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正在全球范圍內肆虐，多個國家和地區均采取壓低本幣匯率的方式來捍衛經濟，國際貨幣貶值風潮愈演愈烈。

先是韓元、新臺幣、日元、泰銖等亞洲貨幣對美元出現不同程度的貶值。既而歐洲開始“聞風而動”，公認的傳統避險貨幣瑞士法郎，3月12日因瑞士央行降息且入市干預，一夜之間瑞郎貶2.78%至1.1851兌1美元，貶幅達到3.2%。

美元近期不斷走強,使得對美元基本穩定的人民幣匯率亦水漲船高。而我們的外貿形勢日益嚴峻，人民幣大有加入到這場“貨幣戰爭”的內生動力，但中國政府為何遲遲不愿“出手”？

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匯率問題，凸顯的是一道戰略選擇題：是用低匯率來讓我們渡過眼前的難關，還是著眼未來，忍一時之痛，謀求更長遠的發展？

倒逼經濟結構轉型

經濟危機造成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持續衰退，國外需求萎縮已對我國出口形成了強約束。隨著危機對全球實體經濟影響的加劇，中國的出口形勢，可能比目前變得更差。

從長期角度看，外需下降并不是壞事，它逼迫我們多年外需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這有益于中國的持續增長。業內人士表示，現在不改變增長模式，未來的產能過剩問題會更加突出，結構矛盾也會更加深重?！爸袊@么多的人口，長期依靠外需來發展肯定辦不到”。

當然，對外貿易也不能棄之不顧。今年人大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我們強調擴大內需，絕不能放松出口”。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也是對貿易結構的調整。

本幣升值和成本增加，對一國的出口行業造成負面影響是正常的，但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決定了這種負面影響被放大。

受損于人民幣升值最大的出口企業，多是一些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少的加工型企業，這些企業定價能力較弱，無法轉移成本上升和升值帶來的壓力。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越來越小，在目前的情況下，正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佳時機。

借鑒日本經驗

20世紀70年代，當時日本經歷了兩次加速升值：第一次升值周期從1971年1月到1973年3月，日元匯率升值幅度達到26.8%；第二次升值周期從1975年12月到1978年10月，日元升值幅度達到39.2%。同是在70年代，日本經受了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一次是1974年，一次是1979~1980年。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日本實際GDP增長率為負，CPI也在1974年達到24.5%的峰值。但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日本的實際GDP并未明顯下降，通貨膨脹率也未出現嚴重惡化。

經濟背景相同但宏觀結局迥異，原因在于產業結構的不同。20世紀70年代初日元第一波升值周期時的日本，盡管已經完成工業化目標，但僅僅實現了大路貨生產的世界一流水平，基本上還處在貿易立國的階段，本幣升值，經濟即受重創。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日本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已經實現從“貿易立國”到“科技立國”的轉變，實現產業結構輕型化，農業和工業占GDP的比重開始減少。與此同時，日本的第三產業無論從雇用人數上還是GDP貢獻上都得到迅速發展。

現在中國的情形與當時的日本頗為相似，一方面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存度較大，另一方面也是本幣處于升值周期。因此，業內人士認為，貿然使用降低匯率的手法救急，只能是暫時“止痛”，無助于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根本性問題，并不利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尋求“理性升值”之路

中美匯率的口水戰自2005年人民幣匯改以來就沒有停息過，無論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N次訪華施壓人民幣升值，還是新科總統奧巴馬上臺伊始就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顯露的無不是對方自私自利的一面。人民幣升值符合中國長遠利益，但需要的是一條“理性升值”之路。

一直以來，人民幣加速升值的外部壓力就沒有消失過一天。而今，人民幣貶值的內生動力又已顯露，到底該何去何從？此時，更需要我們的決策層理清思路，撥開人民幣匯率難題中的迷霧，不為外界言論所左右，找準戰略大方向。至少，在看不清形勢的時候，維穩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全球金融危機之際，國際經濟利益矛盾重重，中國此刻加入到貶值的陣營里并不明智，不能畢其功于一役。美國的全球優勢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化而鞏固的。而人民幣國際化，最終目標則是建立與經濟大國地位相對應的強勢貨幣體系。

近段時間，中國央行為此做了不少工作。3月11日,央行與白俄羅斯國家銀行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就是去年底以來央行加強區域性金融合作所簽下的第四單貨幣互換協議。

先區域化再國際化，是建立人民幣國際強勢貨幣的必由之路，這是長期性的戰略選擇。人民幣無論是升值還是貶值，都不應當是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