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中國經濟還是“形勢一片大好”，但貧富階層差別明顯擴大。針對社會上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而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的問題，經濟學家茅于軾提出，應當“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由此引發了激烈爭論。

回頭看這些爭論，相信更多人會理解茅于軾的感言和敢言。窮人需要解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更緊迫，不是說幾句漂亮話就能救人于水火，而必須多給他們辦實事、好事，給他們以實惠。

反過來，在有著較深仇富心態的社會里，富人更需要理解，需要有所辯護，才不至于貪得無厭、為富不仁，他們已是既得利益者，各方面都不必上趕著多替他們辦事，否則只會加大貧富分化，讓窮人更加仇富，讓富人更難心安。

貧富差距的問題，存在于中國，更橫行于世界，不僅分裂各階層人群，也讓富國窮國冰火兩重天。從更高的視野看，中國的難題，也就是世界的難題；同樣，那些能夠縮小全球貧富差距、推動富國和窮國共發展的策略，也會對中國求解貧富差距拉大的難題提供啟示。

今天的全球經濟，仍然是春色不足，中國增長也變得艱難，如何盡快走出衰退困境？4月2日在倫敦舉行的G20峰會上，各國首腦都經歷了一次智慧考驗。我們注意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立場差異明顯，各自提出的渡過難關路徑很不相同，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員，作為今年全球增長的發動機，替誰說話，為誰辦事，更是引人注目。

中國顯然不愿主動替發達國家說話，所以周小川不支持歐盟倒美元，我們提出的一系列主張，明確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這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基本策略，似乎無可厚非。就像在國內政策指向上，政府也總是要多為窮人說話，推動社會和諧，似乎同樣無可厚非。

但正如我們已經論述的，對于窮人和窮國，與其多說，不如多做；反過來，如果能多為富人和富國說點話，讓他們更有理由和動力多做些事，對各方面都將更有利。

比如當前中國面臨的保增長挑戰，在我們看來，不能只靠“家電下鄉”來刺激相對貧困者的消費潛力，而必須鼓勵相對富裕階層敢于多消費，愿意高消費，讓他們為經濟復蘇多做貢獻。

同樣，面對全球性經濟衰退，只盯著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潛力，也是靠不住的。今年中國有可能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60%以上，但中國畢竟只占全球GDP總量的7%，要想靠如此單薄之力救世界于水火，顯然很不現實，對此我們要清醒，不能高估中國的價值。

今日世界，仍不是發展中國家的世界。G20作為一個整體，占全球GDP的85%、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其中占比最大的，仍然還是那幾個發達國家。如果沒有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真實復蘇，不靠這些有充足消費能力的富裕者重新活躍起來，全球經濟的未來，必將更加險象環生，中國經濟最終也會深受其害，不可能長期獨善其身。

借用“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道理，在應對當前全球經濟挑戰時，我們自己，以及IMF、WTO等國際經濟組織，是否也應當多替發達國家說話，多為新興國家辦事？特別是要推動富國承擔應有的責任，避免保護主義從貿易向金融方向蔓延，想方設法擴大富國的對外投資與消費需求，讓窮國分享經濟增長，這樣才能推動全球經濟盡快走出衰退。

我們的主張，是基于貧富兩極分化產生的必然性，以及為解決兩極分化而必須選擇的恰當路徑。從常理上說，在鼓勵效率與競爭的市場環境里，貧富差距的出現是必然的，在一定時期里，貧富差距拉大也不是一件壞事。這也就是鄧小平所總結的，只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產生示范作用，從而鼓勵、帶動更多人走向共同富裕。

在國與國之間，也有類似的道理。因為歷史原因和資源稟賦不同，各國在發展階段上一定會有差別。在全球協調機制不合理的情況下，富國與窮國的差距也會不斷拉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窮國會永遠貧困下去，中國在最近30年的崛起就是最好證明。

但我們要強調，不同階層和不同國家之間的發展失衡，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對這一必然性，與其感到憤怒，不如以平常心對待。因為歷史還表明，失衡并不是最終結果，在恰當機制的推動下，失衡會逐步走向均衡，并再度失衡，再趨均衡，這是一種循環。

當然，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國家也各有利益訴求，因此在從失衡走向均衡的過程中，我們不能指望富人良心發現，富國自覺行動。但用某種機制強迫富人行善，富國施救，也很難行得通?？赡艿慕鉀Q之道，恐怕是讓富人和富國逐步認識到，不解決失衡過度的問題，自己的利益也會受到影響，這樣富人和富國就會有所作為，避免貧富差距過度拉大。

從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上看，發達國家對新興國家的幫助，的確已成為他們自身發展的需要。任由窮國更窮，國與國仇視對立加劇，戰亂與動蕩四起，富國也很難更富。這些道理并不深奧，歷史經驗和教訓也有很多，但從G20峰會期間各方面的溝通與博弈來看，政治家們的任務還很重，需要超越的約束還很多，需要展現的智慧與遠見還不夠。

為富人和富國多說點話，讓大家多為窮人和富國多辦點事，這是世界的難題，也是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