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5日上午，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主辦的“《高效國家的習性--對中國的經驗與教訓》”分析報告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分兩個階段舉行，第一階段由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致開場白，《新聞周刊》特約評論員秋風先生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馮興元副研究員做了題為《高效國家的習性報告：對中國的經驗與教訓報告總體介紹》的報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做了題為《中國發展的問題、挑戰與政策清單》的報告。第二階段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馮興元副研究員主持，文化部藝術研究中心劉軍寧研究員做了《經濟自由與高效國家》的報告，《新聞周刊》特約評論員秋風先生做了題為《司法與經濟發展》的報告。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郭玉閃等學者做了評議。

馮興元：高效國家的習性報告：對中國的經驗與教訓報告總體介紹

毛壽龍：中國發展的問題、挑戰與政策清單

劉軍寧：經濟自由與高效國家

秋風：司法與經濟發展

毛壽龍：大家知道，世界上分好幾類國家，有一類國家資源不是很多，人口素質可能相對高一些。綜合各方面來看，不是很有優勢，但是卻發展得很好，在同一個國家內部，道理也是一樣的。有一些地區沒有什么資源，也沒有什么土地，可能山清水秀但是資源很貧乏，發展的基礎非常不好；對不同的人來講也是一樣，可能小時候很窮，本身發展的基礎很不好，但是經過努力我們發現他們后來都發展得很好。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很多人都會研究其中的因素，發展經濟學，發展行政學，或者說發展政治學，有關發展的學問應該說是當代社會，最近五六十年大家一直所關心的課題。

最早的時候大家發現資源好的國家發展相對來講比較容易，這是一個假設，但是后來發現資源越多，既使是發展的話發展也不是很好，比如說像迪拜，什么東西都有，最好的賓館，世界超豪華級的賓館也有，那么熱的地方居然還有室內的滑冰場，但我們并不認為迪拜是世界發展的榜樣。后來又有文獻說資本是很重要的發展因素，但后來發現很多國家不是沒有資本，而是沒有把資本利用起來。因為像土地這種東西全世界差不多的，有的地方土地非常差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有些地方土地非常肥沃卻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有的地方水很少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比如以色列水資源甚少，有的國家水資源非常的豐富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有的說人力資源很重要，有人說基礎設施很重要，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很重要。今天的報告強調不是從理論上去研究這個問題，而是從實證的角度看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我們稱之為高效國家都有什么習性，好像我們高考之后會邀請高考狀元給大家講講為什么會考得那么好。我們會發現他們有一些習性。比如說他們肯定不會懷疑說我要好好學習，還是不要好好學習，或者好好學習以后，長大了會不會有工作？如果一直懷疑長大了沒有工作怎么辦，考試考好了沒有工作怎么辦，或者高分低能怎么辦，如果有人有這樣的懷疑，一般來講不可能有好的成績，或者說上學的動力不是很足的。

第二，無論天賦好壞，條件好差，努力用功，努力工作的，能夠抓住機會的都是好的。發達國家也是一樣的，你可以看到他們致力于發展的動力一直是很強的，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從各方面努力，都是沒有任何疑問的，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發達國家都表現出相似的習性。到底情況怎樣呢？第一階段先請我們這個報告的核心組織人員馮興元博士介紹一下這個報告。

馮興元：謝謝大家?？傮w介紹一下這個報告的組織情況和主要的內容，這個報告是法律評論項目，名稱叫《高效國家的習性》，撰寫一系列的分析報告。最早的是《高效國家的習性對南非的教訓》，撰稿人是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叫列昂(Leon)寫得非常的精彩，還有中國的國別報告，印度的國別報告，都是基于南非與世界各國的比較。中文的版本主要執筆人是我，我們是基于列昂·洛夫的那個南非報告的版本，其他執筆人包括毛壽龍、克堅、李華芳等。協作單位有國際政策網絡，在倫敦（IPN），還有法律評論項目（LRP）。三個報告中心的問題是回答為什么一些國家成為高效國家？或者是成功國家？為什么一些國家成為失敗國家？報告里面講到，一個是贏家，一個是輸家。南非的報告里面發現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就是法治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國不是法治社會，還在搞依法治國，依法治稅，可能還要依法治人。法律的制度跟法律的治理是不一樣的，中國不是法治國家，但是法律治理對中國到底有什么影響？這個報告的分析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對中國經濟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但是表現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比如說中國對產權采取選擇性的保護，這種保護有利于大量吸收外資和調動國內市場力量，以實現中國長期高速經濟增長，也提供了執政的合法性。這種選擇性的產權保護作為特殊主義的手段，和其他的有利政策一起成功地使中國成為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的國家。但是在一些領域的選擇性產權保護，意味著是選擇性的產權破壞或者不保護，導致中國存在大量的死資本，很多資源不能被有效利用，勞動力、土地、資本，不能保證朝著更高回報率，甚至最高回報率的方向通過市場配置。其結果是使大量死資本不能變為活資本。

下面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不再進一步實質性地轉向普適主義的產權保護，還是繼續搞特殊主義的產權保護的話，選擇性的產權保護的話，中國能不能更上一層樓，成為一個高度繁榮的國家？我們可以回顧楊小凱跟杰佛瑞·薩克斯等幾個人寫的一篇文章，即中國的迄今為止的轉軌是技術轉歸，學習西方的技術，這使中國的生產力得到了解放，但這種解放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要提高一個層面的話，要實現憲政轉軌。還有林毅夫與楊小凱的對話，楊主要是講技術和憲政轉軌，林毅夫好像沒有對上去，不是在一個層面上對話。我是比較相信中國的體制改革（迄今為止的體制改革）空間已經越來越窄了，不進行憲政層面的改革的話，有很多的體制因素，現有體制因素已經影響到我們進一步提高人均GDP。

這個報告的研究思路是比較了很多國家不同的政策和政策組合跟經濟自由、經濟增長統計上的顯著性?？梢钥吹浇y計顯著性的比較不是說針對某一個國家，是針對幾組國家，把國家分成四組然后進行計量分析和數量分析得出的結論。這是總體上可以看到哪些政策是成功的，哪些我們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重要。比如這里面有一個文化，文化重要不重要？溫州模式的文化重要不重要？蘇南模式的文化重要不重要？中國的傳統儒教文化重要不重要？可能都重要，但也可能會阻礙。中國的文化跑到日本跟現代化就沒有沖突，日本是中國的部分傳統文化加上西方文明實現了現代化，可以看到一個很好的政策組合就可以打破文化可能造成的障礙。文章里面還有幾頁講所謂的非因子，即不是決定性的因子，把我們的很多誤解可以打破。

高效國家有一個總體習性就是反統制主義，促進經濟自由。統制主義即dirigisme，不同于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全盤的計劃管理，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由市場配置，統制經濟在社會生活和經濟過程各方面進行政府干預。比如說限制化肥的價格上限，糧價要壓下來，同時讓政府提供補貼，等等手段都是統治主義的做法。比如要促進出口，搞出口退稅，限制進口。只要是國內有的，大量進口的企業以前都是國有進口企業，政府一句話有些就不進口了。減少統制主義的益處，南非94年轉型以來歸功于減少統制主義，94年以來經濟增長是比較好的，如果南非保持并強化該政策方向，將實現超過6%的增長率。德國建國之初（聯邦德國），當時有兩種選擇，一是選擇計劃經濟體制，二是選擇市場經濟。但是當時戰后一片廢墟，我們知道越窮的地方往往越傾向于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德國當時也是這樣，很多人主張搞計劃經濟，有很大的輿論壓力?？墒堑聡牡谝蝗谓洕块L艾哈德頂著壓力選擇了市場經濟，實現了“經濟奇跡”。這個“經濟奇跡”是加引號的，為什么？因為按照列昂•洛夫的觀點，有這么多好政策發展中國家都可以選擇，但你就不選，所以你不實現經濟奇跡反而是一個奇跡。所以發展中國家好多問題都是需要自己內省和檢討的。、德國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初是非常有活力的，但是德國現在高度的福利國家和統制主義色彩已經非常的嚴重，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市場管制和社保的負擔。當然德國的勞動生產率是比較高的——不過我們提到勞動生產率這個概念還是應該慎重，因為它意味著總產出除以勞動的投入，這個指標是有問題的，所有的貢獻都來自于勞動是不對的。產出的貢獻至少來自三個部分，一個是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企業家精神可以歸類分開放在里面的。中國的情況是逐步放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這個過渡還沒有完成中國就快速走向統制主義經濟，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國家主義、統制主義和民粹主義這三大主義壓著自由經濟主義。

反統制主義實際上是促進經濟自由，我們看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與人均收入的關系，我們世界各國分四部分，一個是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最低的國家，還有其中兩類，最高的國家人均收入也是最高，26000美元，最低的國家才3300美元，這是四個國家的組別按照經濟自由度劃分的。經濟自由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濟自由度最低的組別國家經濟增長率最低，跟其他三類國家相比是最低的。我們看中國的經濟自由與經濟增長，我們的資料來自于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報告》，中國的經濟自由與經濟增長，GDP增長率都是比較高的，2006年是11%，得分指數是比較平的，從5.98到6.17，總體有所增長，跟我們平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們的感覺是0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是下降的，因為中國的民粹主義做法，包括社保管制增加——盡管對雇員有好處，但對企業活力是有損害的。勞動力市場管制程度急劇增加，但是總體說還有一些進步，比如《物權法》的頒布，還有《競爭法》。但是這兩部法律還是有一些問題，比如《競爭法》規定了國家控制的幾大產業，是受競爭法，反壟斷法的豁免，這是不對的。因為反壟斷法也要反國家的壟斷，國營企業的壟斷。

再來看世界范圍內援助與增長的關系，第四類國家即接受援助水平最末尾的四分之一國家增長率最高，接受援助水平最高的四分之一國家增長率最低，這說明什么呢？要使援助成為正向的激勵，就必須把援助施予不需要繼續援助的國家，援助越多增長率越低。我們要搬到中國的語境里面來。四川有一個縣150萬人口，是農業大縣，在資陽市下面，地方財政收入05年才8000多萬，轉移支付6億，但它還是低。不說低增長吧至少也是低收入的縣，很多這樣的縣就變成了書里面叫做“援助綜合癥”。即不能通過單純的轉移支付援助來真正養成自我造血的功能。沒有自我造血功能，何來持續的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窮國如何學習國際經驗？這是報告里面講得比較精彩的。對于經濟增長來說，重要的是高增長國家而不是富國的特征。富國怎么樣你現學沒有用，比如德國勞動力市場管制，規定得很好，如果一個木料加工廠要雇一個新的女雇員的話，必須把廁所分開，分男女廁所才可以雇一個人，法律很齊備的。但是富國和窮國情況不一樣，窮國這樣的話工人就沒法雇了。德國木料工廠主本來雇了兩三個男員工，想雇女員工由于法律規定要加廁所就沒有雇。

從那些很久以前就成功的國家獲得的東西，是他們現在做的，而不是他們成為成功國家以后所做的，就是說現在富國的一些做法，我們要看他是怎么成為成功國家的過程。決策者應該派遣事實調查團到那些更不發達但高增長的國家，如果派遣到富國他們應該只會見歷史學家，特別是經濟史學家，這些人才能為窮國提供指導，因為他們才知道富國在發展階段采納的是什么政策。哈耶克也講，窮國負擔不起富國的政策。哈耶克講，如果窮國引入富國變得貧困后采取的政策，那他們就犯了嚴重的錯誤。唯有富國才能承受和負擔得了復雜的控制體系和高稅收的高成本，如果窮國要追趕必須走不同的路。

另外還有很多非因子，非因子指的就是跟增長沒有必然關系——盡管可能對某一國家或地區有關系，但是從總體的計量分析來說，統計學的顯著性不大。其中有一條就是“殖民遺產”。比如有人說香港、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等這些最繁榮的國家過去都是殖民地，還有人說中國的鴉片戰爭被迫開放了沿海城市，這些城市后來都是最繁榮的。但是實際上很少有國家從沒有當過殖民地，計量分析認為在殖民和繁榮之間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很多其他國家通過其經濟政策改變了落后面貌，不一定要靠殖民。當然有的殖民地有時候留下民主體制的框架，這個還是有用的。

窮國跟富國，在這樣的表上，人均收入富國很高的點數比較少，大量的是窮國，可以看到窮國經濟增長有很高也有很低的，這樣形成了漏斗狀，說明誰都可以實現經濟增長，看利用了什么可支配的因素。包括政策。富國只是一部分，窮國增長快的也多，衰退快的也多，富國都比較穩定，衰退和增長的量都不會很大。軍隊對法庭的干預，在全世界范圍內，軍隊對法庭的干預對中等收入國家和次撒哈拉非洲的干預很高的。對海外賬戶的控制，管制和賄賂，這兩組國家也是非常高的。因特網費用也是很高的。法律治理是關鍵因素，法治跟人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法治與腐敗，最高的分五個組別的國家，法治程度最低的腐敗最嚴重，中國可能是在最低或者第四的行列。剛才講到經濟自由對經濟增長財富是正相關關系，財富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是正相關關系，財富讓一切變得更好。有些人提出疑問，中國的財富增長，環保質量變惡劣了，食品安全也差了。但是這還是跟政策有關，政策沒有搞好?，F在財富增長了，我們恰恰能夠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兩個方面看問題。計量分析的結果是越富裕越快樂，但富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快樂是不會再增加的，增加得比較慢，到上面是一個漸近線。

經濟自由度與最貧窮的10%人口的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同樣把國家分成四組，最低自由度的國家組別，人均收入，最貧困10%人口的收入水平是900美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四分之一國家組別，最貧困10%人口收入是7000美元。為什么只關心收入差距會有誤導性？為什么很多人講收入差距大，這是不成功的標志，經常受到指責？可是為什么只關心收入差距？報告里面做了計算，富人收入1萬美元，增長率是10%，年底總的收入1.1萬，窮人最后一檔，收入100%，增長率1000%的話，就是1100美元，可以看到只講收入差距是沒有道理的，要關心的是窮人有沒有機會去創造財富，富人有沒有機會去實現創造更大的財富，因為財富創造出來，富人是不可能一個人享受的，財富是大家的。全人類創造財富富人只能消費一部分。在經濟增長里面，增長與資本形成是正相關關系。但是可以看到我們平時講教育多重要，但是總體的全世界國家分析的話，教育預算支出與增長是一個平線，是不相關的。很多政策性因素能夠促進增長，單純教育預算支出不重要。這就是經濟學的方法，不能憑腦子想重要，實際上的結果是不重要。跟增長沒有關系的一些因素，不相關的因素是哪些呢？年齡，援助，殖民主義（殖民地和殖民者），民主，教育，歷史，基礎設施，領導，自然資源，政治意愿，保護主義，種族，宗教，資源，規模，地區，人口規模，貿易，福利，職業倫理。這里面包含了一些文化因素。這里面有一個亮點是加速效應，無論哪一個起點上，如果推行更大程度的經濟自由政策，就會獲得豐厚的獎勵，就是說財富創造就多，國家或者地區可以共同享有的財富就多，如果偏離這些政策組合，就可能會迅速的急劇衰退，無論是處于高點還是低點，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就非常的重要。一個例子中國和津巴布韋，中國以前起點很低，但是最近30年發展很快。津巴布韋是非洲比較富有的國家，現在艾滋病感染率是35%以上，是非洲最窮的國家之一，所以說政策組合很重要。

中國的增長因素，講現在的問題和挑戰，對中國的政策建議清單那是毛教授的事情，我在這里講中國30年做了什么。適當的經濟政策是中國重要的增長因素，每個人的企業家精神還是很厲害的，政府的適當經濟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改革最初推行承包制，盡管是民間自己采納推行的，后來政府承認推廣了。包括選擇性的幣值穩定，逐步的引入私人產權，引入市場競爭，地方政府的競爭，逐步開放市場，強化企業責任，誰投資誰承擔責任，對內、對外經濟政策的相對前后一致和連續性。

初始條件有一些是非因子，在中國至少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剛才講的非因子的意思，我有好的政策是不利的條件也可以克服的，有利的好的條件就能夠更好的利用了。文化因素也是一樣的，謝謝大家我就講到這。

秋風：下面請毛教授談一下中國的問題。

毛壽龍：謝謝秋風。這個題目是馮興元起的，我一般擅長講微觀問題，講故事之類的，這個問題因為是非常宏觀的問題，剛才馮興元已經列了一些清單，包括他的經驗與相關的措施，后面也會列一些相關的清單，肯定會有很多遺漏的，我先講一個故事。

大家知道中國有很多地方很發達，現在發達到已經不可思議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是義烏，我已經去過三次了，每次去都有很大的收獲，義烏人在浙江人眼里是干什么的呢？最早的時候沒有地，地很少都是丘陵地區，最早是挑著擔子在浙江地域范圍內跑來跑去，因為中國小孩子沒有什么吃的，當時喜歡吃糖，那個時候還用糖票。義烏人發現有這樣的有效需求，他們挑著擔子把麥子做成麥芽糖，賣給鄉下的小孩，可是鄉下的小孩他們沒有錢，怎么辦呢？鄉下小孩喜歡穿塑料鞋壞了又沒有好用的，就給他，還有牙膏皮可以回收的，破塑料鞋和牙膏皮就充當了貨幣，也是物資回收，這是很辛苦的。這個擔子挑著挑著他們發現如果放在本地也是會有人去買的，因為市場規模擴大了，剛開始政府認為這是投機倒把總是打擊，義烏人總是想出很多逃避政府打擊的辦法。后來政府覺悟了：這幫人看著是投機倒把但是解決了很多問題，80年代初改變主意了，能否搞一個市場？把這些人弄到市場，后來一個市場不夠搞了好幾個市場，發展到現在義烏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國際商貿城，義烏這個地方沒有戶口優勢，什么叫戶口就是在那個地方登記能夠享受當地的福利，義烏沒有什么福利，但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過去，吸引人才因為戶口沒有什么限制，不會吸引博士去，也不會吸引碩士去，也不會吸引中高級職稱，全世界去的不是必須是外國專家才可以落戶，結果吸引了一百多萬人，是商業機會把他們吸引過去的，是更好的生存環境和投資環境把他們吸引過去的。義烏人一下子顛覆了很多理念，比如“農村戶口是沒有用的”，在義烏現在看來農村戶口是最有用的，你要非轉農比登天還難，因為非轉農的話有一個宅基地，宅基地大約就值200萬人民幣，還不包括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果有土地做一些開發，會有土地入股，每個月有紅利可分。義烏的經驗發現我們原來的計劃經濟把城市戶口當做吸引人才，通過政策建立的尋租機會變成去吸引人才，吸引投資，以此來發展本地經濟的政策，實際上都是無效的。但義烏恰恰是有一項政策，不管學位多高，不管什么膚色，不管會說什么語言，只要給當地能夠帶來投資機會，發展的機會，在當地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而且還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務。

這使我們思考中國發展面臨什么問題，面臨什么挑戰，新的思維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政策清單。根據這個小故事我們看中國發展的經驗是什么？第一，是自由的增進，給人以更多的自由，比如消費自由，吃糖要糖票，吃糧食要糧票，現在都沒有了。更多的是遷徙自由，原來是哪住就有戶籍，后來憑身份證可以到全國闖蕩，可以住在外地既使是沒有戶口。還有個人發展的自由，大學畢業生有擇業的自由，農民以前種地，現在的農民不種地了。過去農民種地要交公糧，現在不交了還可以拿補貼，現在的農民不種菜，自己買菜吃，現在已經不是農民了?，F在大學生就業難，但是如果恢復到80年代，只要沒有工作政府都分配一個，而且是強制的，你要選擇分配工作呢，還是愿意自己找工作呢？我想大多數人都喜歡自己找工作。更重要的是不僅給人自由，給經濟資源以更多的自由，各種各樣資源開發的自由，私人企業資本方面的自由，自由的增進是中國發展的根源。義烏的政府管制是相對比較少的地方，尤其是對人才的管制，對經濟資源的管制，對企業的管制是最少的，所以發展是最快的。應該說是中國縣級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奇跡。

第二，農村經濟改革是普遍的，農業的產權和經營自由，城市也是一樣的，城市經濟有更多的發展自主權，我們看到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發展選擇，包括社會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各方面發展，包括有限政府、政府職能轉變，公共管理以及服務型政府，法制政府，陽光政府，責任政府，政績考核制度，馮興元講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由政績考核制度推動的，剛開始是無序競爭，搞貿易保護主義，有的時候為了當地經濟發展出臺一些比較奇怪的政策，比如有一個縣要求本地各級政府以及機關必須買本地煙，或者喝酒必須喝本地酒，用意倒是沒錯，但鼓勵政策公款消費買煙買酒的確是很大的問題，這也是政績考核逼出來的。還有各級政府本身的任期制，選舉制，監督制，包括個人權利方面的進展。發展的問題也不是沒有，問題和挑戰至少有很多方面，比如人是自由了，但是戶籍制度一直有很強的生命力，北京和上海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戶口，上海有居留證，北京有暫住證，浙江外地人口有兩三千萬，這些人獲得了在身份證制度條件下的自由，但是在戶籍制度下并沒有獲得自由。這些人已經不受戶籍所在地人的管轄，因為戶籍在那個地方，要結婚，要出國，孩子要上學，其他需要出示戶口本的時候必須到老家跑一趟，甚至身份證丟了都要回老家補辦，不能異地辦理，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管理成本，是沒有必要的，很多的交通資源本來就不發達，有那么多人在路上跑，或者是郵遞還可能丟失會增加各種各樣的成本。

資源。包括環境資源，土地資源，環境資源是通過排污費收歸國有，資源排點污我就收錢，北京最近謠傳出臺對汽車尾氣收排污費，有專家建議對我們鼻子里面的氣收排污費。什么意思呢？就是說這個空氣本來是大家的，現在通過收排污費收歸國有。包括水，地下水可以抽的，但是現在要收資源損耗費，地下水抽取費，也是收歸國有的。當然可能解決一些問題，但通過這樣的方法加強稅收，而不是通過自主治理，市場的方法，讓資源得到更好的保護和利用，而是通過行政管制和征稅的辦法，實際上是讓資源退出市場，而不是進入市場。至少是從市場里面汲取本來可以用于發展的資本，包括擇業自由，我們的消費投資，宏觀調控非常大的影響了各種各樣的選擇。秋風最近在陽光電視做節目，我聽內部消息秋風有一個觀點我非常的贊同，家電下鄉相當于出口退稅13%，家電下鄉降價也是13%，我們把農民當外國人使，老外不買了讓農民買，農民沒有錢的，為了這個13%的補貼蘇寧和國美發財了，農民到底有沒有發財？實際上這更多的是一個營銷的手段，包括發消費券都相當于退稅的做法，退稅肯定是好事，但是扭曲每個人的消費選擇，扭曲每個人的投資選擇，一旦出現這個扭曲對資源的配置是非常不利的。包括社會自由，自治和政治自由，實際上是一個邊緣化的趨勢，包括資本自由。金融危機很多人說中國資本幸虧沒有自由，幸虧管制了，但是如果沒有資本自由，中國永遠會處于必須引進資本的國家。招商引資永遠停止不了，你要資本輸出肯定非常的困難，因為我們把資本輸出當做資本外逃，當資本非正常的流入當做是干擾市場，只有通過政府招商引資來的資本，跟權力發生關系的資本，才是發展的資本，這樣一下子會把因自由流入和流出的資本，當做是干擾市場經濟的資本，這是對整個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利的。包括企業也是一樣的，很多老板說黃光裕給抓起來了，很多人講一個理由，為什么會抓起來呢？因為他“原罪”，在中國人的眼里原罪就是先天就犯罪，抓一個不冤，十個一百個同樣不冤，一旦老板出來大家都仇富，仇富的結果是政府進行高稅收和打擊都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礎，企業家在中國雖然有錢，可是你看到一個人笑咪咪的，低頭哈腰的，長得肥頭大耳的，又總是自己掏錢的，基本上就可以認為他是一個企業家。道德上和心理上，各方面都覺得他沒有一種很好的保護，這也是民情，政策也是一樣的。

還有發展的問題。比如農村改革，人的改革，農民依然是農民，農民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是三個，一對農業有興趣，二，喜歡農業，喜歡投資農業，還有一撥人喜歡鄉村生活。我們過去農轉非是很有積極性的，進入大城市上學，連家鄉的土地都不要了，進入城市義無反顧，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就好像北歐有一個農場，規定以一個人要繼承農場，法律上必須在農場住夠15年才能獲得農場繼承權，我們現在說只要離開農村，把戶口遷出農村就沒有希望了，和北歐有一些地方是一樣的，所以人就會猶豫拿了博士學位還要不要管農場？拿了農場的博士學位就沒有用了，管農場不要博士學位的，不要農場呢，拿了博士學位掙錢就不能要農場了。很多農民處于很艱難的抉擇，放棄什么，但很多投資農業，喜歡農業，喜歡鄉村生活的人，你想去農村買房子是非法的，不受保護的，哪天賣給你的人收回就完了，農村的房地產得不到發展，農業得不到金融和投資者，喜歡的人介入。包括傳統手工業，傳統的食品業，農村很多食品在日本和歐洲都是高價格的，手工的東西的確比現代化的農業，或者機械化的農業搞出來的味道好得多。我吃過原生態的牛，比普通賣的牛肉不知道好吃多少倍，價格差不多貴一倍，我認為貴五倍都不止，包括手工豆腐，米酒等等很多手工的產品。城市問題也是一樣的，我們經過快速的城市化以后城市的土地資源基本上消耗完了，北京再蓋房子已經很困難，地已經沒有了，發展是低質量、粗放型的發展。我們的城市過十年樓就得拆，路就得重新改造，本來沒有多少錢，我們快速發展，低質量的發展結果是更多的浪費，一輩子都在買房子，買套房子換套房子，一直在買房子沒干別的。城市越大越自由，沒有發展機會，也導致了更多的外地人的問題，這些人要融入當地社會非常困難，尤其是第二代子女，生活已經融入了本地，跟老家一點關系沒有，你要必須逼著他回老家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也是對公共管理構成了挑戰。政府改革同樣面臨一個問題，舉個公共財政的問題，目前為止還是一個“一支筆”財政，各級政府很多單位都是一支筆，一個人把財權就批了，而且缺乏監督機制，也缺乏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要沒有腐敗問題才怪。

在這些問題和挑戰面前我們至少可以列出一個清單，當然是宏觀的政策清單，不是具體的。針對人的自由政策，給人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有選擇性的保護一些人，控制一些人，放開一些人，我們說人工不足是因為人不自由，而不是真的人不夠，最近看秋風寫的有關戶籍制度的問題，應該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政策為本，不是以管理為本，不是以解決問題為本，即使是以解決問題為本，大城市有那么多的人口，這些人的戶籍遲早要解決的。國家是統一的，所有人有身份證，戶籍上每個人是相當是分裂的，還有簽證制度，雖然是落地簽證，沒有出關簽證，落地簽證對本身對每個人講是不一樣的，相當于是比國際移民還難。從這個角度來講，在政策上給人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給特權者以自由，有了博士學位就有自由，有了教授中級職稱以上就有自由了。人才不是可以計劃經濟的形式判斷的，很多老板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字都不認識，但卻是市場里面的人才。很多人即使是沒有好好上學，但他通過自學也同樣可以是人才，《辛德勒的名單》里面納粹會判斷這個人是否是人才，不是人才的槍斃掉，辛德勒說這個人是小孩卻是人才；這個人胳膊斷掉的，但他是工廠的技師是人才；這個人是音樂家；這個人是藝術家，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方面發揮作用，關鍵是看是否有需要。所以會看到吸引人才的地方，往往吸引最多的不是有大學文憑的人，而是有自己的資源的人，哪怕是有勞動力的人，經濟發達地區想吸引人才沒有吸引成，反而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我國出口的人才也不是有高學歷的人才，更多的是偷渡的人才，通過偷渡在當地能夠頑強的生存下去，也不是外交官，很多外交官到非洲之前，很多溫州人已經到那里了。在國內被打擊的一個溫州人現在是柬埔寨吳哥最大的房地產商，這個人是逃跑過去的。

人的自由的政策、包括資源自由的政策、資本自由的政策、農村和城市應該是相互之間在人和資源和資本方面相互開放，相互的自治合作，這是我們需要的第一組的清單。第二組清單是相關的政府改革方面的政策，比如說有限政府，政府職能轉變，包括服務的政府，服務政府不是說全面管制而是提供司法服務，提供法律服務，也不是把法治定位在依法治人，依法治人是通過法律懲罰人，而不是服務人。

馮興元：把人治寫到法律里面去然后治人。

毛壽龍：第三，政府信息要公開，通過制度反腐敗，關鍵是要細節的完善責任標準和程序。我們山西人很厲害，他們用外地人挖煤，再找外地人當官，外地人當官最后回來了，民工挖煤掉到井里了，所以外地人承擔了負擔本地人賺了錢，當然這是“陰謀理論”了，開玩笑，實際情況不是這樣。這是通過開放。如果沒有開放的話，山西的煤是沒有那么容易被挖出來的，閻錫山時期封閉挖煤的速度就慢，日本人必須通過武力進攻才能挖煤。如果沒有完善責任標準和程序官員就很麻煩，包括前任省長，這任省長王軍已經哭了，“哽咽了兩分鐘”，說明沒有標準。發展的基本道路，微觀來講看義烏就知道了，也可以看其他的地方，全國有很多發展得很好的地方，他們有很好的習性，而且一般都是對外開放的。而且也絕對不會說把義烏人局限在本地，把人才留下，把壞人趕走，發展的道路要立足于人的發展，立足于人的自由，立足于城鄉自由，立足于每個地方的自主治理，立足于政府的變革，政治與社會發展。這是宏觀的清單，給馮興元提供一點補充。謝謝大家。

秋風：謝謝毛教授講得很精彩，以自由為中心提供了發展的政策清單，非常的有意義。下面請兩位評議人評議。

郭玉閃：謝謝秋風給我的這點時間。這個報告我自己讀的是比較有啟發性的，我雖然拿到的時間比較晚，我后來跑到網上把列昂·洛夫的英文報告對照看了一下，我先提點意見。我自己讀了報告之后有很多的啟發，我讀了中文報告之后第一個感受是，風格太外國了一點，語言不夠中國化，這對可讀性會有一些影響。我理解這個報告主要的重點談的，重點是圍繞經濟增長講的，像報個里面講增長的好處是一切都得更好，大家都好，圍繞增長來講。我覺得這個話題很重要，尤其是目前中國背景下，經濟有蕭條的跡象，大家都很害怕。這個時候我們談經濟增長，這個報告是很應時的，列昂·洛夫在報告里面講的標準，并不是針對某一個特殊的國別講的，實際上是講具有一般性的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報告是否可以寫一個中國版本，叫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圍繞這樣的主題先講中國經濟增長，或者說經濟增長不靠什么，這里面都列舉了，不靠援助，自然資源，人口福利，歷史情況，教育投入，基礎設施，領導等等因素。它里面列了很多。這方面在中國是有很多認識上的誤區的，比如現在經濟不行了政府開始拼命的花錢，說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在這個報告里面有很詳盡的論證，不是理論論證，是經驗數據做出統計分析來談相關性，有數據支持的。如果從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來談，兩大點，一個是不靠什么，同時可以帶出來中國經濟增長到底靠什么?？渴裁窗T興元老師總結了，毛老師都說了。我自己看報告得到的體會一個是法治，包括產權的保護，尊重契約，還有比如說不能通過暴力掠奪，把農民的土地搶了做生意，成本很低，但是長期來講不能促進中國經濟穩定的增長?？糠ㄖ问堑谝稽c的，第二要靠更少的管制，不能到處設租，每個部門想個辦法讓自己的部門得到尋租，得到經濟利益。比如海淀區的企業都要到海淀區稅務局指定的一家公司買稅控機，這種管制是很可怕的，長期以來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這個書里面也很切實的講了更少的管制是可以帶來更大的增長，還有貿易開放。

自由度變化的加速效應，這個報告做了國別研究，這個國家不管是在什么起點上，在漏斗里面哪個位置，經濟放松了，把經濟體變得自由的幅度更大，經濟增長的加速效應就越顯著，反之如果綁得越緊對經濟減速的效應越顯著，這是文章里面特別有說服力的閃光點。如果我理解的話，可以寫一個版本，把這些點都拎出來進行說明，可能會顯得更清晰。我自己也想借這個機會談一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認識，我特別想提林毅夫的觀點，馮興元剛才講得比較隱晦，中國經濟如果說現在的問題，已經遇到的問題和未來遇到的問題，很大程度跟林毅夫有直接關聯的，并不是我冤枉他，他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自己講的，他的觀點變成了國家政策。他的最著名的觀點我們知道，即“比較優勢定理”把中國經濟變成外向型經濟，因為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中國的勞動力便宜，我們拼命的賣勞動力。林毅夫是這樣看待中國人的，勞動力便宜之外沒有什么，所以我們拼命發展勞動力。我們講的經濟增長靠什么，靠資源，靠某一兩項的資源條件，在這個報告里面已經非常完整的駁斥了。林毅夫這個觀點要反駁起來是需要涉及到幾個方面的探討，第一個方面的探討還是要看比較優勢定理是什么東西，我曾經在《經濟觀察》報寫過一個文章，我自己個人感覺，比較優勢定理是經濟學家的神話，是事后總結的道理，但經濟學家往往喜歡拿這個東西做事前指導。全世界成功的企業家或者是成功的個人拎出來，問當初選擇人生道路，成功是事先預料到的嗎？是你事先發現你的比較優勢的嗎？問一百個人我覺得至少有九十九個人，或者是一百個人都不敢回答，一開始我選定這條路就是后來正確的路，它都是回顧的。因為市場的風險，市場經營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確定性，事先并不知道最后究竟哪一點是會讓你成功的，你說柳傳志成功，多年回顧的話，肯定會覺得有幸運的成分在里面的，不能說每一步都是依靠英明的決策，最后得出必然的結果。中國還有一句古語，該棺論定，論定一個企業或者一個人的發展方向，不到某一個階段，不到事情經歷一段時間是得不出結論的。比較優勢定理肯定是有道理的，但用來做事情指導的話是廢話，因為每個人做事情都是遵循趨利避害的原則，某一個階段都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過了十年再回顧處境，因為信息掌握得不一樣，情況肯定不一樣。十年前肯定與所有的經濟學家，事后知道的比較優勢定理是有關系。我最核心的觀點，比較優勢定理如果只是事后總結的定理它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市場就是講人在選擇趨利避害，人在判斷什么地方得利最高的，如果是事前指導的話沒有一個人敢說我這個人會成功的，經濟學家拿這個東西做指導會存在很大的問題，或者是很大的偏差。林毅夫的對于資源稟賦，或者是對中國稟賦的判斷，以及根據這個判斷推導出來的政策走向，背后的經濟學道理是比較優勢定理，這個定理是不可靠的，不能拿來指導的。對中國的資源稟賦判斷也是錯的，中國有什么優勢嗎，中國人不能辦企業嗎？清代的時候中國人很早就把銀行，很多產業開到全世界了，已經有這個跨國公司了，怎么到了現在反而更差了呢？我們知道晉商徽商當年都是很輝煌的，講中國人沒有企業家精神，肯定是對中國人的侮辱。中國人不聰明嗎，只能賣勞動力嗎，也是對中國人的侮辱。80年代以后都是這樣的局面，中國是播種機，美國是收割機，把最好的人吸收到美國，到美國基礎科學的研究里面。中國人在這些領域都是很活躍的，中國人在演化能力方面不是缺乏的，不是說中國人只有賣勞動力，只能賣勞動力完全是一個錯誤的判斷?？梢哉f林毅夫的比較優勢定理，推導出外向型經濟，中國人只能賣勞動力，顯然是侮辱了中國人的智商。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中國民間資本的成長和企業家的成長，幾乎都是一群，比如像溫州一群有冒險精神的人，提著腦袋干出來的，或者是有吃苦精神的人，在制度的夾縫當中拼命去頂，去沖刺一些空間。這也使得他們帶上了原罪的判斷，實際上這些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溫州人從80年代初在中國走街串巷，他們肯定不會只滿足林毅夫的判斷。

林毅夫的判斷如果是對的話，他從臺灣游過來就應該到煙臺，到經濟特區賣勞動力，而不是進大學學習，因為不知道比較優勢在哪里。張維迎也不應該到國外拿經濟學家，拿博士學位。如果檢討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國家政策對經濟發展是影響很大的，我們畢竟是從完全控制的經濟，轉到松綁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政策指向有很大的影響，我認為林毅夫應該是要負一些責任的?，F在中國按原來的發展模式走到今天，中國的增長到底有哪些劣勢？這也可以分析的，一直以來大家都這樣理解中國的市場，幾塊力量角逐，國有企業，民營資本，跨國公司。一直到90年代末，在競爭性市場民營資本才開始站穩腳跟，一個是國家的政策給了空間，第二是通過非常殘酷的價格戰把跨國資本從市場里面感出去獲得空間?？偟膩碇v中國的民營資本表現，雖然空間上有很大的成長，表現還是非常差強人意的，比如家電市場，所謂的民族產業，民營資本能夠依靠的手段就是低價，核心的技術都很少掌握到的。電視產業中國企業拼死拼活，長虹使勁的殺價，也就是20%左右的浮動，這個行業80%的成本，核心技術從韓國，其他國家進口的核心配件形成的成本，那個錢是人家賺的。所以手段非常有限，制度引發的能力非常弱的，我們民族企業都是搞快餐的，搞貼牌，各種產業都是玩貼牌的。這個惡果講起來跟前面從80年代開始，國家政策不注重基礎產業，或者是知識產權的投入，這肯定是長期講對中國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消極影響。

第二，國有企業的壟斷是非常致命的，98年******搞國企改革，確實把國企盤活了。但是帶來了很大的弊端這些國企有可能變成寡頭壟斷，甚至是影響到中國的政局，國企壟斷不是有真正的通過生產力帶來的結果，比如石油行業04、05年有很多的糾紛，無論是新疆的油氣開發，還是陜北的油氣開發，很多民間資本進入中石油廢棄的油井種打出了很多油，中石油又回頭來搶。廢棄的油井說明按你們的生產率是撈不到什么錢的，民營資本進去還可以得到回報率，只能說國有企業財大氣粗非常的浪費，生產力不是很足的。第二會壞了很多非常優秀的企業家，NBO全國人都在罵，都說國有資產流失，管理人偷資產。但是很多國有企業是能做得好的，跟優秀的企業家運作有關的，這些人的報酬呢，一個餅做大了十倍你說不讓人家分，逼著人家做鋌而走險的事情，這樣會害了很多的優秀的企業家。如果產權轉制做不好不但把企業家害了，把企業害了，健力寶和科龍都是典型的例子。還有金融市場的問題也比較嚴重，全中國只有兩個股市，這么大一個國家，建立現代企業往前走，沒有多層次的，各種各樣的融資市場來滿足，怎么可以發展起來？美國有多少股市啊，中國才有兩個，90年代的時候在各地都自發的形成了很多的交易市場，后來都被中央政府打擊了，只允許成立兩個，現在已經成為賭場，尋租的地方。長久來講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相當有害的。

在外向型經濟，賣勞動力的指導下，中國經濟有相當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但是未來長期講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前景堪憂的。

最后講一講，目前中國已經陷入到經濟增長速度反緩的處境。我認為目前最好的應對方法是陳志武講的方法，張維迎又把這個話說了一遍，把國有企業分掉，這就是東歐改革的經驗，有幾個好處，一個是解決了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第二，可以同時帶動證券市場的發育，按照陳志武的觀點應該由各地省的國資委成為地方的證券市場，證券化。有全國的證券市場，同時可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培育。我覺得目前是最好的時機，釋放出中國經濟的生產力，讓國有企業全民證券化分掉之后，廢除掉相應的市場準入的管制，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目前被國有企業牢牢抓在手中的上游產業，如果錯失這樣的機會，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前景是很難的。拿這個報告來看幾乎沒有前景可言了，這邊講經濟增長不靠這些因素，我們幾乎都是靠這些因素獲得一段時間內的經濟增長，長期的經濟增長靠的因素我們幾乎沒有真正的依靠。無論是法治，還是減少管制，還是開放，開放稍微好一點，還是資本自由度變化的標桿，都還沒有成為中國掌握政策，或者政策制定者的意識和觀念，我認為這個報告很重要的，澄清觀點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這個報告應該很有貢獻的，但確實應該改變得中國化一點。

鄭旭光：我2000年的時候見一個老同學，他說你知道中國人現在想的是什么？是買什么房買什么車的問題！我說那是北京的一部分中國人這樣想法吧？我們經常需要自省立場偏見的問題，以判斷者個人的價值觀和自身狀態代替置換為全部的或者大部分人的判斷。

馮興元和毛壽龍分別做了發言，重要的有兩點：一個就是發展、財富增長是好事還是壞事？應當無置疑了是好事，尤其是對窮國來講；對富國來講，可能經濟發展在其國民主觀需求里面的相對比重會小一些，不是那么特別好。關于好壞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我手里有一百億的家產，我可能認為中國已經很富裕了，這當然是錯的，中國是窮國要增長，主要是財富要增長。

增長好壞的問題已經不用置疑，關鍵是關于增長的真假問題，這個報告著重在講真假問題，即增長的真正原因何在？如何才能增長？我對于發展的問題認為報告最精彩的一點是關于考察財富增長觀點，即應該考察增長過程本身而不是考察已經增長的結果，從歷史和現實中中考察那些增長中國家而不是那些增長過的停滯國家，你要學別人的致富經驗，應該問創業的父親，而不能問富家子，那些繼承財產的人，去富國應該問經濟史學家問他們國家富裕的歷史，而不能問現在的執政者怎么管理一個已經富過的國家。是不是已經成功的國家，已經富裕的國家和正在成功正在富裕的國家是兩個概念？已經成功的國家不排除是個正失敗國家，從這個角度看，現在的美國在某些方面看起來是一個正失敗的國家的狀況，從增長的角度來講。

曾經的美國是什么樣的國家？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國家。郭玉閃提到比較優勢的問題，在經濟學上有過爭論，提出生產力的理論李斯特——德國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提出過和當時主流的自由經濟學家一個不同的看法，他對那些基于現有經濟格局來分析比較優勢的機械經濟學發展觀提出了一個置疑，可以比方來講，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的比較優勢應該是種地呀，和歐洲國家比起來沒有工業優勢但為什么還要發展起工業來？美國工業如何崛起呢？不可能象李斯特說的是靠關稅保護發育起來的生產力，而應當是美國人順應自身比較優勢的變化而采取的行動的結果。

這里牽涉到對比較優勢原理的一個誤解，比較優勢這個詞字面上很容易讓人誤解，以為比較優勢就是比較誰在哪方面比別人強，就是有比較優勢，這不是經濟學的比較優勢概念，比較優勢不是比誰有優勢誰無優勢，而是說我有很多種能力，我是從我這些能力中間選取一個我可能收益最大的能力，這是比較優勢，自己的優勢和自己的優勢比，不是和別人比。比較優勢不是不同主體之間相互比較而是主體內部自身能力之間的比較。處處不如人的人也有比較優勢處處比人強的人也有比較劣勢。人人都有比較優勢，而且這個優勢會隨時而變。

人自己的優勢在何處需要在自己的預期和命運中發現，而不是簡單的地依據現狀來做未來預期指導未來行動。

發展與自由的問題：馮興元講到楊小凱的看法和林毅夫爭論，我認為楊的看法稍有偏頗，單純的技術或者是技術引進不會讓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起來，人民富裕起來。伴隨著發展和財富增長，應該有一個增進了自由的制度變遷存在著，中國經濟自由化30年的進程是一個很確鑿的現象可以分析的，這個現象一定是跟制度的變遷有關系的。楊小凱講的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應該是單純的技術引進，后進國家不僅是因為對外開放所以外部的信息、技術、資本能夠引進進來，讓經濟可以發展。實際上還有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讓中國的機構和個人利用資源的能力能夠被解放出來，否則不會有任何增長。你這個能力如果還是捆得死死的，那不會有什么變化。

法治與自然法方面，應當以自然正義作為對法律條文正義與否的約束，這方面說，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可能是違法之法。過去是不自由的，現在是自由不足，比起不自由，自由不足使多數人的福利感受增加了，但是在自由不足中有一些人是絕對地受到損害的凈受損者，他們感覺到世界的不公平加重了，這些人可能成為顛覆現有秩序和革命的動力，這是功利主義倫理解釋不過去的。北方的革命傾向和南方的保守傾向，經濟自由最充裕的東南沿?？赡苁潜Ｊ刂髁x，北方和中西部的自由不足是革命的源泉。

有一個湖南朋友發現他們村子里很多人遷去廣州住，感覺廣州是生活比較自由的地方，跟北方的鄉村比，在一個原住民都得不到保護的地方，外地人生存更不安全，反過來講，外地人都愿意舍棄原地的地方去就住的地區對原住民的保護相對好得多。

秋風：現在休息兩三分鐘。

馮興元：下面請軍寧來講講，他從憲政的角度寫了很多內容。大家歡迎。

劉軍寧：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分享對高效國家的看法，對這本書的看法，我想談的角度是從經濟自由與高效國家的關系，以及通過讀這個報告我對這個高效國家的理解。什么是高效國家？我想把這本書的觀點再往前面推進一下，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是從指標還是從結果上看，富裕的國家就是高效國家，貧窮的國家就是低效的國家，為什么貧窮，說明資源配置的效率低，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不能配合并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不是衡量一個社會唯一的指標，可以用經濟發展作為比較方便的指標看看高效國家與財富的關系。如果說富裕的國家就是高效的國家的話，當然我們可以排除委內瑞拉和沙特這樣純粹賣石油的國家，有商業周期波動的時候他們的財富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中國今天借錢給俄國換取石油，理論上說俄國的錢是很多的。從經濟發展的指標看，通向富裕國家之路就是通向高效國家之路，如果這個看法成立的話，如何通向富裕國家？

高效國家習性這個報告給的答案是，作者發現自由是經濟增長，或者是經濟成長有特別密切的關系，自由不論怎么定義，哪方面的自由，只要自由就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有益，經濟自由是通向富裕和高效最重要的道路。好幾個機構的世界經濟自由指數都顯示經濟自由指數更高的國家是相對富裕的國家，也是更高效的國家。從某種程度來說，經濟增長國家的高效是經濟自由的結果。我要把這個看法再往前面推，我個人認為經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正是通過經濟自由的運用人們可以獲得其他自由所必須的物質基礎。舉個例子，這次央視大火，很多觀火者得到了很大的快樂，為什么這樣一個事情老百姓得到了很多的快樂？在中國這個通過經濟自由表達自己的立場的道路被堵死了，中國只有看到央視一家電視臺，一方面獲取超額利潤，一方面壟斷言論，既壟斷了財富又壟斷的言論，引起了老百姓極端的不滿。如何打破這一點？如果在中國辦電視臺賺錢，這樣的經濟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每個人只要有錢都可以通過辦電視臺來賺錢的話，央視大火，一個電視臺失火除了讓競爭對手高興其他人都不會太高興，央視大火恰恰反映了中國表面上看是言論自由的缺乏，根本上看是特定領域經濟自由的缺乏，央視憑借壟斷的政治權利來剝奪了別人的經濟自由，別人的言論自由自己又獲得了超額利潤。

經濟自由不僅是個人獲得財富的一個手段，經濟自由的擴展，同時也能夠很好的限制國家的權力，及權力作用的范圍。經濟自由的普遍存在對國家的權力，政府的權力是很好的限制，這個意義講，雖然經濟自由不等于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本身對國家有很好的政治后果，這點是談論經濟自由的人經常忽略的。經濟自由我認為也是一個高效社會的基石，我的理解是經濟自由的好處并不僅僅表現能夠給社會帶來財富。而且，一個在經濟上充分自由的社會，在道德來說也是優越于其他社會的，換句話說，一個經濟上充分自由的社會具有某種道德優越性，這也是能夠成為高效國家的一個原因。為什么說經濟自由的社會跟一個社會的道德程度有很大的相關性？因為他首先通過帶來財富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富裕，連孟子都知道這一點，生活改善可以使人的行為更加體面，生活不改善會使人的行為更加不道德，鋌而走險的情況會多見。第一種意義說，只要經濟自由能夠帶來富裕，就有利于社會的道德建設，經濟自由的一切活動基于自由，自由本身比不自由更道德，尊重一個人的自由，跟你去搶或者干預另外一個人相比，肯定是普遍尊重自由的社會是更道德的社會。經濟社會不僅有利于道德的社會，有利于文明的社會，通過限制政府的權力，有效的防治專制的出現，有經濟自由就會有競爭，就會有無數由小到大以小為主的經濟權力的中心，這些中心阻止了經濟權力向中央集權集中，通過每個人每個機構，通過運用自由分散了決策的風險，只有分散了決策的風險，才可能使一個國家成為高效國家，計劃經濟的最大風險是把一切決策集中到中央，集中了決策的權力就集中了風險，中央搞大躍進的時候，全民要付出代價。在經濟自由的社會如果一個公司決定把鍋砸了煉鐵，即使是這個做法對公司來說是荒唐的，對社會波及面是小的，如果一個國家決定把鍋砸了煉鐵以趕上英國超過美國的時候，這個風險就是全社會的風險，這個代價也是全社會的代價。

通過經濟自由我們看到得出了剛才的結論，經濟自由的社會才是文明的一個道德的社會，而且經濟自由是通向其他一切自由的路徑。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很容易被從人們身邊奪走，我沒有看到一個社會沒有經濟自由居然有政治自由，不知道誰能舉出這樣的例子：一個社會經濟自由完全沒有，政治自由有很大，有50%到100%，我想甚至連20%都沒有，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夠舉例說這個時候政治自由很多，經濟自由沒有。我個人找不到這樣的例子，也許我知道的有限。你可能有經濟自由，而沒有政治自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而沒有經濟自由。80年代中國有一個爭論，中國的變革只要啟動了言論自由這個杠桿，一切就會如愿以償的實現。言論自由很顯然是政治自由里面的東西，可是我們要想想，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經濟自由，會有言論自由嗎？比如我們談到言論自由，首先想到的是辦報，如果你連辦報賺錢的自由都沒有，這個社會會有言論自由嗎？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來看，大部分辦報的人首先是為了賺錢，其次才是為了表達某種立場，只有在極少數很有錢的人身上，才會寧愿燒錢辦一份沒有人讀的報紙，表達自己的立場，可是大多數人無論表達的什么觀點，首先這個報紙必須賣出去才能夠生存。既使是言論自由看起來是很政治的一種自由，但其實還是經濟自由。不允許辦報，不允許辦出版社，辦電視臺賺錢的社會不可能有言論自由的，沒有通過銷售輿論產品，或者是新聞產品來賺取利潤的國家是不可能有言論自由的。當我們看到這些很多政治自由的背后，首先要看到是以經濟自由為前提的，我們再看一個例子，我個人理解辦公司和組織政黨都是結社自由（Freedom Association）的表現，只是一個是成立賺錢的機構的自由，組建政黨是成立不賺錢的機構的自由，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地球上找不到一個國家允許人們自由結黨，卻不允許人們辦公司，我們看到是很多國家先允許人們辦公司，慢慢的允許人們成立政黨，我們找不到一個倒著的國家，允許自由成立政黨卻不讓人家辦公司。

當我們討論經濟自由與高效國家的時候，并不僅把眼光局限在錢的問題上，局限在GDP的指標問題上，我們看一下討論經濟自由的時候，我們也必然要關注政治后果，一旦經濟自由多起來，其他方面的自由會慢慢的展開，加強產權保護，擴大經濟自由，市場經濟就是經濟自由的產物，厲行法治是保障了財產權，這是不發達國家實現增長通向發達國家必須走的道路。

通過經濟自由形成的自由市場經濟是今天成為當今最為普遍的，唯一可行的經濟形式。這是兩個方面的產物，一方面是人類漫長探索，以及向中國這樣走過很長彎路的經驗的積累，另一方面也像亞當斯密說的，經濟自由最合乎人的本性，只要讓人創造，探索，就會運用自己的自由，在文革結束以前中國有一個口號：割資本主義尾巴，為什么要割？因為資本主義尾巴不割總是要長出來，因為根在人性里面；可從沒有人說要割社會主義尾巴，因為割了就不長了。資本主義尾巴怎么割都要長的，社會主義尾巴只要割掉就不長了，除非人工移植一個尾巴。

這種經濟自由是充分的適應了人的特性，人的特性之一是每個人都不是全知全善的，大家要自己探索創造自己的自由。如果存在全知全能的計劃者，經濟自由是多余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人這樣的機構，全知全能的機構不存在，建立這樣的假設基礎上構建經濟制度，這樣的制度一定要破產，中國和蘇東證明了這一點。

經濟自由對于中國成為富裕、高效的國家如此重要，但是在現實中，尤其是在中國現實中，卻常常受到文化與制度的輕視乃至蔑視，主導意識形態及其政治文化常常把經濟自由當成一種與庸俗的商業活動聯系在一起的，低級的，可有可無的自由。中國的自由如果說有奇跡的話，只能歸為經濟自由和經濟財產權的功勞，而不能歸功于其他人的頭上。這本書中提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看到計劃經濟，全知全能全善的假設又開始回歸，今天上午有人說最后一條行業振興規劃，十大行業振興規劃。這個行業振興規劃是基于什么樣的假設呢？就是世界上有某一個機構，中國有某一個機構，這個機構知道如何振興行業，知道通過什么樣的資源配置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達到最優。我們前后稍微一比較，發現他們的行為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在數個月之前還告訴我們，中國人應該住多大的房子，房地產商應該建多大的房子，今天就告訴我們說只要你來買我的房子，我就送你一個戶口，你買的房子越大我送你的戶口越多，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這個行為證明它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卻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指揮者，有大量的鼓勵大型國企兼并聯合，這就意味這什么呢，進一步地擠壓千千萬萬個民間的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中國向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進一步的回歸。高效國家的習性在現階段中國出現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東西，中國開始忘掉過去30年受益的東西，開始回顧過去60年當中受害的東西。謝謝大家。

馮興元：軍寧做了精彩扼要的講話，總結了經濟自由對實現高效國家的重要意義，十大行業振興，“振興”兩個字本身就有問題的，十大行業是已經敗了，需要重整旗鼓的，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能不能談上振興都有問題，十大行業都是政府推出減少管制，建立私人財產權的事情，振興兩字就是要打叉的，不存在已經敗了，重整旗鼓的事情。房地產行業國家作為買房壟斷者，買進土地，在二級土地作為賣方壟斷者賣出土地，政府要對自己改革，而不是給這些企業提供補貼之類的。下面請秋風——著名的憲政學者，九鼎研究所的研究員講司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秋風：我首先也是對這個報告有一點點意見，如果要再版的話，應該考慮修改一下，內容當然是很精彩的，每一章的內容都很好看，講出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真理。但是作者確實頭腦有點混亂，章節之間看不出有什么邏輯關系，一會兒講這個，后面一章又回去了，不知道在講些什么，結構上確實有一些不合乎中國人的閱讀習慣。郭玉閃講得很正確，如果以后再做這個事情應該有一個調整或者是修改。

再補充一點。剛才郭玉閃的發言提到比較優勢的理論，討論這個問題需要注意的一點，我們要注意比較優勢理論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根據我自己的閱讀，是在討論打破貿易的重商主義政策，提倡自由貿易的語境提出的，李嘉圖論證只要放開了，打破了國家的管制，企業逐漸可以從貿易中獲得好處。實際上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給每個企業以經濟自由，他們自然的就會選擇出最能夠增進自己利益的商業的模式，比較優勢背后的原則就是自由，主要是側重于自由貿易。我們今天的會議室叫“逸夫”，我覺得林毅夫比邵逸夫要差遠了，邵逸夫就是一個偉大的企業家，一個人在香港創造了電影業，靠的是自己的企業家精神和香港自由的法律環境。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除了表明他是弱智之外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下面講我自己的看法，關于這本書確實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雖然人們可能提到，不一定以細致的方式突出出來，這就是22頁所講的法律體制的完整性對增長至關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第十章75頁講到南非之所以能夠在非洲取得比較突出的成就，它的政策清單，前兩項都是指向了法治，一個法院一個司法獨立，這個數據非常重要，對于我們理解一個所謂高效的經濟增長政策清單是非常有啟發意義。我們現在也講，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但實際上在具體的政策過程中，不管是決策者，還是專家，所謂的幕僚們，經常會忽略法治和司法，這樣的結論對于我們同學理解經濟增長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政策非常重要。

我從三個方面把這個問題闡述一下，第一，作者提出了這么一個命題：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最重要的單一因素是法律體制的完整性，不過作者也沒有進行論述，我就試圖有一個補充，為什么法律、法治，或者說一個公正的司法體系，對于經濟增長最重要？這里面有一個比較直觀的解釋，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規則體系下進行的，如果沒有有效的規則體系，以及有效的規則體系的執行體系，那么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就沒有辦法進行，簡單地說像我們所說的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到一個微觀的層面考慮的話，含義就是人們的經濟活動跟人們遵循規則的活動是一致的。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則就不可能有高效率的經濟活動。從宏觀的層面來說，經濟增長需要依賴法律體系，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不是靠國家，像現在一樣制定產業振興政策，我們討論的經濟增長，設定增長的源泉是企業家，每個人自己的創造性，自己自發的合作。而且我們可以設想，假定某種程度上沒有一個政府，人們仍然會進行合作，經濟增長從根本來說是靠企業家，人身上的創造性和亞當斯密說的“人們交換的本性”，這種自然傾向，人們進行交易合作的自然傾向。有兩個因素使司法成為必要，第一個因素，世界上總是有壞人，有一些人良心不好，他們可能和你交易，交換合作的時候總想騙你，這個時候需要有第三者來對他執行規則，這個是一種，也是我們通常討論的，一般人都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第二點，可能經常被忽略的一點，就是還有一部分人，表面上看起來也是違反了規則，但是實際上是創造出了一個新的規則，比如溫州的企業家，當時是他們是違法的，但他們實際上創造了私人經營的規則，他們推進了私人產權。比如在英國同樣會這樣，在正常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會有這樣的活動，比如說次貸危機，這種金融產品是由金融企業家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以前沒有這個產品，現在把這個產品創造出來了，這也可能引起糾紛，在兩種情況下都會引起糾紛，這個時候都需要有第三者，要么執行原來的規則，要么確認對新的規則進行審查，這個時候需要司法機構，由這一點我會延伸到第二點，我們如何理解法治，法治究竟是什么？作者沒有把問題完全想清楚。

南非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應該是普通法的國家，但是作者顯然沒有理解普通法是什么，所以他對法治的解釋，我愿意對他的論述做一個校正。因為這個論述我認為有一些偏差，他講的是說權力分立的要求，23頁，“法律制定權應該屬于立法者，判決權應該歸法院”，下面一段又講了“三權分立的原則一直受到侵蝕”，“法院司法能動主義傾向”，他認為這都是對三權分立原則的侵蝕。生活再一個普通法傳統的國家學者，不應該這樣簡單的理解三權分立。在普通法的傳統里面，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只是簡單的提一下，在普通法的傳統里面，通常情況下，是不承認三權分立原則的，或者是三權分立原則是對現代憲政最膚淺的理解，哈耶克曾經說過，是基于孟德斯鳩對英格蘭憲政制度的誤解得出的結論。三權分立好像說行政、立法、司法各干各的沒有任何關系，那豈不就是三個獨裁者了嗎？我們只不過是把原來的一個獨裁者變成現在三個獨裁者，從根本來說是非憲政的設計方案，三權分立總是講這個，提憲政就講三權分立。但實際上有很大誤解。我們理解英國的憲政，我們如何理解法治，法治是什么？是法律的統治，即在這樣的國家政治結構里面法律是最高的，而不是三個并行的權力，三權分立的基本原則是三個權力在三個領域里面是最高的，那其實這個不是憲政。憲政是完全受到法律的限制和控制，憲政的意義是國家法律要高于一切的權力，不管是立法還是行政。接下來有一個問題，這個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由誰來制訂的？我們去討論憲政制度的時候，尤其是討論英美的憲政制度，我們回到普通法的傳統里面討論，為什么說現代的憲政制度形成于英國？在我看來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有很大的關系，普通法的核心是說法律是由法院發展起來的，通過司法的過程發展起來的法律規則，它的含義是什么呢？我們最起碼可以理解為這個法律不是立法機構自己單獨地制定出來的。這點是現代人很難理解的一點，可能受三權分立的影響太大了，像作者說的，法律的制訂權應該屬于立法者，我們反問一個問題，如果說法律的立法權屬于國會，誰來約束國會？如果現在制定每個人，家庭里面互相自殺互相對著開槍，要制定這樣的法律誰來制止它？單純的一個三權分立不足以構成一個憲政。只有一個法院所發展起來的這么一套法律規則體系，才有能力限制整個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像作者提到“司法能動主義”，在我看來這才是法治的，真正的精髓所在，法院必須制定這個規則，然后對這個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去執行規則，這樣在一個政體的結構里面才會看到真正的有一個機構，在執行這個法律。否則的話這個法律不可能自己執行，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國會制訂法律，我們頒布一套規則，法律自己不能執行，法律必須得借助某個機構執行，比如我們對官員，對國會的法案，國會的立法得有一個機構進行執行。執行一個更高的法律，這就必須得有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從進行歷史的討論，進行邏輯上的分析，最后會認定這個機構最好的機構，最合適的機構就是法院，這里面有很多的討論，我們不再深入的討論了。我的基本觀點是理解法治最好從司法過程理解，法治，法律之治很大程度是法院之治，法院之治其實應該是法官之治。

第三點討論關于中國的案例。這本書一般的結論，說法治對經濟增長來說至關重要，但是看了結論之后，一般的讀者可能會有一個疑惑，誰都知道中國法治非常糟糕，但是中國仍然實現了很快的經濟增長，這可能是需要我們做制度經濟學的人都要回答的問題，因為制度經濟學所講的制度至關重要，但是誰都知道中國的制度亂七八糟，仍然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需要有一個解釋的，這個解釋可以有一個投機取巧的解釋，我們有一個時間段的問題，雖然這幾年，十幾年增長得很快，也許從今天開始問題很多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本身就是由于法治不健全，或者是司法體系沒有有效的發揮作用導致的，這個后果很可能會完全摧毀我們以前所積累的財富。從一個常識來說，過去十幾年積累的財富，也許因為制度不健全，只要幾年的時間就完全摧毀了，我們看中國歷史治亂循環，兩千年，過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特別繁榮的時期，可能一個王朝有五十年的時間比較繁榮，剩下150年都是戰亂，社會民不聊生。我們現在是不是也在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從繁榮期進入一個衰退期，會不會進入一個長期的蕭條期，甚至是社會的動蕩期？我們原來所創造出來的財富都會被耗散？每個人的地位，財富，還有幸福感都會下跌，我覺得這種傾向趨勢還是有的，比較明顯，盡管不一定完全變成現實。根本的原因就是增長的過程中沒有伴隨著法治的健全，或者說沒有有效的司法體系，在增長的過程中維護公正。今天看了新聞赤峰強制拆遷，一個女士剁手指頭又自焚，這樣的事情可能天天都在發生，大家會看到很多這樣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經濟的后果是什么？是社會里面有相當多數的人不承認現有的財富分配格局是正當的，這個社會里面相當多數的人，也許有大多數的人希望顛覆現有的財富分配格局，“原罪”這個問題因此而來，我不覺得你掙的錢應該裝在你的口袋里面。經濟學家通常不考慮這個問題，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會使經濟增長最后顛倒過來，經濟增長本身會變成社會動蕩的導火索，法國大革命之前其實都是這樣的，很多繁榮導致動蕩，里面有一個內在的機制，這個機制在于增長的過程里面，強者的權力沒有受到限制，這個增長過程中伴隨著掠奪，這個掠奪最后必然有被顛覆的過程。再往后看，如果要關注未來的長遠的穩定的增長，就是說法治的重要性凸現出來，必須建立一套公正的法律體系，有一套有效的法律執行體系，對于每個人所進行的經濟的交換與合作的活動的正當性進行審查，如果認為自己的權益遭到了侵害的人，可以及時的找到救濟，這樣的增長才是有效的增長。我們現在光講高效的增長，我們首先要考慮增長是否有效，劉海波博士提的看法很有啟發意義，就是對過去30年的增長提出疑問，我們有增長嗎？如果說每一個微觀層面上的交易過程里面充滿了不公正，這個交易過程本身，比如強制拆遷，或者向農民工這樣，交易過程中受到了剝奪，我們從奧地利學派主觀主義方法論的角度出發，這個物質財富的增長沒有意義。甚至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負面的增長。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堆積了很多物質，我們的銀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從一個還原到微觀個體的層面看，這個社會也許沒有發展，最后的結論像作者所說的，如果你要增長，那么先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司法體系，然后推動所謂的法治建設，如果沒有法治的建設，既使是有增長，這個增長基礎也是非常脆弱的。

馮興元：這一段秋風再增加，改一改，法律這塊三權分立，區分一下普通法國家和大陸法國家大家的一些誤解，或者是本身的問題。涉及到司法能動主義應該是兩種，一種是黨政干預，我們是要批判的，如果法官立法我們是要支持的，三權分立里面立法者，包括法官，在普通法體系里面。秋風講了“有效的增長”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增長本身沒有問題，區分了增長和發展，兩者是有差別的，增長是不可否認的，比如馮興元今天穿了西服，30年以前我中山裝還是破的。下面請李文釗博士做評議。

李文釗：有三個問題我認為需要進一步的闡述，增長和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基本的本源是什么？報告顯示了政策清單，要找出關鍵的因素，指出四個字，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增長最關鍵的因素，其他的因素都不是，這可能是數據的說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保障經濟自由，經濟自由的基礎和支撐是什么，剛才秋風老師給予了回答，是法治。只有法治的情況下才能使每個人充分的利用經濟自由，也會使每個人審慎的利用交易的權利，法治是什么？三權分立只是法治的一個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所有的行為受到約束約束是基于大家共同遵循的規則，法官本身也應該受到約束，受到更高的約束，只有每一個人都受到約束的時候我們才能討論政府與發展的關系，政府只有受到法治的約束，促進經濟自由的情況下，政府才能成為增長的組成部分而不會成為破壞增長的掠奪之首。關鍵是政府在法治的框架下促進自由的政策，還是破壞法治實現個人基本的利益。

馮興元：感謝文釗的精彩評論。

鄭旭光：我再談談比較優勢定理，比較優勢定理這個字面上很容易誤解，以為我比別人強，這不是經濟學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是我有很多優勢，很多種能力，我可能處處不如人，我是從我這些能力中間選取一個我可能收益最大的能力，這是比較優勢，自己的優勢和自己的優勢比，不是和別人比。法治與自然法方面，媒體可能容易誤解，一切以自然正義作為法律約束，比如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可能是違法之法。第三制度與自由，或者說法治與自由，剛才講到拆遷的問題，過去是不自由的，到自由不足，自由不足中有一些人的自由是絕對受到損害的，被拆遷的人，從功利的角度可能是成立的，受損失的一方感覺到世界不公平，這些人可能成為顛覆現有秩序和革命的動力，凈受損者，這是功利主義解釋不過去的。北方的革命和南方的保守主義有可能性，經濟自由最充裕的東南沿?？赡苁潜Ｊ刂髁x，北方的自由不足是革命的源泉。有一個現象，有一個朋友去廣州發現很多人遷到村子里住，感覺廣州是非常自由的地方，跟北方的鄉村比，在一個原住民都得不到保護的地方，外地人生存更不安全，反過來講，外地人都愿意舍棄原地的地方原住民的保護相對好得多。

馮興元：比較優勢的定義，國際經濟學里面有，我們一定要自己查一下，中國要走的路，可能是既要發展競爭優勢，也要利用比較優勢，是兩條路，最重要是發揮個人的創造性和企業家精神?，F在到了自由提問階段，請在座的提問。

毛壽龍：大家講的優勢個體意義更多，實際上是個人選擇問題，我什么都沒有優勢，最后也會有用，這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點，不要以為農民工什么優勢都沒有，但是跟大家比可能語言不通，只會說本地話，普通話也不會，可是你不干的事情他干，這就是比較優勢。這是市場經濟，總是會對所有的人提供展示自己可能優勢的機會，既使是你是弱勢也同樣可以成為優勢。

秋風：我補充一下比較優勢，從交易雙方衡量的，比如大學教授和農民工，大學教授在所有方面都超過農民工，仍然會感覺有一些事情由農民工來做對我最合算，他讓出來的就是比較劣勢，農民工即使是所有的方面都差，比如打掃衛生是一個可以帶來收益的。比較優勢要放到雙方交易的場景考慮，能夠使雙方的收益都比原來不交易的時候高，這時候就產生了優勢，優勢就是收益的意思。

馮興元：好我們今天的會議結束，謝謝大家

文章來源：九鼎公共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