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近日長春黑心養老院“虐老”事件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在聲討和譴責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正面臨著日益增大的老齡化社會的壓力。

人口拐點倒逼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之變

一直以來老齡化被看作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按照國際慣例，每個國家在人口機制轉換過程當中，都有一個人口年齡的黃金階段，即所謂的“人口紅利”。從內涵看，“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社會總撫養等于老年撫養比例和兒童撫養比之和，比低于50%）。在這一時期內，總人口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積累增長、投資增長等結果，從而對社會經濟增長產生積極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叭丝诩t利”貢獻了約27%的人均GDP增長。而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許多挑戰和沖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將導致用于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關養老的財政支出、提高企業養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與養老有關的公共設施等。這些都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同時勞動力嚴重短缺也將帶來經濟總產出下降，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等等。

我國老齡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社會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大、未富先老等特點。21世紀，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階段（2001年～2020年）、加速老齡化階段（2021年～2050年）和重度老齡化階段（2051年～2100年），那時老年人口規模將從峰值4.37億回落并穩定在3億到4億左右。

一般而言，發達國家是在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完成之后，才進入老齡化社會，這時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發展；而中國是在低收入水平下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未富先老”已成為嚴峻的現實。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人口學家就已經提出了“未富先老”的話題，隨著我國社會步入老齡化，也就意味著養老負擔日益加重，意味著經濟中的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以及國民財富中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部分會相對減少，而按照前文人口老齡化比例，本世紀后50年，我國的總撫養比將長期高達80%以上。在這種“未富先老”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影響的意義更加深遠。因為這不僅僅涉及到中國人口自身的發展演變問題，還涉及到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后，如何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優勢引擎，將人口負債變成人口紅利，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中國應該借鑒發達國家老齡化社會中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來調整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為了適應勞動力老化的趨勢，發達國家逐步調整產業結構，放棄低端的依靠年輕勞動力為主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向技術密集型發展，而這恰恰也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

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將成為中國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

毫無疑問，應對人口老齡化“銀色浪潮”沖擊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筑起社會保障大壩。未雨綢繆，選擇合適的養老保障制度做好養老準備，是應對老齡化挑戰，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

21世紀以來中國老齡化進程急劇加快，從需求的角度看，我們構建新的社保體制的問題也已經迫在眉睫，中國必須充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期”，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上，加快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事實上，當前全球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危機恰恰給我們一次喘息的機會，把欠賬補上。

2009年，以新醫改推進為標志，我國正在醫療、養老、教育等領域不斷完善公共品建設，提出到2049年把我國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福利社會作為我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特別是擴大養老保障的覆蓋面，建立健全覆蓋我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達成的一致共識。

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力量的選擇歷來是社會養老保障模式關注的焦點。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并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福利國家開始在歐洲風靡起來。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救濟、失業)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但是我們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國家保障養老模式？

西方一些國家的養老保障方式，與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長期承諾的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仍然是國家財政的巨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

據IMF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20國集團(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這場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會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僅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預計到2017-2018年，老齡化每年帶來的額外成本將達到GDP的1.6%。增加的相關開支相當于為國債負債率上升37%償付利息。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預計將使國債負債率上升29個百分點?？梢娨源笠幠Ｕ嘧肿鳛轲B老承諾的模式還值得商榷。

那么中國應該選取什么樣的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國的養老體制安排需要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在較低收入水平下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沖擊，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對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進行評估，并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顧“經濟增長”和“老有所養”。

從社會發展規律看，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養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養老保障模式而言分為家庭保障模式、國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撐的社會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種。在我國人口結構發生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選模式。而這種多元支撐的社會化養老保障模式就需要養老公共服務體系、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全面跟進，相信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必將和醫改一樣成為中國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