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撰稿人：伊丹

山寨手機、山寨春晚、山寨筆記本……“山寨”不僅成為了去年的關鍵詞，更成為2009年兩會上的一個“熱點”。若把“山寨”看成是一個大文化現象，那么當代藝術也在文化意義上“山寨”了一把。

2008年夏季，中國美術館舉辦德國在世畫家里希特個人展覽時，圈子里不少人揶揄“那些個人作品價值百萬元甚至千萬元的藝術家恐怕都不敢來看”。不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畫家里希特，他的繪畫從技法到創作觀念，在中國藝術圈里可找到不少直接和間接模仿者。

此外，王廣義可被看作是安迪?沃霍在中國的回應，弗洛伊德、培根、波依斯等等，這些二戰后的進入西方藝術史的藝術家，在中國都可以找到余波，以至于中國當代藝術被學者認為是西方藝術的“山寨版”。

但山寨有理！一個事物接觸另一個事物，最初的反應總是模仿，文化藝術領域亦是如此。

10年前聚集在圓明園附近的畫家，只不過是嘗試了在改革開放多年后，于文化上的影響。當時他們的作品無人問津，到了2005年前后，尤其是2007年，全球藝術界行情高漲，10年前的這些當代藝術家們，作品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F在，經濟危機也影響到當代藝術，那些最初就看不慣當代藝術的人此時似乎有了得力把柄，大力抨擊“泡沫當代藝術”，并抓住他們的“投機”成了否定一切的理由。

固然，當代藝術有投機的現象存在，任何事物發展的初期，都魚龍混雜，但并不能為此而抹殺全部意義。自從上世紀“85美術新潮”徹底撕開了東西方美術形態之間的那層隔絕，之后的幾年，官方還處于對西方外來藝術形態呈半拒絕半接受態度，占主流地位的還是傳統的“當代水墨”和以寫實畫派為主調的當代油畫。

但在民間，勇于創新和打破常規的藝術家們，通過少有的渠道接觸二戰后的西方藝術，并已經將各種風格和意識影響到自己的創作中。他們不滿足于體制，同時也被體制排斥，所以不得不聚集在圓明園，然后是宋莊，他們的創作在地理上和藝術探索上，都處于邊緣，并長期生活在溫飽線上。

他們放開了眼界，看到了西方當代藝術的進程，并以一個積極的姿態接納了西方藝術。

試想，如果10年前這些藝術家不是義無反顧的從體制中出來，堅持自己的藝術追求，包括那些上世紀80年代到海外留學的藝術家，如果不接觸西方當代藝術并受其影響，恐怕現在國際藝術博覽會上，呈現的中國當代藝術只怕還停留在水墨畫上，以及寫實畫派們無可挑剔的油畫基本功底。

油畫進入中國不過100多年，西方的油畫作為西方藝術主體經過了不同時代多次的顛覆和創新，已經過走得很遠。誠然，中國不可能很快超過。但是放眼現實，國人的生活方式已經受著西方的影響，20年前有多少人喝得慣可口可樂，多少人天天需要喝一杯咖啡？

藝術不過是生活方式的一個必然反映，特質生活上的亦步亦趨，藝術風格上也將是亦步亦趨。如果這時，提出無關西方，埋頭發展傳統藝術的當代化，歷史已經一次次證明不是個好方法，因為先進的文明總是在一次次毫不客氣的沖撞中產生。

立足于大文化的概念和超越的眼光，可以說山寨有理！山寨是一次嘗試，這次嘗試無論如何讓中國在全球當代藝術領域發出了聲音，山寨當代藝術使東西藝術開始短兵相接，總比官方體制下的“隔山相望”更面對現實。所以山寨是一個過渡，它的意義在于將被超越，有短兵相接的碰撞，有嘗試，才會有超越。

“山寨文化”在兩會上作為提案被提出，反映出了目前處于主流體制中的文化工作者的焦慮，因為他們有著良好的資源和渠道，卻被拋置在體制之外的邊緣階層所“邊緣化”，應該起來反省的是目前的這個官方主流地位的體制。山寨不過是“轉型期”社會之下的一個過渡產物，等有一天體制更完善更有利于創造了，山寨的使命也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