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外國人看來，經歷過SARS危機的中國人，對此次甲型流感的威脅顯得特別緊張。事實上，至少從中國的網絡上看，這兩天有兩起公共事件的熱度都超過了甲型流感，它們是湖南的冒名頂替案和杭州的飆車肇事案。

對此，有評論者慷慨陳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人們對財富和權力的關注已經勝過于他們的生命，因為那才是我們每天都必須面對的，并且與我們息息相關?！笨雌饋淼拇_如此。不過，如果真的視若比生命還重的東西，中國人至今沒有很富有，更沒有解決權力分配和監督的基本問題，那生命又價值幾何呢？

從傳播效應來看，我認為其原因首先在于，這兩年有關健康和衛生的新聞太多，公眾都快要麻木了。媒體報道甲型流感有時顯得夸張，并不是因為媒體工作者感到緊張，而是他們知道讀者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給予足夠的關注。

但是，對于公共衛生事件來說，媒體的報道需要謹慎，有關方面也在不斷地提出要求，媒體工作者并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多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些規定動作。而“冒名頂替”和“飆車肇事”二案，都是意外冒出來的事件，并不在有關方面的部署之內，輿論有時間進行挖掘和渲染。

關涉財富和權力的事件太多了，有很多事件的嚴重程度，都不亞于此二案，但是都未必能夠得到充分的報道和公正的處理。從目前的輿情看，這兩起事件都可望得到這樣的結果，是因為當事人和關注者抓住了機會，在有關方面進行宣傳部署之前，就讓它們成為難以阻止的公共事件了。

這兩起事件都面臨一個共同的爭論，那就是有沒有必要把它們搞到這么大。政府官員也一再教育民眾，不要信謠傳謠，不要聚眾鬧事，有問題要按照程序，相信組織，通過正常的渠道解決。本來，輿論報道和評論也是正常社會中的正常渠道。但是，在這些官員口中，動輒找媒體曝光走的就是不正常渠道。所謂正常渠道，是指在他們可控范圍之內的系統內渠道，而且不能越級反映問題，因為那樣容易失控。一旦訴諸輿論，那就等于已經失控了。

有意思的是，這兩起事件最初都在“正常渠道”之內。從某種意義上說，恰好是“正常渠道”把它們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冒名頂替案的主角羅彩霞是天津師范大學四年級學生，她在辦理網上銀行業務和教師資格證時，才發現自己的身份被人盜用了。她驚訝地看見，網頁上與她的身份證號碼連在一起的照片，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學王佳俊。原來，四年前王佳俊盜用了她的身份和考試成績，由此入讀貴州師范大學，并已畢業參加工作了。雖然她復讀一年之后也考上了大學，但是身份問題成為就業的障礙。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被對方精挑細選之后確定的對象。王佳俊的父親王崢嶸時任當地公安局政委，而羅彩霞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換句話說，她認為王家認定自己好欺負。她既要找回身份，也需要找回尊嚴。

她最初選擇的兩個渠道，一是和王家進行溝通，二是去法院起訴，都是官方認可的“正常渠道”。溝通的結果是，王家答應幫她解決身份問題，但希望她放棄身份證號，同時道歉缺乏誠意，王父甚至語帶威脅地拋出了“我認識你，是你的榮幸”這樣的網絡新名言。而她三次去法院的結果，是很奇怪的三次都被拒絕受理。無奈之下，她去天涯網上發了個帖子。隨后，《中國青年報》等媒體進行了報道。輿論嘩然，此事遂成為公共事件，得到了高層領導的批示，王崢嶸因涉嫌偽造國家證件被刑事拘留，王佳俊失去了工作，而他們當年的高三班主任也被“雙規”。羅彩霞說，事情鬧這么大，已經超出了她的想象。

有人指責羅彩霞說，她應該適可而止。事實上，此事一經演化成公共事件，她已經沒有能力去制止它的走向了。杭州飆車案也是這樣，一直有人在呼吁就事論事。但是不要忘了，恰好就是當地警方“就事論事”之后，事情才走到了現在的地步。

5月7日晚，杭州青年胡斌駕車撞人致死。據目擊者描述，死者譚卓“被撞飛數米高、20多米遠”，而駕車者的朋友們表現得滿不在乎。這些現象已經引起人們的不滿與疑惑，但是大家還是在等待著警方的結論。當事警官似乎是被收買來的內線，對于已經在網上點火的輿論顯得相當配合，及時地給出了“70碼”這個新的網絡流行詞，才讓大火熊熊燃燒起來。警方“出事”之后，杭州市長也很配合，迅速批示：“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慘劇，……對肇事者要依法嚴處?！?

這個事件被貼上了引人注目的標簽：“富家紈绔子弟”VS“平凡上進青年”。這一對概念之中，隱含了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等當下社會矛盾的焦點，是“仇富”和“仇官”兩大問題的交集。不僅如此，在輿論傳播上，它還借助了人們對于宣傳禁令和網絡“五毛黨”的痛恨。消息剛開始擴散的時候，附帶了一句話：“杭州媒體已被禁止報道?！辈还苓@個禁令的真假如何，宣傳部門可能沒有想到的是，它成了網絡傳播的催化劑。

5月11日，天涯網出現了一個帖子，題為《獻給喪失理智的人們：“瘋狂的三菱”——杭州“飆車撞人案”有感》，為肇事者胡斌進行辯解。這個帖子迄今達到了近28萬的訪問量，回復量超過了5800條。網友們發現，發帖者和頂帖者，大多是剛剛注冊的ID。于是，它被宣布為“五毛黨”作品。同樣，無論這個帖子的真假如何，它為事件的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

北大的孫東東教授在斷言上訪者“99%以上都是精神病患者”的時候，可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當下的現實中，盡管官員們一再呼吁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問題，但是在包括上訪者在內的一切冤屈者看來，根本不存在什么正常的渠道，只有魚死網破一條路，要么全盤皆輸，要么大獲全勝。獲勝的途徑就是得到上層領導的批示，而要得到這個批示，就必須搞出事端來，引起媒體的重視，讓個體遭遇上升為公共事件。

很多政府官員都不在乎個體遭遇，但是他們非常害怕公共事件。尤其是在今年多起周年紀念的壓力之下，他們會非常小心地防止公共事件的發生和擴大?？上У氖?，絕大多數個體遭遇都沒有“冒名頂替案”和“飆車肇事案”這么幸運，能夠迅速轉演化成公共事件。

文章來源：09年5月15日    《FT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