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田溯寧/文 曾經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你想想你自己的經歷，從個人創業到后來進入國有體制，這個階段的大背景是國有企業改革和互聯網革命，后來你又從國有體制中離開，當你離開時，相對的大環境也發生了很多變化。這樣看來，你個人的經歷跟時代的變化有著很大的關聯。時代變遷的同時，個人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成長。他說，你們這些人應當好好總結一下，因為你們這些被命運或者時代挑選出來的人的經歷，都在有意無意中同時代發生關聯，同整個社會產生互動。今天我剛好有機會可以就他的要求對過去的八年做一個粗淺的梳理和回顧。
互聯網與我這八年
如果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整個中國社會過去八年的變遷，我會把技術作為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從我、丁健和其他伙伴一起開始做亞信時，我就一直認為互聯網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力量?；ヂ摼W讓信息能夠為所有人共享。從亞信進入網通，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機就是，帶寬不夠，互聯網很難普及。如果想要承載更多的信息，就需要增加帶寬，當時大家使用的撥號入網方法也要相應變成永久接入。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鋪設更多的光纖，需要建立所謂的有競爭力的電信公司。這個過程發生的同時，也是全球化和世界進一步變得扁平的過程，在中國則伴隨著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建設新型國有企業方案的提出和股份化呼聲的出現。這時候我來到了網通，參與了它的創立。那時候電信行業中的企業，想要做到我們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帶寬的建設，它至少需要是一家具備很強的國有色彩，而且要有很強的政府部門支持的企業。當時我們有四個部委作為我們的投資者，如果沒有那個平臺，這種理想要想實現是非常困難的。
到了我離開網通的時候，“寬帶”已經成為大家的一種共識，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也成為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離開網通之后，我更多的是在想，帶寬足夠了之后，怎么樣能夠把應用放進帶寬里？我們現在的應用大部分是IT行業本身的各種各樣跟信息相關的應用。但是我們需要有進一步的應用，由于有了今天這樣無所不在的寬帶，下一步重要的應用是在各個行業的基礎設施方面，比如我們今天修建的公路、鋪設的電網，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沒有真正“網絡化”的網絡，沒有把信息放進去，比如你用了多少電，電的使用效率怎么樣，實際上沒有很好的記錄。高速公路網絡也沒有一個中央信息處理系統。在有線和無線的環境中，把各個傳統行業盡量信息化、網絡化，這會是推動中國進一步現代化的重要的力量。
由此，我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相應變化。我覺得到了使用投資手段來進行應用推動的時候了，這也是比較成熟的想法。因為你在做應用的推動時，使用什么方法最有效？最有效的方式還是使用資本加上股權以及你所能帶來的技術。這種情況下，有一種方法是你去創辦一家公司，另一種方法是你通過投資去做一系列的企業，然后你投資的這些公司彼此能互相支撐。
只是我倒沒有像外部很多人所想的那樣去思考問題：是不是田溯寧從一個從企業家進入了政府的企業，成為一個龐大機構的一員，然后由于各種政策環境的變遷和對這種龐大機構的不適應，又離開了政府公司？我倒是覺得，我是很實際地一步一步走過來，而且每走一步，起點好像都不一樣，就好像走完了一圈又從頭開始。但我認為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應該有這樣的考慮：你是在為你這個行業的不斷發展，從不同的角度去推動它的前進。在推動這個行業發展時，你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通過創辦一家公司，可以是通過擔任不同的職位，可以是通過從企業家變成了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通過在不同的階段踏上不同的平臺來這樣做。
我個人的經歷和平臺變遷，是從網絡的建設者到網絡的運營者，再到現在的網絡應用的推動者，通過我所投資的公司的組合來促進寬帶網絡進一步的變革。這是我八年的變化。
在我邁出的三步和我角色的三次變化里，開始都面臨困惑與疑問。但我覺得可能每個階段——如果你想做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的話——都應該具備一種屬于你自己的堅定的信念和理想，能夠以一種非常的勇氣，不斷從頭做起。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始終在不斷反省自己。
走出歷史假期
至于中國在過去八年的繁榮，是由什么因素驅動而成，我個人的思考很有限，而且完全是從自己的角度來思考。過去八年的繁榮，于中國是一個特別的機會促成的，能夠抓住這個機會，我們受益于三個現象。
第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使世界頭一次有了這么明顯的分工，有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國家之間的分離。中國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使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也得到很快提高。在冷戰之后，“全球化”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鋪墊和演進，到今天突然發現真的是“全球化”了?？煽诳蓸房梢再u到莫斯科，可以賣到北京；中國的衣服可以賣到紐約，也可以賣到非洲很偏遠的國家。這樣的全球化突然造就了全球市場，而這個全球市場需要中國制造的又便宜又好的產品。宏觀上考慮，等于在經過全球化歷程的幾十年的積累之后，我們開始收獲全球化的紅利。
第二點，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個因素是IT技術。一個國家的發展趕上這樣一個技術變革的年代，這在人類歷史上也不是一個經?，F象。我們趕上了IT技術從發明到真正應用的年代——實際上IBM主機是1950年代開始出現的，但是全球無線通訊技術、互聯網通訊技術是在1990年代末才真正被用起來的，也就是過去的八年時間。全世界大部分人，發展中國家也好、發達國家也好，都從中受益，尤其是中國。中國可能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我們再不用信件、傳真，而是用E-Mail，我們再不需要為一個電話而排隊，而是用手機。無所不在的便捷通訊，這讓中國的整個生產效率極大提高。
第三個特別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的很便宜的信貸。這讓這個國家的消費能力不斷地吃進中國的生產能力，讓它可以提供很便宜的資本。
這三個因素是重要的發動機。當然這里面也有中國制度的開放、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出現等因素，但是我覺得這三個因素從很多角度來講，讓我們在歷史的進程中處于一個特別的時期，而不是一個歷史演進中的常態。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次這樣的歷史機遇：人類投資三十年的技術就被你趕上而且正好應用得上；有多少次能夠趕上全球的政治結構鐵幕消失，全球市場形成了對產品的空前大量的需求；與此同時，這個過程中又有這么便宜的資本，一個超級大國在不斷地印錢，讓中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覺得，過去八年是我們發展的過程正好碰上歷史的一個尤其特殊的時期，未來我相信不會再有這樣的特殊時期。將來我們也許要過苦日子，可能真正需要自己承擔起責任，因為不可能再有過去八年的特殊機遇，這種情況下，我們能不能做出更大的制度的改變，就像過去的全球化的推動力一樣，把內需和外需都巨大地釋放出來，這種想象力需要企業家和政治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八年來的成果是難以復制的。有人講歷史也有假期，我們的歷史可能就放了一個長假期，現在這個假期完了，我們要想想怎么去好好補課，別把自己給放散了。中國的社會、企業和企業家都像一個小孩子，你看小孩放完暑假回來上課，心收不回來了，本來是好學生，也會狀態散漫。
人生模式上的創新
這八年的變化伴隨著很多中國企業家的成功，包括像《經濟觀察報》在內的市場媒體的成功。企業家的成功是出人意料的。我們早期創業的時候沒有想到，作為一個創業者，我們能夠有今天所謂的社會地位、權力、財富和影響力。對一大批個人而言，這種空前的成功同中國這八年戲劇性的變化是相關的。今天，無論是在互聯網領域，像百度、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也好，還是在其他領域——可以說幾乎在各個行業都出現了一批杰出的企業家和杰出的公司，比如像招商銀行，包括網通也是這些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在這八年的時間中——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作為企業家這樣一個新興的階層，取得了如此引人矚目的成功，中國經濟的增長大勢，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但另外一個方面，也是從我自己的角度提出的一個問題，取得所謂的成功以后做什么？成功之后是小富即安，對今天的財富和地位非常滿足，還是垂頭喪氣，陷于對制度的抱怨和對未來的不可確定性的恐懼之中，還是考慮能否利用今天的成功、影響力和資源，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擁有更大的夢想？這是我一直思考的東西。
仔細看我們這代人的發展，非常有趣。如果把眼光向前看，從幾個八年來看，你會發現，我們其實是完成了人生模式的很大的創新。有一次，我跟泰康人壽的陳東升聊起這個話題。早期的時候，我們這代人的目標都是想當政府的官員或者大學教授，這是我們中很多人在二十歲之前為自己選擇的人生模式。后來你否定了自己——我自己在三十歲之前的人生目標就是要當科學家。你把這個目標給否定了，這等于是一種人生模式的巨大變遷，在那個時候，這種變遷要求你擁有非常之大的想象力和勇氣——而且，除此之外，你幾乎什么都沒有。你沒有資本，沒有平臺，沒有任何影響力，只有一個讓所有人聽起來都像是天方夜譚的東西。還是以我自己為例子，那時候我在美國學的是草原專業，你跟人說你要做一家公司，而且還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或者你跟人說若干年后你要去做一個投資者，這在當時別人聽來，簡直是狂想。其他人也是這樣，張朝陽當時讀的是物理學的博士；陳東升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后來去了外經貿部做公務員……你要對自己所有的想法進行否定，這種否定在當時看來是天翻地覆的做法。在那個時候，這代人身上具備什么？勇氣、想象力和對夢想的尋找。實際上僅僅依靠勇氣和想象力，我們完成了所謂人生模式的轉變，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個人對企業、對社會的價值。
但是現在我感覺到我們這代人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我們現在遇到了很多挑戰，大家會說改革遇到了問題，會說我們碰到了經濟危機，在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的過程中遇到很大挑戰。但是我跟周圍的朋友交流之后，我覺得更大的問題是，很多人喪失了勇氣和持續的夢想尋找，這才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夠重新喚起我們那個時候的夢想和勇氣？八年之后的今天，我們怎樣繼續保持自己的理想，有勇氣去探尋未來可能仍存在的飛躍時光。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價值觀和持續發展的動力
另外，最近一段時間，對于我個人來說，我也開始重新認識，到底自己的夢想是什么，到底自己的愛是什么，是簡單的財富還是權力、還是地位、還是其他東西。我想，如果最后你發現給你帶來所謂滿足感的，是一種為理想的奮斗及其過程，而不是在這個過程中給你帶來的符號——無論這些符號是權力也好、財富也好、地位也好——如果你發現了這點，這時你可能就會找到持續奮斗的價值觀和力量源泉。這個發掘過程特別重要。
我近幾年來的經歷，主要是花很多時間去同各種人交往，我也有意選擇參加不同公司的董事會，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企業、不同的人怎么樣持續不斷地發展，怎么樣能夠獲得持續不斷的動力。我去跟李嘉誠老先生交流——那是我的投資人，或是從我參加的幾種公司的董事會學習——比如像萬事達卡，它是完全西方化的跨國企業，在143個國家有分公司，但是沒有主要的股東，它是靠什么動力來持續地發展；我也做像聯想這種公司的董事會董事，它已經開始全球化，它的發展動力是什么；我也參加泰康人壽的董事會，泰康人壽擁有很典型的中國公司的成長過程，有很強的家族色彩；也包括亞信，我回歸到亞信，重新去看自己參與創立的企業。我做了很多的思考、總結和比較，也看到像李嘉誠先生、默多克先生這樣的長輩們是如何去做的，也會去和他們交流這些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無論是喚醒身上的企業家精神也好，或者去尋找一種讓你持續不斷的動力也好，我覺得這樣的總結和思考，對你重新確定價值觀、重新喚醒自己的理想和勇氣來說，非常重要。
像李嘉誠、默多克這些人身上持續的動力從哪里而來？我思考的結果是，雖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但我個人覺得其中根本的價值觀是一致的。而且，很多價值觀跟童年時期的經歷有關系。童年成長的經歷塑造了你最基本的一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規則。你的怕、你的愛、你要逃避什么、你要追求什么，這往往都跟早期的一些經歷有關。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每個人的經歷都不一樣，但我覺得至少有一些基本共通的東西。中國夢想和西方夢想或者說美國夢想，看起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在想，盡管如此，它們也有很多共通的東西。我們這些人小時候受到過很多價值觀教育。首先是英雄主義，要“時刻準備著”，這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上非常強烈的精神氣質，我們幼時的楷模是邱少云、董存瑞，要勇于為國家犧牲，要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相結合；到了粉碎四人幫和改革開放之后，科學主義變成了很重要的精神追求，我們要成為楊振寧、李政道、陳景潤這樣的人物，我們要追求科學真理。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口號。我們曾受到的影響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們的楷模曾是保爾·柯察金：“一個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边@樣的價值觀有意無意地成為你精神和思想的組成部分。再后來等到科學的時代，當時所有的口號都是“在科學的崎嶇山道上攀登”等等，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價值觀。
我以前聽過營養學的課，教授說，人的味覺基本是在7歲以前形成的，所以很多在國外出生的孩子就喜歡漢堡包，我女兒就是這樣，而我自己可能喜歡吃炒米飯、餃子。人生也有很多類似的東西，讓你年輕的時候形成了你的愛、恨、怕，并將影響著你成年后的經歷，這種東西，你很難逃避，也很難改變。我在考慮，這些東西最后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李嘉誠先生跟我講，他小時候總是在逃避日本人飛機的轟炸，身上有極端強烈的不安全感。他身上有一種恨，在殖民地環境下要為自己博得一份尊嚴。還有一些企業家像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在他們的成長環境中，他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要做出改變世界的東西，當他第一天做出個人計算機的時候，他不會說這就是一個機器，他會說這是一個改變世界的工具。默多克先生曾經跟我說，他年輕的時候，在自己的房間里掛著列寧的畫像。這是很奇怪的一種精神交流，一個澳大利亞報業大亨的兒子和一個共產主義思想的創始人。我們年輕時候大家接受的英雄主義教育是董存瑞堵槍眼，我相信這些東西之間有很多共通的東西，犧牲精神或者獻身精神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所必須要具備的——你的事業要大于你自己。否則你到了一定時候一定階段為什么還要做公司呢，既然你的財富欲望已經被滿足。
而且，我覺得后來我們追求科學的精神與西方一些企業家對產品的追求也有很多相像之處。我記得我見史蒂夫·喬布斯的時候——后來我跟他專門見了一次，談了很長時間，他看到我的手機，就拿過去，不斷把玩。我當時就在想，他這種對設計的敏感是一種什么樣的追求？后來我認識蘋果公司一個做設計的人，他對我說喬布斯對設計的精益求精是超過任何人的。我覺得這種精神就是跟科學精神有關。我在逐漸挖掘我們這些精神上的價值觀，以及尋找這些價值觀能夠跟現代關聯的地方。把這些價值觀理順之后，你也就逐漸能發現你到底是什么，從何而來。當然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可能還再需要八年，但是這種思考我覺得非常重要。
如果回顧過去的八年，甚至將時間線拉到更長，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是什么東西讓我們從那里走到今天——在政治家中，有鄧小平，有很多這樣的開明改革派要改革開放；那對于企業家呢？無論是那時候年廣久做“傻子瓜子”，還是早期我們要把互聯網帶到中國，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人。當時的精神價值，應該逐漸反思，并且在今天重新喚起，而且要更加堅定。因為這個階層今天的影響力、財富和地位比以前都有長足進步。你要把自己的影響力、財富和地位的進步用在什么地方？是買大房子，買飛機或者是奢侈品，還是要把它用于更大的目標，讓自己處于不斷追求的過程中，不斷去自我實現？如果選擇后者，那么當你年老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不是碌碌無為，可以說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這樣一個事業——這并不是為了一個更了不起的目標，而是讓我們晚年能夠得到安寧，能夠覺得自己過了一個非常積極的人生。我自己也在經歷這樣的思想過程，我為什么還要再去做事情，為什么生活可以有很多選擇的時候，你還是選擇繼續做現在的事情？我認為這可能就跟價值觀有關系，跟責任感也有關系。人實際上需要這樣一種回歸，需要這樣一種思考，需要一種對自己的批判。這樣一個過程就是重塑價值觀和重塑你的信念的過程。
同時，人們也需要一個團體的互相鼓勵，人是一個群體的動物，如果沒有一個主流的東西，使大家可以互相支撐、互相欣賞、互相促進，大環境也會出現問題。今天如果享樂的文化成為主體——當然享樂沒有壞處，你創造的一部分財富是需要用來享樂的，但是不能成為一個365天的事情——而不是以創造和創意為核心，這個社會也就會出問題。比如世界TED年會——我的一個朋友推薦給我，這個會議是“創意的節日（Idea Festival）”，那里有很多成功者，他們花三四天的時間在一起共同創造各種瘋狂的思想，諸如如何釋放大腦的潛力、私人的航空航天飛行、如何生活在一個沒有汽油的世界等——參加者都已經足夠成功，或者有了足夠的權力，是什么讓他還能夠不斷追求，我覺得原因就是一種創造的欲望和對未來的追求。
從過去很多科學精神，包括探險精神中，也能夠看到這種追求。我前兩天去菲律賓開會，我就在想，那個時候麥哲倫是怎么到這個島上的，卻被土著人給殺掉。我還曾經在新西蘭看到一條船，他們專門有個實踐項目，你可以像哥倫布那時一樣，花兩個星期時間在波濤洶涌的海上航行，模仿哥倫布當時的生活。人類如果沒有這種精神，新大陸就發現不了。當然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目的，商人和探險家有追求財富的目的，科學家有滿足好奇心的目的。但是我覺得一些基本的東西很重要，要有一些根本的好奇心，根本的創造精神，根本的對財富的需求——比如洛克菲勒，他認為是上帝讓他追求財富，然后通過他把財富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用于公眾和社會。而中國很重要的動力還是對民族的責任心方面，這是儒家的重要傳統。
商業需要理想主義和創造力
有時候“理想”這個詞給人的感覺很不好。因為“理想”在漢語的詞匯里往往是跟空洞和悲劇相關聯的。但是，在一個國家的商業化的過程中，積極的和持續向上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有一種所謂的楷模的力量：什么樣的人在這個時代成功，被社會所尊敬，能夠持續地完善自我，不斷給予社會一種積極的價值觀，不斷傳遞出樂觀向上的信息。我覺得這特別重要。盡管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與眾不同的要素，但是理想和楷模始終被需要。
我們這代人的世界觀，被幼時接受的英雄主義教育，以及后來對科學精神的追求所塑造。而我們的下一代，包括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的世界觀將會由我們塑造，或者至少我們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這個不斷的、越來越徹底的商業化過程中，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怎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