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楊念群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定 價：18.00元
談“五四”就像趕場廟會，不僅要就著五月四日這天去趕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個趕大集的日子。言論圈又該熙熙攘攘地熱鬧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幾句“五四萬歲”的客套話，卻要打著“學術”旗號來趕集就有很大難處，難在這集市須是以新鮮產品示人，如不識趣，一腳踏入其中就如趕科舉考場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來。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識，就該拿出個有資格趕此大集的理由來。詳細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讀者自會品評，不用我在此啰嗦。不過，既然趕集的人歷來如過江之鯽，近年名門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跡其中，還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否則剛踏入門就被亂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還沒了資格。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簡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評態度，交由讀者來評判我趕“五四”這趟集是否合法。
八股一：“五四”被當作一場單一的愛國學生運動，持此論者天真到覺得一天的事就能改變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個長時段的全方位革新運動。它的影響時間至少應拉長到20世紀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個面目猙獰的“反傳統”惡獸，罪不容誅，它必須為近代中國人所有欺師滅祖的行為負責?！拔母铩敝猩裣癖辉?，老師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禍。
我的回答是：歷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兒好漢這套“唯成分論”、“血統論”，豈不狠狠扇了自己一個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興國學的一個理由，遺老遺少紛紛借攻“五四”出氣，以批魯迅為時髦，遍地以“返祖現象”為榮，奇觀妙境一時無兩。
我的回答是：墮落到拿“五四”當國學的出氣筒，只能看出所謂“國學”的貧血和虛脫。
八股四：“五四”是“個人解放”的嘗試，如果“個人”得不到自由，就說明“五四”完全失敗，毫無意義。
我的回答是：“個人主義”是西方舶來品，不是中國骨子里的東西；我并非反對自由主義，但仍以為，“個人”自由學的像不像確是“五四”的目標之一，但絕非“五四”唯一的價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場純而又純的文化運動，是學術積累的大成，卻與政治無關。
我的回答是：這是故意躲避意識形態解釋的借口，情有可原卻于理不合，偏離了歷史的本相。學術文藝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誘發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風潮。其得失成敗雖見仁見智，卻難以回避。
以上是我今年“五四”趕集的聯絡圖，凡欲知我罪我者，請憑此圖。
（摘自《“五四”九十周年祭》書序）
（相關資料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提供）
正文選讀
1.3修正途徑：“五四”敘事的“社會史化”
“五四”思想的復雜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政治改革失敗的背叛?！拔逅摹边\動固然由新潮知識分子發起，但其變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說是脫胎于對晚清民初政局的思考。民初首要問題是如何面對清朝滅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國體政體，知識分子的眼光此時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現代政治黨派以應對上層變革的緊迫要求。但當時軍閥交替主導政權的結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滅，短短數年民初知識人中就已累積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機?！拔逅摹边\動的爆發從廣義上說就是對民主政治改革深陷危機狀況的一個回應，巴黎和會損害中國主權不過是內部政治變革連遭挫折的一個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敗誘發了知識分子對民族國家建設由憧憬幻想到絕望厭棄的悲觀情緒。正逢此焦慮時刻，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本來被奉為學習榜樣的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嚴重的勞資糾紛與貧富分化現象，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崇拜心理發生動搖，與上層“國家”改造相對峙的“社會”變革概念日益滲透進知識界并迅速擴大其影響力。民初知識人有一個從迷信國家制度的創生能力到崇尚“社會”改造思想的轉換過程。
1.4對“社會”的認知與“五四”知識精英的行動方略
其實，“五四”時期活躍著一批邊緣知識群體，這批人沒有如“五四”核心圈那樣顯赫的留學經歷和名牌學堂的出身背景，卻逐漸在邊緣地區集聚起了不小的輿論和行動能量，最后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革命的歷史走向。稍加注意，我們就會看到，從“五四”到“后五四”階段，知識群體一直呈現一種“核心—邊緣”的不均衡分布狀態，最初是一批辛亥的老革命家在厭棄民初政治變革失敗的悲觀氣氛里開始轉向了文化討論，一批留學歐美的知識人隨之把“五四”運動烙上了“思想文化運動”的色彩，他們以北京為中心，活動位置處于“五四”的核心地帶。無政府主義者在“五四”運動發生的一段時間內則一直游離在邊緣的位置，“社會革命”成為時代主題后他們才漸趨活躍。但由于其對“社會”內涵的理解混亂不清，導致其組織新型社會的行為缺乏可操作的實踐功能，最后難免流于失敗。而另外一批身處核心圈外的知識人則開始在邊緣地區集聚起了力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第一師范群體就是“五四”知識圈輻射范圍之內最外圍的網絡群體。
為什么說，這批人身處“五四”輿論圈的最外圍呢？理由是毛澤東一直與“五四”核心圈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因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和文化資本，毛澤東無法加入核心話題的討論，而是采取了冷眼觀望的態度。除了北大短暫的圖書館員生涯之外，毛澤東與“五四”運動的關系恐怕僅反映在他發表于《新青年》雜志上的《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毛澤東于此文中強調“精神訓練”與“身體鍛煉”之間的關系，認為“身體”與“知識”之間若發生關聯，必須經過艱苦的“體育”訓練才能實現。因為過多突出了行為實踐對心靈改造的范導意義，這套論述與“五四”核心圈單獨強調“倫理革命”的突出作用和個人覺醒價值的主流話語并不合拍。同時，文章的主要論點來源于中國的思想傳統，如采納清初士人“經世”實踐的方略，卻批評近代新式學堂教育中把“體育”形式化的模式，等等，更是不合時宜的論調。
既然缺乏“五四”核心精英的留學背景和高等學歷作為文化資本，毛澤東轉而采取發掘地方歷史傳統的方法以編織自身的身份網絡。他的基本思路是，以湖南區域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特殊位置和貢獻作為凝聚知識團體和組織社會動員的基本資源，比如他特別推崇如下史實：湖南從以往默默無聞的荒蠻之地通過平定“洪楊之役”一躍成為舉足輕重的區域，曾國藩等人就是利用親屬師友網絡來強化湖南人注重實踐的行事風格，此風格強調“知識”必須從躬行踐履的政治行動中得到驗證，否則必定勞而無功，從而為湖南邊緣知識群體在“五四”時期爭奪輿論位置提供了近代歷史依據。毛澤東早年參與“湖南共和國”獨立運動即與這種地方性的歷史情結常糾葛于胸中不無關系。青年毛澤東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比如他在岳麓山舉辦過“新村實驗”，但毛澤東最終選擇的行動方略顯然與無政府主義有了很大區別?！拔逅摹睍r期出現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組織，也有不少打出了實現“社會革命”目標的旗號，卻多在具體行動時不時表現出個人主義式的意氣用事，在各種理念的設計上過多依賴于西方的原創思想，卻很難與中國之實際狀況接榫，故總表現出幻想大于實際的虛夸狀態。
要謀取“社會革命”的成功，顯然不可以僅憑個人主義的書生激情論辯，而是必須以個人網絡的聯系為基礎，最終要超越個體的層面進入到高度組織的程序之中方能成事。加入其中的人必須受到超越個人之上的戒律和理想目標的強力約束，才能付諸有效的革命行動。當時“五四”的眾多社團中沒有一個組織符合這個要求，可能唯一一個例外就是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靶旅駥W會”的構成具有高度的同質性特征，會員均來自湖南第一師范，他們共享著近代湖南憑借對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實踐取得成功的歷史記憶，形成了獨特的地方責任倫理。不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極度厭惡各種類別的政治行動，“新民學會”不排除通過政治手段爭取社會平等和廣大民眾利益的實現，甚至不排除借助暴力手段。這樣就和馬克思主義具有廣泛世界意義的意識形態原則和組織戒律建立起了聯系，從而又能使之超越地方歷史意識和個人網絡的局限，在更高的準則上確認自己的奮斗目標。
“五四”知識人吸收的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是以消滅家庭作為“社會改造”手段的，這條路徑被社會主義者延續了下來，他們形成的共識是，中國基層社會的原有資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須徹底加以摧毀。其實，歷史經驗證明，“社會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鄉村的文化基礎是否能夠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轉換。因此我以為，“后五四”時期彌漫開來的“社會革命”風潮，其要義不在于遏止了個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徹底阻斷了鄉村文化再生的渠道，這才是“后五四”時期發生的最大悲劇之所在。
1.5 余論：“社會革命”得失談
一些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同樣意識到，現代官僚機構和教育體制對人性具有壓抑作用，比如毛澤東畢生都在批判現代學校與社會的隔閡不通，一生都想實現“社會”與“學?！毕嗤ㄏ嗳诘膲粝?。這讓我們聯想起當年他的鄉先輩左宗棠任書院教習時，不在屋內授課，反而跑到山里實地演練攻守進退之戰法的軼事，可見其思想與湖湘經世派有著多么微妙相似的淵源關系?！拔逅摹鼻昂?，毛澤東曾親自試辦自修大學、夜校、新式私塾等機構進行教育試驗。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學校里增加了務農務工課程，直至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均成為毛澤東持續打通學校與社會之隔閡的不懈嘗試。高等教育的專門化與社會知識吸取途徑的日益脫節成為毛澤東一生自青年時代起就揮之不去的夢魘。
問題在于，毛澤東的教育改革方略是建立在科舉制的廢墟之上的。在我看來，科舉制實際上是一個溝通上層體制與底層社會的篩選機制，一部分成績優秀者如舉人、進士被提升到官僚階層職掌上層政治事務，另一部分秀才、貢生等則被沉淀到基層組織網絡中擔當民間事務的協調人。這兩部分人又分別承擔國家的行政和地方自治事務，上層以官僚行政機構為依托完成職責，下層則以宗族等組織為基礎行使職權，依附在宗族系統之上的所謂“士紳階層”就像一條基層組織的輸血管，通過科舉功名的認同網絡相互連接起來，構成一種上下循環的良性系統。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鄉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才相對均勻地散布在地方上，成為基層建設的支撐力量。費孝通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曾分析過915個清代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發現他們從地域
分布上說，52.5%出自城市，41.16%出自鄉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鄉之間的市鎮；從省份上看，直、蘇、浙、魯、皖、晉、豫7省，鄉項百分比超過城項的有魯、皖、晉、豫4省。這些數字說明科舉制的運轉把大部分人才都留在了鄉村。這些人物中父親已有功名的和父親沒有功名的比例，城鄉雙方幾乎相等：城方是68︰32，鄉方是64︰36，說明士紳即使躍登龍門后也多能返本歸根，回到地方效力，再繼續培養人才?？婆e實際上不僅為官僚系統提供人才，還通過循環作育的環節，為草根社會籌備人才。所以費孝通認為中國士大夫對于地方事業的負責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中間階級為甚。
清朝滅亡后，科舉制隨之被遺棄，輸血管被強行阻塞，這套上下貫通的循環系統也隨之不復存在，不過在辛亥革命之后，盡管科舉制被取消，但基層系統的大部分組織至少在形式方面尚保存完好，沒有完全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作為“社會”的根基，其能否生存還有轉圜的余地，問題在于地方組織如宗族作為輸血樞紐的地位能否得以保留，成為社會變革是否合理的關鍵。然而，歷史卻走向了反面，在基層起著運轉樞紐作用的家族體系在“五四”時期被一致視為攻伐的對象，從無政府主義者的“家族有罪論”到社會主義者如毛澤東的“四大枷鎖”論，都把家族列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吧鐣锩币欢瘸蔀椤凹彝ジ锩钡耐x詞，在狂飆突起的社會革命浪潮中，“家族”、“宗族”以及士紳階層等都是首先被掃除的對象。
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對待鄉村傳統的態度上是一致的，國民政府致力于“上層政治改革”，對基層網絡包括士紳社會關系抱有維持現狀的態度，還試圖維系其原有功能，比如人們至今還津津樂道民國的內閣總理唐紹儀在辭去總理職務時跑到自己的家鄉香山縣做起了縣官。一些知識精英也主張保留鄉村中的家族制度作為變革的基礎，比如潘光旦就曾比較“民族意識”和“家族意識”，認為“家族意識”的發展不是弊端，甚至說真要有強有力的民族意識，非先有適當的家族意識不可，真正的民族意識是以家族意識為張本，而脫胎于家族意識的。潘光旦進一步論證說：“所以我們目下所求的，決不是家族意識和家族意識所由培植的工具的革除，決不是以民族意識完全代替家族意識；而是家族意識畸形的修正和這種工具的利導與限制，使不再教家族意識走上畸形發展的途徑。宗祠的制度在農村中心的社會里，自有它教育的、倫理的、經濟的效用，應在利導與限制之列，而不在取締與革除之列?！?/FONT>
然而，基層社會以士紳為治理細胞的組織結構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趨于崩壞，幾乎無法修復，城市的新型教育系統吸納了鄉村的大部分人才，卻缺乏有效的機制向鄉村反饋文化，城鄉人才循環系統被破壞，基層甚至處于劣紳惡霸當道的境況。面對此困境，中國共產黨則主張依靠發動基層民眾徹底舍棄傳統鄉村權力骨架，實現社會變革。這就等于徹底摧毀了士紳作為基層文化承載者的角色，卻又缺乏合適的替代者。毛澤東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試圖通過號召和強迫城市知識青年向鄉村流動的辦法，彌補基層社會在“士紳階級”消失后缺少文化資源的窘境。這種強行輸血的方法乃是不得已而為之，只有短暫輸血的效應而無造血的能力。他沒有意識到，城市知識青年所接受的現代學校教育是西方式的專門化教育，與基層的傳統教育毫無關聯。他的構想是一方面通過城市向農村進行政治輸血，另一方面又想通過“上山下鄉”運動使城市知識階層擁有日常勞動的特征，顯然還是延續了無政府主義時期企圖建立“社會組織”新式職能的預想，但卻因無法與鄉村傳統進行有效銜接而歸于失敗。
2.3 “文化”作為一場新興運動是如何出現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邁向現代社會的嘗試，與以往中國早期現代化運動的一個最大區別即在于，它無法對象化于任何一個“政治軸心”來定位自己的象征身份。以往的運動如洋務運動（經濟變革取向）、戊戌維新運動（制度變革取向）的著眼點，都放在對“政治軸心”進行有效的修補與調整上，這種調整的前提是對一系列既有歷史文化原則的基本確認。曾國藩曾言：“彼外國之所長，度不過機巧制造，船堅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禮儀，安有政治之足言?！?曾氏對中國基本禮儀價值的認同，說明文化可以規定出政治合理的程度，同時也喻示出文化與政治不可離異的聯動關系。
戊戌時期的制度改革仍然借用了“公羊三世說”甚至兩漢的讖緯學遺統，基本政治目標乃是借助光緒皇帝這個政治軸心作為象征符號推行變革，這恰恰深刻反映出了政治軸心與“道統”支持之間不可分離的關系。而“五四”時期則情形大變，“五四”知識分子已不能從既有的政治中心資源中獲取任何制度與符號的支持，相反，“五四”學人恰恰是在反對政治幫閑的抗議聲中開始步入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的。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擺在了一個相當矛盾的地位上，其表現是，他們既要在失去政治軸心的情況下重估乃至批判傳統文化的作用，又要采取以文化衡量政治的傳統形式去重構中華民族的現代精神，同時又想通過文化批判建設清明政治。
2.4 東西文化之爭如何演變成了“歸約主義”的游戲
把政治建設問題歸約為文化的作用，再把中西傳統文化問題進一步歸約為本質性的“時代精神”的較量，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極其鮮明的特點，這一特點形成了“五四”時期的一個邏輯悖論?！拔逅摹毙挛幕\動的根本出發點帶有極其實用化的目的，它的終極目標是摧毀束縛中國人思想的舊道德、舊倫理與舊思想。發起這場運動的不同知識群體的初衷雖然各異，但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認為這是一次單純的文化革新運動，而是受隱于其后的政治救國動機和目標所支配。盡管如此，由于早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基本采取了疏離以國家建制更新為主體的政黨政治運動，使得對民主的討論缺乏實際制度設計和運作的支持，而變得十分空泛脆弱。與此同時，以“科學”為標識的中西文化論爭，也并沒有扣緊國家建設需要的政治設計取向，而是越出了民族—國家政治設計所規定的言論范圍，在更為廣泛的世界分野中獨立確定了自己的文化比較單位。這種比較由于其更加抽象而學術化，從而疏離乃至違背了一部分人以文化問題的解決為救國之途徑的初衷。這就是為什么在“五四”后期，已有相當一部分青年再也不滿意用這種知識類型學的方法尋究問題的方式，轉而尋求更切合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的緣故。
3.4 邊緣政治的鼓動者與地方歷史意識的重構
毛澤東在建立一師學友人際關系網絡時，充分利用了湖南人遺留下來的地區性歷史意識，并以之作為區分自身組織與以往政黨政治勢力的中介手段。他始終把湖南視為一個十分孤立的政治與文化區域，并明確主張湖南作為一個政治單位應該和北京脫離關系。因為民國政治猶如清末一般已經壞透：“我看此際尚未壞到極處，我們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壞度，卻盡可不必替它減少壞度，我們最好采不理主義?！闭尾皇强梢圆徽?，但值得談論的是地方政治而非中央政治，“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大略觀之，以上論調與“五四”核心圈對政治的厭棄情緒幾乎沒有什么兩樣，可是毛澤東話里行間的深意，并不在于對“中央政治”的疏離，也不在于對舊式政黨政治的抨擊，而在于談論政治應有一個十分清晰的區域界定，“吾人主張‘湘人自決主義’，其意義并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乃以在湖南一塊地域之文明，湖南人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不敢辭亦不能辭”。也就是說，只有據以湖南之地，“自治”才有可能發于先聲，達致成功。毛澤東這份自信源于湘人獨特的歷史情結，源頭可溯至晚清亂世煙云造就的文化積淀，而并非簡單的政治功利選擇論所能解釋。
4.2 個人修養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如果繼續身份認同的角色觀察，“五四”時期的毛澤東基本上不認同于“五四”核心圈中有歐美訓練或世家背景的教授們所構成的新“士林哲學”，這套“士林哲學”大致由以胡適為代表的強調原子式個人價值的自由主義傳統，和與文化托命為目的的新保守主義為基本構造。毛澤東終其一生幾乎都在拒絕認同于近代以來形成的專門化精英教育，頑強抵抗著現代化機器制造出來的各種肢解中國基層區域傳統的制度化體系。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知識傳統是一種公共社群的產物，教育是整個社會實踐程序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是不應該被精英化的。與之相關，學校教育如果不與家庭、社會的改造相勾連，就會產生兩種問題，一是由于家庭之人無知識，學生在學校所得到的知識就會“一則被融化于家庭，造成一種孝子順孫新舊雜糅之鄉愿。一則與家庭分張”；二是社會中的分子無知識，在校學生同樣會“或為所融化，或與之分張”。結論自然是：“故組合改良學校教育，而不同時改良家庭與社會，所謂舉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泵珴蓶|的這一思路比較吻合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正是試圖通過摧毀制度權威，改變個人習慣以重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其區別僅在于毛澤東沒有把這一觀點推至極端，以至于達到取消國家設定的現代化目標的地步。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在北大居留的短暫時間中也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其中通過個人習慣的改觀達致社會生活方式變化的理論。但是如果細究毛澤東早期思想的深層脈絡，地方歷史資源的滲透還是相當重要和明顯的。
4.３ 地方性責任倫理與社會組織的建構
總結而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后五四”邊緣群體的崛起，逐漸改變了“五四”時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壟斷格局。同時，邊緣意識的形成與拓展，通過世界范圍的社會革命潮與區域傳統的喚起相結合，為邊緣知識群體抗衡“五四”核心圈的學院派文化啟蒙意識形態積累了相當深厚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網絡力量又通過高度同質性的社會組織得以強化，最終使區域意識放大為足以和主流思想抗衡的強勢力量，歷史傳承的影響與文化論辯的功能也漸漸為無孔不入的組織力量所替代。由此為契機，“五四”啟蒙的路向被徹底轉換了。
最后需要略加辨析的是，作為“后五四”時期邊緣代表人物的毛澤東，其思想發展的前后變化異常復雜，其前期一度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傾向于以個體為本位處理社會問題，但這種個體本位哲學與近代自由主義哲學并無關聯，其終極目的是確立個人在具體的社區網絡而不是籠統的國家理念下的位置。同時應予注意的是，毛澤東身處邊緣位置和進入權力中心之后的思想表述是完全不同的。在邊緣地帶，他往往表達的是借重地方歷史資源形塑自己反“五四”核心文化討論之形式主義策略的形象，強調以社會資源作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緩沖力量；進人權力核心后，則突出強調個人、社會與國家的一體化取向，強調社會與個人對國家整體目標的服從。當然，這一取向仍與其早年形成的融家庭、學校與社會為一體的激進主義思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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