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溜 采訪的當天，朱大可在同濟大學旁邊的飯店做東，宴請學者艾曉明，同席者還有文化批評家張閎、王曉漁以及張念等人。眾人興致勃勃、眉飛色舞，而朱大可話語不多，關鍵時插上一兩句。

聯想到他對衛慧“文學叫春”和對余秋雨“文化口紅”的辛辣批判，以及他華麗詭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風，面前的朱大可有些出乎意料的平實，這位所謂 “文化恐龍”、“酷評家”的眼神，也并不像傳說中那般犀利。

聊到青年時期的閱讀成癮，以及為音樂而癡狂，他才激動起來，上身離開椅背向前傾，雙手在膝蓋上比劃著，那是一雙愛彈鋼琴的手。有朋友曾在某個會議上見到朱大可，會場一側正好有架鋼琴，朱大可便走過去旁若無人地彈了起來。

童年的朱大可是個孤獨的乖孩子，最大的消遣是趴在窗口看窗外的風景?！澳莻€時候孩子沒有家長管，都是到處亂跑，跑到鄉下去，扒著火車就到鄉下去了，我不去?！彼臅r間幾乎都花在了看書上，他把父母所在兩所中學的圖書館的書都看遍了，連圖書館里用麻袋裝著鎖在房間里的書，他也想辦法偷出來。

十五六歲時，已是“文革”后期，上海民間有一些抄家沒有抄掉、藏起來的書開始浮出水面，流傳開來。他當時有了一個讀書的圈子，各種各樣的書在他們之間傳看著——《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聊齋》、《紅樓夢》、《三言二拍》等等。還有官方出版的一批內部參考讀物，人稱白皮書和灰皮書，其中有 《古拉格群島》?！霸谥袑W里，完成了整個的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啟蒙，都覺得不可思議，但是當時我們就看完了，還記筆記，還開研討會，當時的年輕人都是這樣的?！?

除了文學書外，他還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資本論》看不懂，沒有辦法，但是馬克思其他的書我非常喜歡，《共產主義宣言》對我當時文體的形成有很大作用”。他的書目中，還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論》等科學著作。

“我們恰恰是在‘文革’后期接受了比較完整的人文教育，而且是如饑似渴和高度自覺的，這對我們后來的成長，包括建立現代思想的架構，有很重要的意義?？梢哉f，這是一個黑暗時代的古怪產物，換作任何一個年代，你都不可能這樣如饑似渴地看書?，F在的年輕人把大量的時間耗費在玩上，打游戲機，我很奇怪，我從來不玩游戲，因為沒有時間?！彼f。

他不僅不玩游戲、不玩撲克、不打麻將，也從不參加任何體育運動。他全情投入精神活動，“要么就彈鋼琴，我酷愛音樂，要么就是看書，實在不行就站在窗口看窗外的風景，我沒有其他的愛好”。

他那時候酷愛音樂到了這樣的地步：“我跟我的好朋友，兩個人天天晚上夜游，不是去干別的，是去聽哪家有鋼琴聲，我們站在那兒聽，看月亮在樹叢上方升起，西班牙式的房頂煙囪構成十字架的形狀，尋找那種朦朧的詩意。整個中學時代，幾乎天天晚上都在都市里夢游，兩個男生推著自行車，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覺?！?

雖未受過正規音樂教育，鋼琴彈得也不好，但朱大可對自己在音樂方面的感受力無比自信，“任何一個陌生的東西，聽了第一遍我就能知道它想說什么，我就有這個本事，許多搞音樂專業的人都做不到這點”。

中學畢業后，朱大可上了一所技校，畢業后當了三年鉗工。一心想上音樂學院，1979年考上的卻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在逃課和公共圖書館中度過了四年大學時光。那些年他寫了不少小說，但從未發表，“當時要是有一個機會讓我發表的話，我可能就不是走學者的路，而是走小說家的路了?！彼锌?，“人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偶然性?！?

1986年，在上海師大當助教的朱大可卷入了一場電影論爭。他寫了一篇題為《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評，發表在《文匯報》上，文中指出，謝晉電影恪守著從 “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到“善必勝惡”的模式，“無論是 《天云山傳奇》、《牧馬人》還是《高山下的花環》，總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著便有天使般溫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臨，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軟弱者和出賣朋友者”。朱大可認為，謝晉向觀眾提供的這種“化解社會沖突的奇異的道德神經”，體現了一種“以煽情性為最高目標的陳舊美學意識”。

文章發表后，各種圍剿文章便在全國媒體上涌現，勢單力薄的朱大可發現電影界一點都不好玩，從此不再搞電影研究，重返文學園地。

1991年，朱大可的《燃燒的迷津》一書出版，評點朦朧詩及第三代詩歌。他的一篇《洗腳之歌》被胡河清看到，后者驚呼朱大可為“文化恐龍”。

九十年代初，朱大可做過電臺音樂節目，編排西洋流行音樂，也辦過畫展，搞過行為藝術。他還以個人名義做過上海新銳電影回顧展，“現在根本做不了，那個時候我的學生在一家南京路上的電影院里搞宣傳，我就通過他策劃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活動。當時的機制很活，電影院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調片子，所以就把第五代導演的那些先鋒電影拷貝都調過來放了，還順便在電影院走廊上搞了一個小型的先鋒美術展”。

1994年，朱大可遠走澳大利亞，一去就是八年，由于“心如槁木”，有五年時間他幾乎完全停止了寫作。在澳洲期間，他創辦了澳大利亞新聞網，后來改造為“文化先鋒”網站。

2002年，朱大可剛回到國內，便宣稱 “與文學離婚”，“文學辜負了我的期望”。他轉而做起了文化學者。這只“文化恐龍”從休蟄中醒來，以犀利的筆鋒介入文化批評，從批評余秋雨的 《抹著文化口紅游蕩文壇》（原題《甜蜜的行旅——論余秋雨現象》），到批評衛慧的《上海：情欲在尖叫》，再到《流氓的盛宴》，掀起了一場知識分子的文化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