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二代改革經濟學家有這樣一些特征：他們受過所謂舊中國的初等和部分高等教育，有過舊中國的童年和青年經歷；是新中國第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大學生。一開始改革開放，他們中的一些人便開始認真學習現代經濟學，成為掌握兩種語言、用兩種思想和學術資源來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人；如今，他們大多已是年近80的耄耋老人。在這一生的多次轉折中，1980年代初作為訪問學者負笈英美的經歷，無疑是重大的。他們承載著轉折的重任，十分珍惜，竭盡全力。本系列將記述四位社科院經濟所的訪問學者：黃范章、烏加培、趙人偉、吳敬璉。

1982年3月30日，北京“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舉行學術報告，剛從美國歸來的黃范章報告美國經濟學研究動態。

如期回國，首航順利。兩年前，外交部美大司司長韓敘曾向社科院五位第一批赴美的經濟學家訪問學者張磐、烏加培、黃范章、劉景彤、周天豹交待：必須回國，不許帶愛人，不許拿學位。以至于他們后來到了美國被人問道：你們都是離了婚來美國找對象的吧？“他們不能想像，兩年不回家”，黃范章講起來是笑呵呵地，卻帶著無奈。行前去向北大恩師陳岱孫（1900－1997）辭行時，得知他將去哈佛，陳岱孫非常高興，再三叮囑，哈佛是學術殿堂，什么學派理論都有，要多學多吸收，回國后再根據中國實際進行分析、鑒別和取舍。要按時回國，首航順利，以后便成為通途。

回國，成了一項任務。其實，這樣的擔心對于黃范章們有些多余。他們憋了幾十年的勁兒，終于迎來改革開放，一心一意要學有所成服務國家。

雖說黃范章幸運，也49歲了，不過這個機會好像就該是他的。英語和現代經濟學始終是黃范章的愛好。1949年，他先考入江西南昌大學外文系，又于次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54年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后，他就提出來想做世界經濟研究。而當時的所長狄超白認為年輕人必須聽從黨安排，把他派去搞手工業改造。孫冶方調來任所長后說，沒人懂西方經濟學不行，他考慮黃范章的志愿，從1960年代初，讓他從事當代西方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說史研究。

經濟學界乘著改革開放快步走。1978年，在陳岱孫領導下，黃范章參與發起和建立了“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他寫的第一篇探討改革的文章是《消費者權力初議》，講的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 “消費者主權”——競爭機制。自1949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成為正統，計劃經濟、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實踐出現了問題后，有識之士一直在試圖尋求更為豐富的思想和學術資源。此時，中國大地上能夠接上現代經濟學主流的人還在，陳岱孫便是一位，而他從哈佛學成歸來，卻是半個世紀前的1927年。哈佛，對于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中國人是遙遠而陌生的。連黃范章對于老師陳岱孫的哈佛經歷都知之甚少，在中國極“左”年代，那成了一段諱莫如深的歷史?，F在，終于重新開啟通往哈佛的求學之路了。黃范章問陳岱老有什么事需要自己辦，80歲的陳岱孫遲疑了一陣，說自己年紀很大了，不能再去哈佛了，當年他住在“PerkinsHall”18號房間，如果方便的話到那里看看，拍個照片帶回來。兩年之后，陳岱孫高興地看著黃范章拍的照片，“外觀沒變”，他說得平靜。然而，有誰能體味其中物是人非的滄桑。無巧不成書，后來黃范章介紹曾任尼克松總統經濟顧問委主席的鮑爾·麥克拉肯到北京見陳岱孫，倆人驚喜地發現，他們在哈佛前后相隔20年，竟同住“PerkinsHall”18號房，各自描述的家具擺設，竟絲毫未變。

黃范章進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和經濟系學習，著重研究戰后美國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此時，“供給學派”在美國興起，黃范章及時向國內作了介紹。他寫了《美國經濟學與美國政黨》（1981）、《供給學派與里根經濟政策》（1982）、《美國宏觀經濟學在70年代的一些發展》（1982）。他說：“我在這里所學的，一輩子受用，日后關于改革的整個理論都與此相關?！倍谟^念上受到的沖擊和震撼，則隨時隨地在發生著。

房東杰奎琳是位單身母親，與前夫保持著友好往來。她大學畢業，卻做超市售貨員。當知道黃范章打算參觀博物館時，她建議他去國會看看，而且最好是在舉行聽證會時?！熬l會讓你進國會大廈？”黃范章腦海中閃現著人民大會堂前戒備森嚴的景象?！皐hynot?Iamtaxpayer.”（“為什么不讓？我是納稅人?！保?

這是黃范章生平第一次親耳聽到有人自稱“納稅人”?！八v這話時，那種坦蕩豪邁的神情，至今歷歷在目?！倍嗄旰?，黃范章體會到，豪邁地稱自己為“納稅人”，就是國內幾十年講的“當家作主”的意思。而我們靠宣傳灌輸，杰奎琳卻是 “自我意識”。

而另一次去監獄聽課的經歷，給了黃范章更大的震撼。一天，他跟著朋友托馬斯及其學生走進了一家監獄。這是一間明亮的教室，陸陸續續地有年輕人進來，互打招呼，相鄰而坐。未見囚犯，托馬斯卻已開課。隨后的課堂討論很熱烈，比如，在世界各國對于犯罪有沒有共同界定？有人說有，殺人、搶劫、偷盜、強奸，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定為犯罪；有人說，有的國家有“重婚罪”，有的國家一夫多妻合法……發言者都慷慨陳詞。其中，一個小伙子的發言引起黃的注意：“現在的法律是有錢人訂的，所以我們容易觸犯法律；一旦我們能進國會，制定法律，他們就會容易犯法?！痹瓉?，這就是一位囚犯?？墒?，他的神態語氣，跟想像中的完全不同。黃在國內看到過的，不要說“罪犯”，就是“文革”中的批斗對象也是低頭認罪，畏畏縮縮，見人不敢平視。為什么？黃范章禁不住要探究。

“作為罪犯，他們被剝奪行動自由和政治權利，如選舉和被選舉權，但不應該剝奪受教育權，受教育權屬于天賦人權”，托馬斯解釋說?！澳菫槭裁茨阋獛ё约旱膶W生入獄一同聽你的課呢？”他問。托馬斯答：“消除犯人心理障礙，讓他們感到這是在課堂上課而不是在監獄里。上課時可以不穿囚衣，不列隊走，自由進入，和外來學生隨意交談，享有正常人的權利和尊重?！?

彌足珍貴的一課。雖然當時的中國尚沒有步入現代社會軌道，然而，這些觀念好似一顆顆種子，隨著黃范章們漂洋過海而來。

1982年初，歸國的黃范章被委任經濟所副所長，分管對外學術交流。這時的所長是劉國光，副所長還有董輔秖。黃范章的研究在三個領域展開：現代經濟理論和政策、西方國家經濟和中國經濟改革。同年，他又應邀去瑞典做了三個月學術考察。他把瑞典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般形態來考察，寫了一本《瑞典：福利國家的實踐與理論》，于1987年出版。

1985年冬，黃范章接到了新調令，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中國執行董事。初來乍到，他體會了來自一個剛剛走出封閉的國家的尷尬。IMF需要各國報統計資料，比如財政預算、赤字、貨幣發行量、國際儲備等等。顯然，有些資料屬于絕密，在國內的人都看不到，怎么可能告訴外國人。有人把這種要求看成是干預本國內政?！霸谥贫鹊膰H接軌之前，首先是觀念的接軌”，黃范章對此深有體會。他說，必須理解為什么IMF需要這個資料，因為錢款來自納稅人，所以對于借款要有監控。后來，他從IMF又去了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此時的黃范章越來越成熟，融會貫通，他萌生了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的思想，并進一步主張用基金所有制取代國有制。這一觀點在1989年發表后，被海外學者稱之為“金融社會主義”(FinancialSocialism)或“基金社會主義”(FundSocialism)。

從1980年的首航，一而再、再而三的航行，直到1988年落定，擔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后來的宏觀經濟研究院）副主任，黃范章已是今非昔比了。1998年，他提出隨著經濟全球化，“風險”、“危機”也全球化了，一個國家單靠本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已不足以確保本國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需要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 “國際合作”、金融監管國際化。這樣的遠見，是基于他的國際視野。在此次金融危機之時，得以證明。

黃范章是接了“地氣”的人。他念念不忘中國老一輩為探索改革歷經的磨難。他說：“他們既要頂住政治摧殘，更要克服歷史加諸他們的思想局限性，多難呀！”“現在我們坐在沙發上討論改革，當年老一輩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討改革?！币幻}相承的是家國情懷。

在改革三十年之際，他曾表達過這樣的理想：“再過30年，中國將以有中國特色的‘轉軌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給世界經濟學文庫增添瑰麗的新篇章?！倍约?，則是這條路上一個辛勤的耕耘者。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