遍全球，所到之處，經濟蕭條，中國自然也處于這股寒流之中。于是，對于“金融恐怖平衡”的研究探討被提到空前的高度。
有海外媒體近期評論，中國近日有關在2020年前將上海建設成一個金融中心的決定，反映出其對于依賴美元體系的擔憂。他表示，如果如他所料，全球將陷入滯脹，中國將被迫加快其貨幣自由浮動的改革步伐，創建一個單一、獨立、基于市場的金融體系。這種情況出現之日，也將是美元的崩潰之時。假若果真如此，“金融恐怖平衡”算是走到了盡頭。
從“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到底要走怎樣的一條路？我們還是先從“金融恐怖平衡”說起。
2004年，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用來描述美國與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體的相互依賴關系。
一方面，美國巨額的資本輸出和雙赤字成就了美國作為世界最大市場的地位，維持了美國長期的高消費、低儲蓄和低利率，并吸納了大量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商品；另一方面，龐大的商品出口使這些國家外匯儲備急劇增大，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這些外匯儲備又被迫流回美國回購美元資產，彌補了美國財政與經常項目赤字，支持著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在這種格局下，美國和中國等新興國家相互需要、相互牽連和相互制約，稱為“金融恐怖平衡”。
經濟結構失衡引發金融危機
薩默斯所稱的“金融恐怖平衡”，源自于美蘇冷戰時期“核恐怖平衡”的概念。在冷戰期間，美國和前蘇聯都擁有大量能實現“確保相互毀滅”的核武器，彼此形成了雙向的威懾力，為避免同歸于盡，誰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從而實現了長達數十年的戰略“核恐怖平衡”。根據薩默斯的解釋，由于美國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相互依賴，形成了一種雙向的威懾力和制衡力，雙方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都不會輕易改變、短期也難以改變這種格局。
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達國家一般將剩余資本輸出到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提高了這些剩余資本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是20世紀80年代后，世界資本流向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其他地區的資金向世界經濟的中心——美國的凈流入逐漸擴大，突出表現在財政和對外貿易的“雙赤字”上。為了維持美國國內日益增強的消費需求和龐大的政府開支，在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逐漸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和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之間截然不同、并且互相補充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即高消費、低儲蓄和低消費、高儲蓄的不同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世界經濟保持了多年平穩的發展平衡。
這種平衡主要表現為一下幾個特征。一是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和政府財政赤字，對應于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美國自1982年起出現貿易赤字，1993年后隨后逐漸擴大，1998年開始劇烈增長，到2006年達到峰值2881億美元，占GDP的近6％。同時美國日益增大的養老、失業救濟、軍事等開支形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除1998-2001年實現短暫的財政盈余之外，財政赤字逐年增大，2008年已達4548.1億美元，占GDP的3.18%，而一般政府債務總額也由20世紀80年代初占GDP的的40％左右上升到60％以上，雙雙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生產了大量優質、低價的勞動力密集型商品，并出口到美國，形成了對美國巨大的貿易順差。以中國為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80年到2008年增長了近60倍，尤其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來，貿易順差更是顯著增長，2008年達到2995億美元。
二是美國日益擴大的負儲蓄對于應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日益擴大的凈儲蓄。發展中國家物美價廉的商品和美國健全的消費信貸支撐了美國居民的高消費模式，居民最終消費占比在近30年內上升了5個百分點以上，而居民的凈儲蓄率則從9％左右下降到了0.5%以下。目前，美國進口的商品已經相當于國內商品消費的40%以上。與此同時中國的消費率不斷下降，而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不斷上升，國民儲蓄率近50％，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
三是美國日益強勁的需求增長，對應于新興國家及中國日益強勁的供給增長。由于長期對美國保持貿易順差，中國等新興國家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在美元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這些外匯儲備又以高流動性美元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的形式流回美國，形成了流動性過剩，在維持了美國的低物價的同時，使得美聯儲可以不必為了顧慮通漲問題而保持長期低利率，又進一步促進了美國的過度信貸消費和資產泡沫，刺激了美國的總需求增長。
在新興國家，技術進步和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增多，鼓勵了企業投資增加投資，使得生產全面出現剩余，總供給增加。在表面上，美國總需求和新興國家總供給的不斷增加相互支撐，保持了一定的平衡性和互補性，但這一平衡實際上是新興國家的內需受到擠壓，居民的福利不斷轉移到美國居民身上。
從本質上講，這種全球經濟的“金融恐怖平衡”是世界信息革命所引起的全球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及企業組織結構變化調整處于進展中出現的問題，是原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貿易體制和國民經濟運行體系無法適應新形勢要求的反映，更是國際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表現。盡管這種不平衡有多方面的形成因素，例如，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身就是導致這種不平衡的重要體制原因之一，但是，這種不平衡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已經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這種不平衡的維持，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種“雙循環”機制，即國際資本尤其是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不斷流入美國，彌補了美國經常帳戶的巨大赤字，帶動了美國長期利率走低和資產價格上漲，進而通過財富效應支撐了美國政府和私人的消費需求，使之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而這些國家的流出資本又大都來自于其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由此使美國經濟和亞洲經濟成為共同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引擎”。
從理論上講，這種失衡的國際經濟結構隱含著很大的脆弱性和多變性，所謂的金融恐怖平衡的實質是處于刀刃上的平衡。因為這種“雙循環”機制順利運行的前提是美國的總需求不斷增加，一旦美國內部市場發生問題（比如資產價格泡沫破滅），這種平衡很快就會被打破，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新興國家市場需求的急劇緊縮，由此新興國家出口暴跌，必將引發全球經濟的巨大振蕩。
金融危機的形成
2006年以后，在通漲壓力下美聯儲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由此導致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劇烈下挫，進而影響到次貸支持證券乃至整個金融市場。2007年7月以來，隨著更多的金融機構卷入次貸危機和資本市場的崩潰，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全面爆發。
從表面上講，美國的資產價格泡沫導致了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但掩蓋在“金融恐怖平衡”之下的世界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由此帶來的金融市場在急劇擴張后形成的脆弱性、錯誤的貨幣政策、美元主導下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和金融監管缺陷則是危機產生的深刻根源。
一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轉移凸現了世界經濟結構失衡。在過去20多年內，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新經濟的不斷涌現，全球經濟在快速一體化，各國利用各自不同的優勢，在全世界進行產業鏈的重構和資源配置，使得生產率大為提高，推動了各國共同進入了一個持續多年的經濟繁榮時期。
美國等發達國家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將大批加工產品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轉移到新興國家，而新興國家則承接了發達國家轉移出的加工產業，成為加工工業基地和世界工廠。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印度、越南、俄羅斯以及拉美一些國家的開放，全球大概有30億左右的勞動力從農村走向城市工廠，帶來了很多的新生勞動力和廉價商品。
進入新世紀后，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改變了直接向美國出口最終產品的模式，變為向中國等新興國家出口資本品和中間產品，在中國等國進行加工和裝配后再出口到美國，它們向中國等國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生產出成品后提供給美國市場，與中國共同分享對美出口的利益。
近年來，這一發展趨勢從日用品、家電產品領域向機電產品和其他高新技術產品領域發展。中國等新興國家制造業規模因而迅速擴展，并成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全球化也使新興市場國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紅利，推動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產生了對資源和對西方國家高端產品的大量需求，帶動了全球的繁榮。在這個過程中面，全球分享了一個非常難得的黃金增長時期，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或者其他的國家，都保持了高速增長和非常低的物價。
但是，經濟全球化在帶來效率和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結構的失衡現象，即產生了“金融恐怖平衡”。在這種脆弱的國際經濟格局下，美國可以放心地長期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流動性的過度投放、住房信貸市場和次貸衍生品市場的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將金融風險積累到有史以來最大的程度。
應當說，次貸證券只是壓在國際經濟失衡格局上的一根稻草，當泡沫積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國際經濟平衡必然會被打破，形成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
二是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加劇了世界經濟結構失衡?，F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1944年達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依然由西方七國為主導，其中美國占有17%的投票權，同時擁有唯一的否決權，發達國際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利益和責任顯然十分不平衡。
如前所述，在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下，中國等新興國家產生的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只能主要以美元的形式流回美國，這也使得美國的“雙赤字”和經濟增長可以長期存在。
隨著國際金融風暴的蔓延和發達國家經濟的持續衰退，這種體制的脆弱性日益顯著。在過去的一年里，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急劇膨脹了2倍多，更嚴重的是，其資產方持有的是大量的垃圾資產。由于美元承擔著國際貨幣的職能，美國實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質，是持有美元的國家、企業和個人分擔了美國國內金融市場調整的成本。
三是全球化背景下，貨幣政策決策失當，產生了大量的流動性過剩和資產泡沫。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新的國際經濟結構和“金融恐怖平衡”，必然要求各國央行實施更加科學、全局性的貨幣政策。但是，全球主要國家的央行并沒有為迅速推進的全球化做好貨幣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準備。
在面臨高增長、低物價的時候，各國央行把低物價作為政策決策的重要依據，而沒有進一步追究低物價背后的原因，更沒有為維護脆弱的“金融恐怖平衡”制訂適當的貨幣政策。當2000年美國IT泡沫破滅時，為避免經濟陷入危機，美聯儲沒有采取在理論上應該采取的加強市場監管等方面的措施，而是采取低利率和美元貶值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動性，用一個泡沫來替代另一個泡沫。
在低利率推動的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大量資本涌向金融和房地產市場，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部門的失衡越來越明顯。1999年，美國取消了對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限制，進一步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包括次貸證券在內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場。
在金融創新的帶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速度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金融資產呈現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結構：傳統的貨幣（M1和M2）只占到1％，廣義貨幣占9％，金融債券占10％，而金融衍生品則占據了金融市場80％的份額（BIS）。金融市場風險隨之增大，從而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四是世界金融監管理念，滯后于金融市場全球化迅速推進下的金融市場實際變化。
此次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監管的放松和經濟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創新下的監管不到位，助推了金融市場泡沫的形成。隨著全球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離岸金融市場迅速發展，這使金融機構可以很容易地逃避各國中央銀行的監管。
同時，在當前的金融監管體系下，金融衍生品被各國中央銀行視為表外業務，對其監管較為寬松，傳統的資本充足率約束等監管手段難以對跨國的衍生品交易進行監管，出現了巨大的監管空白地帶，進一步助推了資產證券化和金融創新的步伐。在高額利潤的吸引下，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的盛宴當中，多重因素的助推使市場風險一步步增大。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被信用交易放大的杠桿效應就會迅速擴散，最終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從恐怖平衡到再平衡：金融危機的實質
當前的金融危機下一步如何演變？
我們認為，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全球經濟從危機爆發之前的恐怖平衡，如何經過危機的沖擊之后，重新尋找到一個相對可以持續的再平衡點。其具體表現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去杠桿化，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去庫存化；同時，從全球角度看，經濟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監管、金融市場運行要適應全球化的要求，各國的經濟金融合作也必須根據新的全球化趨勢進行調整和改善。
具體從金融角度看，面對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如何改進調整世界經濟金融格局，進一步抑制金融危機加劇，防止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出現惡化狀況，避免“金融恐怖平衡”的全面破裂，是世界各國和理論界爭論的焦點。
一是國際貨幣體系調整將是下一階段必然要重點推進的長期過程。在4月初召開的G20峰會上，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際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要求，并引起廣泛關注，這凸現了中國開始具備更多發起重大國際金融話語權的能力。其背景意義很明顯，就是如何增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機構里的話語權，降低個別國家對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的主導和操縱風險，維護世界經濟平衡格局。
然而，從現實來講，短期內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實行起來并不容易。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享受著巨大的美元鑄幣稅，同時美國依然擁有最為發達的金融市場來吸收全球的剩余儲蓄，目前世界上也不可能找到一種可以替代美元地位的貨幣。中國等新興國際只能逐步、漸進地在現有格局下，尋求新的國際金融合作渠道和路徑，逐步增強話語權。
從長期來看，要逐步改變這個體系，需要新興國家國力的不斷增強。首先，我們當前應該做的是在現有的格局內積極爭取增大發言權，并積極發展對中國有利的、降低對美元依賴的人民幣的國際化。其次，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新興國家的高儲蓄沒有被本國的金融市場所吸收，所以導致儲蓄流出，這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本土市場的不發達。所以，我國等新興國家在金融工具、金融產品、金融渠道多樣化方面等本土金融市場的發展方面，需要成為一個重點。
二是國際金融監管理念在危機中不斷改進經歷了這次百年不遇的危機和動蕩，國際上對金融監管方面的反思也相當強烈，目前有幾個趨勢需要引起關注。
首先，分業經營重新開始成為主流理念?；仡櫡謽I經營和混業經營的演變歷程，1929-1933年美國的大蕭條后，各界進行了系統反思和總結，其中一個結論就是混業經營使大量的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就會直接損傷銀行，導致美國當時的大量銀行倒閉。
1934年，美國制訂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切斷了銀行和證劵之間資金流動渠道，進行分業經營。隨后在分業經營的銀行與歐洲多元化的銀行的競爭中，美國的銀行遇到了挑戰。因此又逐步恢復為混業，促進多元化經營，并于1999年制訂《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逐步取消了對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限制，使金融衍生品市場迅速發展，包括次貸證券在內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場。
經歷了這一次金融危機后，全球金融界又重新開始反思，為什么諸多大型銀行的運營在短期內發生了巨大的反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混業經營下金融風險的迅速傳遞，因此為了進行風險隔離、防止風險傳染，分業經營可能將重新開始成為主流。
其次，跨領域、國際合作的綜合監管成為趨勢。許多金融創新跨越了國界和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個領域，金融風險往往在這些領域交叉出現，所以只有跨領域國際合作的綜合監管才能及時甄別國際金融市場風險。
再次，對原來在監管領域之外的影子銀行體系以及對沖基金等的全面監管開始形成共識。例如，美國原本反對對對沖基金進行監管，而現在相關機構開始加強監管，提高市場準入，調整會計準則等等。因此，隨著本輪金融危機的深化，很多監管方面的轉變會逐步地顯現出來，值得高度關注。
再平衡進程中的中國：機遇和壓力并存
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外市場需求的急劇下滑，中國政府及時出臺了包括4萬億投資在內的一些列經濟刺激計劃。但應當看到，這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應急性措施，隨著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到位，以及從2008年11月份以來的高速信貸投放，使得2009年很可能即將迎來一個十分強勁的總需求的恢復過程，可能首先是環比的迅速改善，隨后是同比的迅速改善。
因此，在經濟迅速下滑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后，政策重點應當從危機應對為重點的應急政策，轉向可持續的復蘇，推動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其政策的著眼點，就是當前全球經濟正在經歷的從恐怖平衡到再平衡的波動過程，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重大結構變化。
從內部和外部環境綜合來看，處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需求，外部是以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的調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內部則是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帶來的轉型壓力。
具體來說，目前的結構調整就是從原來以外需主導的經濟增長，調整到以內需和外需并重的經濟增長，從原來大量依靠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投入等推動的經濟增長，轉向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為主要動力的增長。
首先，適當調整出口導向型戰略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間的經濟結構失衡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質量。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中美經濟結構失衡，中國有必要調整長期以來實施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特點是，在國家支持政策中采取的方式是出口退稅和信貸支持，在地方政府政策中采取的方式是采取建立開發區、土地、稅收優惠等措施吸引外商投資。
出口導向型戰略使我國在20多年的時間內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長，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外匯儲備，但同時也形成了資源的浪費、環境污染、技術進步緩慢、對國外市場高度依賴等巨大的經濟社會成本。在中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和出現產能過剩后，這種戰略勢必需要及時調整。具體來說，經濟發展戰略和各地招商引資的有關政策需要全面調整，招商引資要從注重數量調整為注重質量，從注重出口創匯調整為注重技術進步，從出口導向戰略調整為進口替代戰略，逐步減輕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緩解巨額外匯儲備的壓力。
按照有利于國內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原則，重點引進那些含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和沒有環境污染的產業，引進國內缺乏的技術和資源，加以消化和創新，彌補國內資源和技術力量的不足，努力增強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活力。
其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密切配合有助于經濟結構的合理調整。中國央行在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上表現出了快速的反應，2008年連續五次降息，避免了短期內實際利率的大幅上升。
從數據上看，金融市場已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做出了比較正面的反應，2009年第一季度銀行信貸達到了驚人的4.58萬億，盡管有一部分是票據貼現業務所致，但銀行惜貸勢頭已經有所緩解，這對經濟走出低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從理論上講，在經濟回落時期，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作用有限，需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
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決策效率雖然比貨幣政策低，但對恢復經濟增長、促進結構調整具有更大的作用。即使近期全國財政收入出現下滑，但中國財政的實力依然較強，目前我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也不超過1.5%，在擴大財政赤字、提高負債率方面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此外，我國國債占GDP的比重僅有22%，而西方其它國家這一比重高達70%以上，同樣存在一定的國債負債空間。理論上講，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更多只是為結構調整創造更為穩定的貨幣環境，但是很難替代結構調整本身，財政政策應當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這主要包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準備一些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作為儲備，在勞動力從被淘汰的企業轉移到新的企業時提供培訓等的幫助，在高物價條件下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和救助，實施更為靈活的稅收政策，適當降低企業經營的稅收特別是受到緊縮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的稅收等等。
第三，完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是擴大內需的長久之策。國內理論界一直關注內需的疲弱特別是消費對于GDP貢獻度的下降，但是，在外需增長勢頭較為迅猛時，內需的擴往往容易受到忽視，同時，較之投資的迅速啟動速度來看，消費的擴大往往需要對整個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進行制度創新，因而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從政策效果看，啟動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來刺激經濟往往見效較快，而以增加收入、減稅等促進消費的方式來拉動內需存在時滯性長的弱點。但是，在當前的結構調整壓力下，僅僅依靠投資來帶動，可能并不能有效解決此次經濟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來的對于投資的過度依賴、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關鍵還是消費擴大的政策措施。
第四，市場驅動的需求回復程度是中國經濟從危機沖擊下復蘇的關鍵，其中，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應當是擴大內需中的短期政策重點。從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刺激內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礎設施項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一些企業稱為調整中可能出現的“民企國企化，國企央企化，央企壟斷化”的現象可能并不一定準確，但是如果調整中出現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沖擊過大、大量資源投入到壟斷的資本密集型企業中，則是需要防范出現的狀況。對于這些大量能夠吸收就業的企業來說，最為需要的，可能不僅僅是新上一些基礎設施項目，更多能夠惠及他們的，可能還是減稅等政策舉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準入門檻的舉措。
第五，放松對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準入管制，為從低效率出口企業等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和資源提供可以轉移的新增長點。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的重點在于引導和扶持，在于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和寬松的政策環境來促進企業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轉型路徑。除了強調要促進企業加快技術進步和產品升級外，鼓勵企業發展先進制造業，實現制造業的服務化，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利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都是可供選擇和探索的道路。目前，不少有助于擴大內需的服務業等存在嚴格的準入管制等，準入門檻太高，應該適時放松管制來吸引資源的進入，例如服務業、醫院、教育、社區性的金融業等，這樣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第六，建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推動中國經濟的再杠桿化，滿足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時期的金融服務需求。無論是與國際水平比較還是與中國的歷史水平比較，總體上看，中國政府、企業、居民的負債率都處于較低的水平，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表也十分健康，這與美國等國家的過度負債和過高杠桿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金融系統擴大信貸資產規模，提高杠桿比率存在著較大的的空間，是中國應對這次危機最為有利的條件。
在企業的淘汰比例明顯增多的結構調整時期，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融資結構顯然是難以適應的，要積極發展為企業并購重組提供相應服務的金融機構和產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的融資?？梢詫L險并不高的民間融資規范化，這樣能夠吸引很多資金的進入，降低其對銀行信貸的過分依賴。同時，銀行也需要提高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應對能力，增強自身的風險識別、衡量和管理的能力，避免在再杠桿化過程中出現新的大規模的不良資產。
從融資形式看，銀行信貸是低風險偏好的，這種融資形式是難以適應經濟結構調整時期的需求的，也不適用于推進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和創新應該由一些高風險偏好的基金來推動，同時積極推動股權融資、債券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業板的發展就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李勝利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