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針對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你認為本次倫敦20國集團峰會應該做些什么？

弗里德曼：我認為解決經濟危機的主要途徑不在于20國集團峰會的組織方，而在于參與20國集團峰會的這些國家。我知道中國經濟正在堅定地向前發展，一些歐洲國家也正以更快于別國的速度向前發展。但我并不認為20國集團峰會有能力影響和調整我們所需要的經濟政策方針。

記者：但是現在的一些參會國正在討論協同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法。

弗里德曼：我認為這種協同行動可以實現的成果十分有限。我們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是，在全球范圍內，我們要保證各國不要只為自己考慮，不至于陷入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在過去對全球經濟的傷害很大。利用諸如20國集團峰會這樣的場合，時刻提醒我們自己注意貿易保護主義純屬有害無益，也是個不錯的辦法。在美國，我們已經在采取措施，例如制定經濟刺激方案，美聯儲也在不斷地以大刀闊斧的政策刺激經濟——當然是在監管政策的框架之下。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優化銀行體系和決策過程。在這些方面，我認為20國集團峰會能發揮的作用不大。

記者：你剛剛提到了美國的經濟刺激方案。然而美國政府在此次峰會之前提出，參會國各自拿出GDP的2％，作為全球經濟刺激資金，這個方案遭到了德國和法國的反對。你認為我們是否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這會不會犧牲我們在其他方面的努力？

弗里德曼：我認為，如果歐洲能從一開始就在監管政策和財政方針上積極一點，全球經濟就能得到更大的幫助。如果本次的20國集團峰會能夠推動它們采取行動，那么這次峰會就發揮了作用。但是公允地說，美國已經做得不少了。世界各國都在努力行動，一些比美國更為積極，比如中國，從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來看，中國的經濟刺激方案比美國的方案規模更大。但還有一些國家動作比較慢，比如歐洲國家。但我不認為談論這個問題，就會讓人們覺得手腳受縛。

記者：你是在批評一些國家在應對經濟危機時過于遲緩，過于保守？

弗里德曼：世界各國千差萬別，僅僅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我們一眼就能看到存在巨大的差別，因而適用于中國的政策未必適用于美國，而美國的方案拿到中國也未必行得通。歐洲各國有自己的問題需要解決，它們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果讓我提建議的話，我建議它們更加積極地應對自身經濟的嚴重下滑，但實際上的決策權掌握在它們手中。

記者：有一些參會國呼吁把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本次20國集團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你覺得這樣的改革應該如何進行？

弗里德曼：IMF已經在籌集資金來幫助遭遇壞賬與債務問題的國家，我覺得這很好。改革IMF，這個概念比較模糊。關鍵問題是，IMF應當發揮什么作用。幾年之前，人們都沒預見到經濟危機的到來，于是很多人都在討論IMF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有趣的是，這樣的討論在今天已經無影無蹤了。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各國都需要采取行動應對經濟危機，有的國家可以靠自己，而有的必須借助IMF的幫助。所以IMF存在的意義，在現在變得更大了。而IMF的改革，這個概念還是比較模糊的。

記者：人們在這方面的爭論在于，應該讓諸如中國、巴西、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在IMF中發揮更大作用，這也意味著美國和歐洲可能得做出讓步。

弗里德曼：我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像中國這樣的能夠為IMF提供更多資金的國家，如果想要正式或非正式地獲得更多的發言權，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美國如果在未來不再是IMF的最大出資國，那么美國的發言權也應該弱化。

記者：近期《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信貸和資金貸款方面，IMF仍是個墨守成規的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IMF甚至被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視為不守信的機構。你對此如何看？

弗里德曼：在1997年－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IMF總是把各國出現的財政失衡歸咎于其自身的過度支出、過度借貸或者過度的經濟刺激?，F在我可以斷言的是，在一些情況下，IMF是對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否。我認為IMF的最大問題是他們不去區分和辨別借貸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的根源，無論根源如何，都一味地指責借貸國。IMF的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是大家的共識。我對IMF的未來持樂觀態度，相信他們不再會輕易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借貸國自身。

（本文采訪者為中央電視臺記者周雨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