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惡習

全球經濟危機是一個大家關注的話題，那么，如果將此次危機與1929年大蕭條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機的特征是投資積累過度，而導致的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國發生的是這種類型的危機，我們的過剩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一直叫做內需不足。但是中國的危機沒有1929年危機的破壞性那么大，因為我們的過剩，由于強大的外需被緩解了。這次由于美國的危機，外需縮減，導致我們的情況凸顯出來。

而美國發生的危機，幾乎是一種完全相反的危機。我們總是說自己消費不足，但在美國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認美國人的消費過度導致了這次危機。講的簡單一點，他們過度消費、在全球進行透支，導致信用鏈條的崩潰。這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的一種危機。有人認為，這是福利國家的危機。大家知道，福利國家其實是對狹義資本主義的一種對抗，是一種反資本主義行為，就是通過政府行為來逆資本主義的規則而動。

表面上看的確是這樣，美國發生的危機有虛擬和實體兩個層面。虛擬層面就是次貸，美國人過分支持窮人買房子，而實體危機較為典型的就是美國汽車業。按照眾口一詞的說法，他們的工會太強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傭關系幾乎不存在，導致他們的競爭力下降。

有人編了一段通俗的對話解釋1929年危機。煤礦工人的孩子對媽媽說，“我冷，為什么我們不生火呢？”媽媽說，“我們沒有煤，爸爸失業了”。小孩就問：“為什么我爸會失業呢？”媽媽說：“因為煤太多”。為什么煤會過剩呢，因為勞工太弱勢，消費能力不夠。但是在今天的美國恰恰相反，有人編了這樣一段對話，通用的職工對老婆說，“這個月我們不供房了，因為房價下降了”。老婆問：“為什么房價跌了？”說：“因為政府收緊銀根，不貸款了” ?！盀槭裁茨?？”“因為我們都要‘鐵飯碗’，企業需要的補貼太多，財政受不了”?！盀槭裁匆@么補貼呢？”，“因為我們都要買大房，所以導致我們都不供房了”。

很多人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仍然想用傳統的意識形態來解釋美國的危機。有些人說，美國還是消費不足，窮人要靠借錢買房，為什么不用現錢呢？但有一個最大的問題，世界上哪個國家的窮人可以用現錢買房呢？即使他可以用現錢買房，你仍然說他為什么不買一座城堡。消費不足從來不是對消費欲望而言的。同時，消費不足也不是針對貧富差異而言的。古代曾經有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那時沒有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消費不足其實就是全社會的消費相對于資本積累而言，資本積累過度，產能太強，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無法容納。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發生了過剩危機，一個最簡單的指標是消費率和積累率的對比。中美幾乎是兩個極端，在世界主要的經濟體中，中國的消費率最低，美國的消費率是最高之一。

因此大家都罵美國人，說美國人有惡習。1929年時我們總說美國窮人如何可憐，但是今天我們嫌他們太揮霍。我們現在的左派也經常說美國人太不象話，如果都像美國人這樣消費，要20個地球才夠。我覺得美國人的確該罵，他們過度消費，向全世界透支，透支那么大個窟窿出來。講的簡單一點，這個危機就是美國人透支消費造成的一個大窟窿。美國人的惡習的確該罵，但真正的問題是美國人為什么會有這個惡習呢？是資本主義制度嗎？按照以前的說法，資本主義制度其實應該造成相反的現象，消費不足才是資本主義的特征。是福利國家的弊端嗎？也很難說得通，因為美國不是福利國家的典型，歐洲比美國更加福利國家，但也沒有出現這種惡習。

有人說和經濟制度沒關系，可能和文化有關，叫做美國消費文化，美國人就是喜歡超前消費。而我們中國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因此很會克制自己，所以我們是低消費的。這樣的說法太懸了，因為一談到西方文化，我們就會想到韋伯，韋伯提到過新教倫理。與消費文化恰恰相反，新教倫理說新教徒都有禁欲、節儉和積累的現象。美國人大多數過去都是新教徒，現在也仍然是新教徒，他們的消費行為怎么發生了那么大的變化？這里我還要說一句，其實美國人的消費也是說變就變的。最近幾個月美國的儲蓄率正在很快回升。你要說這是文化，恐怕很難說通。

美國人的“寶葫蘆”

其實直接原因很簡單，美國人超前消費就是因為有個寶葫蘆，那就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就是美元的全球透支功能。全世界都認美元，美國可以隨意發行。誰拿著這個寶葫蘆不會超前消費呢。我們能拼命的印人民幣去世界上消費嗎？不行的，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

問題在于美元真的是寶葫蘆嗎？有人說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和黃金掛鉤，就不會發生這種危機。但由于美國無力給全球美元提供兌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了。這里有個問題不好解釋，布雷頓森林體系是誰逼美國建立的嗎？不是的，是它自己要建立的，那時正是美國如日中天的時候。為什么會垮掉呢？因為美國相對而言不那么強勢了。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的時候，全世界反美輿論歡欣鼓舞，包括中國人。我最近翻一翻舊日記，在1972年我是18歲的知青，在離縣城200里路的小山村里插隊，還曾寫了一首打油詩叫“美元危機”。這里有個問題，最強勢的時候是有制約的，不強勢了反而沒有制約了，這能說得過去嗎？ 總而言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美國濫透支有很大的危險，這個危險不只是對別人，對美國人來講也是很危險。正因為這樣，后布雷頓森林時代，美國當局一直把它們的巨額逆差，向全世界透支當成一種不好的現象而力圖改變。他們解決不了問題，于是就怨天尤人。比如說怪中國，說我們向他們傾銷，但這是沒有道理的，是美國愿意買。但也不能說美國的怨天尤人是裝出來的。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這樣無限制的超前消費，到一定程度肯定會出大問題。

今天美國發生問題，很多人都說“我早就預料到了”。比如寫《貨幣戰爭》的先生說他一年以前就預料到了。我們發展研究中心的王健先生說，他五年以前就預料到了。其實你看看美國的輿論界，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人做這種預料。不管是學者還是政論界，很多人都講這樣很危險，包括美國當局也這樣講，但就是解決不了。為什么解決不了？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原因不在于經濟制度，也不在于文化，那是不是和政治制度有關呢？我覺得可以從這方面去考慮。我是支持民主的，而且我認為中國也要民主化。但是我并不是民主浪漫主義者，民主也會有它的問題，我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尺蠖效應”。我們需要政府，授予它權力，所謂授予權力就是約束我們的自由。我們為什么要授予它權力，約束自由呢？因為我們希望它能承擔責任，給我們安全。這個安全包括廣義的安全，就是社會保障、福利……這就有兩種選擇，有些人認為我需要更多的保障，要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所以授予政府比較多的權力。這就是所謂福利國家。有些人認為政府權力太大很危險，可以侵犯我的自由，所以希望政府權力小，但也不敢奢望它能承擔多大的責任，這叫自由放任國家。

從邏輯上來講，這兩種做法都是憲政民主下的自有之義。如果非憲政狀態就會出現一種現象，這種社會也會有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看“皇上”的臉色行事的，“皇上”需要左派因為他要擴張權力，“皇上”也需要右派，因為他要推卸責任。這么搞就會使統治者變得權力很大，但是責任很小。權力大，大家的自由就被侵犯了。責任小，大家的福利就沒有了。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的。

為什么要有憲政制度呢？憲政制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讓統治者的權責必須對應。我授予你權力是以你承擔責任為前提的，我不允許你只有權力而不承擔責任。但是民主制度在某些條件下也會產生一種反向的“尺蠖效應”。其實老百姓和皇上在人性的局限這一點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都從自己考慮。為什么民主國家的老百姓會把右派選上臺，因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但如果要取消福利，老百姓很可能就不干。為什么老百姓會把左派選上臺呢？因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如果左派上臺要減少自由，老百姓還是不干的。換句話說，民主制度下會產生一種和專制制度下相反的“尺蠖效應”。左派上臺福利要提高，但是自由不能減，右派上臺自由要提高，但是福利不能減。這樣的結果就會使自由和福利雙膨脹，這是不能持續的，道理很簡單，你又要高福利，又要低稅收，這怎么可能呢？自由意味著不能劫富，福利又要濟貧。從理論上講，統治者的權力最小化，又要他的責任最大化，這就會出現問題，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實際上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有這種現象，只不過看它能走多遠。這種現象走不了多遠就會碰到問題，碰到問題當然就會出現一些小危機，逼得你不得不改變。如果你走得很遠，本來不該持續的東西，卻持續的很長，窟窿肯定越來越大，一旦暴露了，就會更嚴重。

以美國而論，從羅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約翰遜時代，美國都在向福利國家發展。羅斯福搞新政要使窮人免于匱乏，肯尼迪約翰遜講“向貧困宣戰，搞偉大社會”。但后來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70年代整個西方出現滯脹，使得凱恩斯主義破產，美國出現向右轉的趨勢。從尼克松上臺，一直到小布什，這30多年雖然也有克林頓，也有比較左的幾年，但是大體上被稱為保守主義回歸的時代，也就是美國向右轉的時代。雖然被稱為向右轉的時代，但這30多年間，美國財政的實際趨勢卻相反。無論在環境保護、公共衛生、扶貧濟老，還是在增加婦女及少數主義機會等各個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在明顯加大，這些方面的財政開支增加了4倍之多。也就是說，右派上臺并沒有把福利壓下來。歐洲也有這樣的問題，所謂右派執政的典型就是里根?撒切爾。撒切爾夫人毫無疑問是反對福利國家政策的，她一再講她上臺要搞改革，要結束公共開支難以控制，國家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但是她上臺以后就發現這個事情做不成。撒切爾夫人連續當了兩屆首相， 7年過去英國的社會保障開支反而增加了1/3。在她任期快要結束的時候，覺得實在忍無可忍，就搞了一場稅制福利改革。這個改革剛一公布，就引起強大的反對，大家把她趕下臺。撒切爾夫人的第二任期實際上沒有任滿，之后接替她的梅杰馬上宣布取消改革。

福利、自由雙膨脹的問題

研究福利的學者也指出，在議會民主條件下很難減下來福利，充其量是能夠延緩它增加的速度。右派要搞福利改革，往往是說得容易，做得難。話又說回來，削減福利無所作為，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別的方面就無所作為，壓縮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老實說不知道他們還能走多遠，已經自由到這種地步了，而且在這方面，左派和右派也沒有什么區別。

實體經濟的自由、基本財產的自由，國家不能強制拆遷，這些早就已經沒有什么余地了，還能怎么提高呢？于是所謂的增加自由，基本上是朝虛擬方向發展。講的簡單一點，原來允許你自由交易有形資產，后來可以交易無形資產，也就是信用，最后信用的信用也可以交易，最后衍生的鏈條越來越長。各種各樣的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這種現象最根本的動力其實就在于我剛才講的，左派、右派爭相討好老百姓。按照以前的說法左派是比較親窮人的，但這里有個問題，右派就敢得罪窮人嗎？民主國家不管左派還是右派，都要靠多數票的。

在美國左派經常說我要建立一個福利社會，右派說我要建立一個“業主社會”。 “業主社會”就是讓所有的人都當“業主”，實際上就是要讓窮人當“業主”，因為富人早就是“業主”。左派說我上臺國家就會照顧你們，右派說國家再照顧也是寄人籬下，我讓你們自己“抖”起來不是更好嗎？“業主社會”當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當老板，實際意義就是要使美國窮人都要有自己的住房。不是窮人要有房住，而是要有自己的住房。美國公共政策中，住房問題大概是僅次于就業問題的。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住房法案》，一直到70年代美國國會曾經11次通過《住房法案》，為住房保障層層加碼。

他們認為住房政策的核心已經不是窮人有房住了，是窮人當房主。哪一個國家能夠讓窮人當房主？即使是高福利的瑞典，也不過是給窮人提供公屋。讓窮人當房主，我們能夠想象得到的一個辦法也就是用低首付、長周期的按揭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的次貸照我看，是從羅斯福時代延續的一個傳統的極端化。美國從羅斯福時代就推出了低首付、長周期的按揭，而且總的趨勢是首付越來越低，按揭周期越來越長。

所謂次貸無非是增加了兩個創新，第一就是所謂的可以再按揭。也就是說，如果供房有困難，你可以以房價提高為理由，把升高的那部分作為抵押，再借新的貸款。第二個做法就是按揭的證券化，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銀行把錢借給你，明明知道你是不還錢的，但是它可以把高風險債權再賣給別人。為了鼓勵發債銀行發放這種貸款，美國政府專門成立了“兩房”，用我們的話說這是政策性公司，既然是政策性的公司，為什么還要上市？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制度延續下來肯定是要出問題的?！皟煞俊敝械姆坷朗橇_斯福新政時代建立的，兩個創新也是在克林頓時代發展起來的，嚴格說都是左派執政的時候。美國1999年廢除了監管比較嚴的法律，這個創新的閘門最后被拉開。在小布什執政的8年，次貸有非常大的發展，最后窟窿暴露了，而且由于經濟全球化和美元全球透支功能的作用下，這個窟窿透支到全世界，大家都麻煩。

次貸的確是個餿主意，說穿了次貸就是為窮人買房，給全球投資者下套。有人說這是一個類似于傳銷的游戲，的確也是。但是窮人和直接貸款行在這個游戲中都是上線，下線就是最終買了這些風險債權的大投資商?；旧隙际悄切┛鐕顿Y商。按照我們現在看到的材料，美國次貸按揭大概有70%都在雷曼兄弟手里。貸款行沒有破產，而那些投資銀行大量的破產，他們的股東全球都有，因此全世界都有人破產。

但是，如果沒有次貸，也會有別的問題。因為自由、福利雙膨脹肯定是有問題的，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不能想收稅就收稅，但是公共福利開支不能想減就減。不用說美國，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像東歐這些國家現在的處境和美國也差不多，也出現高消費的危機。這種超常消費，首先會造成高負債。自由、福利雙膨脹的國家，劫富不可以，濟貧是需要做的，那就完了，這個國家非高負債不可。更重要的是它會造成消費者的高負債，因為自由和福利都會推動消費。有福利的人敢花錢，自由多了大家就會花錢，尤其是信用自由，這是一個消費杠桿，它還會放大消費能力。你越自由，消費權利就會被釋放得越徹底，甚至會被超額釋放。

美國這樣的國家大量負債，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大量的印錢，那會產生通貨膨脹。第二個辦法就是發國債，誰來買？正好世界上有另外一類截然相反的國家，肯定是低消費。這些國家就是天然的買主。于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貧窮的中國人補貼富裕的美國人，也就造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有人說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很怪的現象，有一幫人只消費不生產，有一幫人只生產不消費。

既然這樣，民主制度不要了嗎？其實我要講，美國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別的國家如果這樣早就出問題了。不可持續的東西，竟然持續如此之久，這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有一個透支工具，這就是所謂的像寶葫蘆一樣的美元，不管印多少全世界都認。這個條件只有美國有，歐洲、日本都沒有，只有美國可以搞這么一個大窟窿。但是這個條件還不夠，大家知道借錢畢竟不是搶錢，還要有人愿意借給你。恰巧中國，可以大量長期的借款給美國。

截然相反的兩種國家互為條件，構成了一種有趣的互動。這兩種國家哪一個都是以對方作為條件，沒有中國向美國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只要一張白條，就是順差，同時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美國人的惡習不會被慣到今天。反過來講，如果沒有美國的巨額外需，中國的過剩危機早就會爆發。在平時好像大家覺得都不錯，在這種游戲中美國人得到了高消費，中國人得到了高增長，有人說這叫做“利益共同體”。但是這種“利益共同體”玩下去，會是什么結果呢？最終游戲玩砸了，雙方都埋怨，美國人埋怨中國人向它傾銷，中國人埋怨美國人開動印鈔機就把我們的血汗錢卷走了，而且美元一貶值，我們的白條就全部作廢了。

但是又很奇怪，危機一旦爆發，雙方雖然互相抱怨，但實際上互相的依賴好像也明顯升級。美國窟窿越大，就越希望中國買更多的美債。而中國過剩危機越嚴重，就越希望保住外需。我們的《勞動合同法》也不怎么提了，增加出口退稅?？偠灾?，我們要想辦法把我們的商品賣得更便宜，美國人不是消費能力下降了嗎，我們要賣得更便宜，否則外需就很麻煩了。

就程度而言，這次的危機顯然不能跟1929年相比。要度過這一次的危機，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是十分難。但是這個機制會不會發生變化呢？如果不發生變化，只是糊了一個蓋子把窟窿蓋住了，我們照樣玩游戲。最后窟窿越來越大，我們連同

中國人的低消費

中國人的低消費率，所謂的內需不足，有很深刻的制度原因。中國的消費率曾經有一度是明顯提高的，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消費率一度達到52.5%的歷史最高峰，以后出現了一段停滯，到了1989年以后就明顯的下滑。下滑的趨勢發展到1994年已經很嚴重，但是1994年正好中國做了一件事，就是人民幣匯率并軌，實際上就是人民幣大幅度的貶值，馬上打開了外需市場，就使得中國經濟避免了硬著陸。1997年，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我們開始講提高內需。第二個轉折就是入世。從入世的那一年開始，中國的消費率大幅度的下跌。于是就出現了一種現象，全世界的資本涌入中國，中國的廉價商品涌入全世界，中國只生產不消費給美國人填窟窿?，F在我們碰到危機了，就講我們要解決內需問題。但是內需問題能夠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解決嗎？其實內需本身并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

去年年底我們在東莞遇到了一場有趣的討論。吳敬璉先生一直在講，我們的外向型經濟非常吃虧，代工企業生產一雙鞋子在美國零售市場上要賣90塊錢，但我們的出口價只有10塊錢，80%都是被美國人貼了一個名牌就賣那么貴。我們要拉長產業鏈條，向下游延伸。但是東莞很多制鞋企業的老板很不以為然，他們說，其實和我們合作的美國品牌商，他們的日子很難過，他們的利潤率只有1%；而我們的利潤率有20%到30%。讓我們去學他們，這不是見鬼嗎。

這反映了什么問題？這反映了價值鏈與利潤率的悖論。價值鏈我們只享受的12%，但是12%的價值鏈高度集中。這里的高度集中不是說企業拿走太多，其實政府拿走了更大的一塊。而美國人在價值鏈拿走了88%，這88%在美國充分競爭的第三產業的各個環節中被攤得非常之薄，從進口到一級批發、二級批發、創意、廣告、售后服務等等一系列的環節，這88%的分享面是比較廣的。而我們本來就只有12%的價值鏈，還那么集中，這種狀況不改變，消費率能提高嗎？改變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是解決我們現在面臨問題的根本途徑。

重建國際金融體系？

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大家知道，游戲說穿了就是兩種“尺蠖效應”通過美元的透支功能來進行互動。這兩種“尺蠖效應”我們解決不了，能不能取消美元的透支功能呢？美元現在的確是千夫所指，如果我們能夠重建國際金融體系，怎么樣呢？這里當然有兩個問題。

第一，能不能重建國際金融體系。周小川以及很多人都提出來要搞一個超主權的國際貨幣。我是完全支持周小川主張的，我覺得也應該提，即使不能實現，把它作為一個籌碼來跟美國人討價還價也是好的。但實事求是的講，應該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太可能實現。超主權的貨幣在理論上能不能存在也是一個問題，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貨幣。既不是真金白銀，又沒有國家主權作為支撐？有人說歐元是這樣的貨幣，其實大家都知道，歐洲之所以能夠存在，是由于歐盟的主權化過程，歐盟實際上已經接過了各成員國讓渡的主權。

那么，就算我們能夠把美國人管住了，或者我們用另外一種不能透支的貨幣取代了美元，又怎么樣呢？我們把現在2萬多億美元的存量債務轉換成那樣一種假想的貨幣，即使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也只是實現了一個目標，我們手中的這張白條不被賴掉。因為美元只要一貶值，就賴掉了。但是白條在現有的游戲規則下，仍然是沒有辦法變現的，白條還會越滾越大。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外需，不就是靠美國人不守規矩亂透支來維持的嗎？如果美國人守了規矩，我們的外需問題就更大了。美國危機爆發以后，短短半年居民負債率就明顯下降，儲蓄率上升，現在已經達到3%。曹遠征提出這個問題，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我們的外需就危險了，這意味著美國人放棄了惡習，變得比較守規矩了，我們的過剩不就更加加劇了嗎？所以我覺得，即使美元的透支功能我們能夠解決，我們也還需要改變一種玩法。

我們準備好了后美元時代的互動模式嗎？這個事情說難辦非常難辦，因為美國和中國都形成了路徑依賴。但是說好辦也好辦，正是因為兩者是互相依賴的，只要其中一個改變了，另一個就很難持續。如果我們不搞“血汗工廠”，美國人就沒得透支。如果美國人不透支，我們“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賣給誰呢。這個事情是周瑜打黃蓋，要么是周瑜不愿打，要么是黃蓋不愿挨。美國人如果學了中國人，游戲馬上就改變了。

張五常先生說中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體系，他主張福利國家學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學無福利國家。不要以為這句話是開玩笑，如果將美國汽車業的罷工權利全部取消，工人想討價還價，就是破壞招商引資，馬上就起死回生。如果美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美國人的消費狂馬上就會消失。但是第一個問題是美國人愿意嗎？第二個問題假定美國人愿意，對我們有什么好處呢？現在很多人都說你看美國不行，我們行，華盛頓共識破產了，北京共識崛起了，大家應該向我們學習。的確現在左右派都說要學中國，左派說你看中國的自由少，我們應該學它。右派說你看中國的福利少，我們應該學它。我覺得他們也就是說說而已，其實誰也學不了。

話又說回來，假如我們學了美國呢？假如我們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有保障的人敢消費，有自由的人會消費，我們還存在內需的問題嗎？美國人還能透支我們嗎？透支不了。即使他們還是民主國家，他們的惡習恐怕也難以為繼了吧。這里就有個問題，這次危機是美國人捅的漏子，大家罵他還來不及呢，你還說要學他？這不是很荒唐嗎。這有什么荒唐呢？仔細想想，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既然中美的病是兩個極端，那么他們的病因也許就是我們的良藥。他們是“肥胖病人”，攝入的熱量太多，我們是“干瘦病人”，我們多攝入一點熱量，不恰恰是對證入藥嗎。

有些人總講，像美國人那樣20個地球都不夠消費，這句話跟美國人講是對的，跟中國人講是什么意思呢？中國不管搞什么主義，都不可能消費到那種程度，我們只當苦力不消費嗎？我們操心拉動內需已經十幾年，而苦無良策，美國的內需旺盛得壓都壓不住，我們學學他們能怎樣呢？當然美國很糟糕，現在拼命的印錢，先透支然后又賴帳，太缺德了，我們不能學?？墒菗Q句話說，我們即使想學，能學得到嗎？他有美元的透支功能，我們沒有，想學壞都學不壞，歐洲、日本都沒有，何況我們呢。退一步講，就算我們建立了人民幣霸權，全世界像認美元一樣認人民幣，那又怎么樣呢？我們去透支誰呢？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可以透支中國，中國可以透支誰呢？我們去透支越南？越南畢竟太小。所以我們再怎么學美國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去透支別人，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做到別人不透支我們。

我不是說中國就要減少出口，但至少可以增加進口。有人說中國進口之所以提不高，是因為美國人向我們搞軍事封鎖，不愿意賣有可能被軍用的東西給我們。但是，哪一個大國的進口是靠軍事物資來維持？美國的確不應該向我們搞這種封鎖，但我們能靠進口軍火來維持我們的貿易平衡嗎？怎么東歐的貿易就可以平衡呢？所以我認為真正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制度。

用學習美國的方法來“反美”

因此，我說我們的確是要學習美國，我們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我們就可能玩另外一種游戲了。美國人的確很討厭，他現在借著我們對外需的依賴，可以拿我們一把。我們不依賴這個外需了，不就完了嗎？現在有人總要反美，我覺得這就是最有效的反美辦法，就是學習美國。

我們不這樣反美，還有兩種反美法：第一種，還是玩以前的游戲。我們繼續堅持低成本競爭，《勞動合同法》不要提了，出口退稅要增加。對美國有害嗎？似乎沒什么。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辦法，我們反美，干脆連經濟全球化都不玩了，那美國人肯定是不高興的。問題是我們自己愿意嗎？

我覺得我們還是用學習美國的方法來反美，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過程完全可以從一些具體的事情做起。我們需要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消除左手壓自由，右手壓福利的“尺蠖效應”，而產生左手爭福利，右手爭自由的另一種“尺蠖效應”。這種東西在美國走火入魔了，會造成自由、福利雙膨脹，但在我們這里還是有或無的問題。我們現在所謂學美國，其實就是學民主國家，既學他們的自由主義，也學他們的福利制度。

以住房而論，美國是低福利國家，他的住房福利覆蓋面只有10%。中國在改革之前也有福利房制度，但這是單位按照特權等級分的。農民是沒有份的，城市的二級企業明文規定是不解決住房的，國營大中型企業理論上講是要為工人解決住房的，但是很少兌現。往往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齡青年沒有住房不能結婚。我們的福利房覆蓋面不會超過10%，但恰恰相反，美國覆蓋的是最窮的人，我們覆蓋的是最“?！钡娜?，這能一樣嗎？

為什么就不能學學這種福利制度呢，實際上我們正在學。我們最近在搞廉租房。在美國廉租房給誰呢？沒有爭議的一點就是失業的人可以申請。我們現在說要擴大廉租房，但廉租房總要有人申請，現在沒有住在棚戶里的人，誰來申請？如果說美國為窮人當業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那的確是太過分了。但是我們對農民工的住房，不僅根本不承擔責任，還要指責他們自己蓋房的做法不改變，就連廉租房都沒人申請。 提高自由和提高福利，在中國當下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什么抵觸。從根本上我們不能要求自由、福利的兩個都最大化，但是我們現在談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過遙遠。

就自由而言，美國的金融業過度創新的確是應該管，可是我們對正常的民間金融，尤其是農村民間金融也不給生存空間，這不是另一級的過分嗎？所以我今天的演講最終的結論就是兩句話，我們要罵美國人的惡習，更要學習美國人的民主。我們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就要改革中國的體制。謝謝。

（此文為2009年4月11日秦暉教授在燕山大講堂做了題為“兩種危機的互動：十字路口的全球經濟 ”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