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單忠東/文 全國“兩會”正在召開，當前的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復雜局面，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對策要想，但應建立在對以往經濟政策的經驗和教訓加以正確研判的基礎之上，尤其重要的是對教訓和失誤的總結。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是，追思過去，聯想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所遭遇的困境，我們不難總結出，三十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至少有以下幾點失誤，值得深刻反思。
第一個失誤：過度懼怕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會帶來許多危害，比如使得物價上漲，削弱人們的購買力、影響消費預期、影響企業的生產等等。但國內外理論與實踐都證明，通貨膨脹也往往是經濟繁榮的表現和動力，適度的和溫和的通貨膨脹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大可不必把通貨膨脹視為 “洪水猛獸”?？墒?，我國的理論界與領導層常常在實踐中十分懼怕通貨膨脹，從而過度宏觀調控，造成經濟滑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經歷過多次通貨膨脹，其中比較明顯的發生在以下幾段時期：
（1）1980年，當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黨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這段時期，宏觀經濟迅猛增長、投資規模急劇擴大。同時伴隨著嚴重的財政赤字和外貿赤字，使得1979年、1980年出現了明顯的物價上漲，其中1980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6%。但是，經濟增長速度也達到12%。
（2）1984—1985年，固定資產投資引起社會總需求過大，伴隨著基礎建設規模、社會消費需求以及信貸投放規模的急劇擴張，通貨膨脹加劇。但同時1984年的GDP增長率高達15.2%，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紀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為13.6%，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3）1993—1995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經濟駛入了快速增長的快車道，出現了“四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股票熱和“四高”——高投資膨脹、高工業增長、高貨幣發行和高物價上漲。1994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24.1%。但是，1993—1995年的平均年GDP增長率為12.7%，也是歷史上較高的水平。1993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則高達26.3%，為改革開放以來較高的水平。
與上述情況相對照的是，在1998年、1999年物價指數出現負增長的所謂“通貨緊縮”期，GDP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比較緩慢。如1998年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增長了2.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通貨膨脹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然產物，通貨膨脹和經濟高速增長往往并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也恰恰是在通貨膨脹的時期最快。與此同時，通貨膨脹是推動經濟發展和調整經濟秩序的重要動力。
實際上，失業比通貨膨脹更可怕。凱恩斯主義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相互關系的經典表述是：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失業率高。如果目前中國尚不能實現“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那么保證就業比遏制通貨膨脹就更為重要，尤其是在出現經濟危機的跡象時。因為就業是民生之本，中國社會的穩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都要通過充分的就業來實現。對于普通居民而言，失業所帶來的心理沖擊遠遠大于物價的上漲。因此，以高失業率為代價換取一時的低通貨膨脹率，是得不償失的。
第二個失誤：過度懼怕經濟過熱
所謂經濟過熱 （Overheated Economy），是指經濟的發展速度與資源供給不成比例。經濟過熱的背后往往是盲目的投資和生產資料的嚴重浪費，并容易導致產品堆積和經濟泡沫，經濟過熱的危害不容忽視。但針對中國目前的國情而言，國家將過多的精力用于防止“經濟過熱”，則有矯枉過正之嫌，因為中國經濟的特點恰恰是“怕冷不怕熱”。
（一）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決定了經濟將持續高位運行。
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具備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我國實現工業化、建立自己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的過程。工業化完成的標志是擁有自主創新能力的裝備制造業，而中國距離這一目標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仍然處在工業化的中期。
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經濟運行的特點就是固定資產投資始終處于快速增長的階段，并且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國的工業化目前已經進入了重工業大發展的階段，而重工業具有附加值高、投資規模大、投資周期長、產業鏈長、產業帶動能力強等特點，這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的經濟運行必然出現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生產資料需求旺盛、部分行業發展較快等現象，使得經濟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維持高位運行。在這種情況下，過于擔憂“經濟過熱”，必然影響我國工業化的進程。
（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黨的十七大報告曾經指出：“發展是硬道理，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睂τ谥袊?，經濟持續增長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基礎。只有經濟持續增長，企業才能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益，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人民生活水平才會穩步提高，社會才能穩定、和諧地發展。
有一種觀點認為，過于依賴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一系列的民生問題，因此將目前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歸咎于經濟增長。必須承認，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改變單純依靠投資、消費需求不足的格局，但應該看到，遏制現有的投資沖動，會造成失業率的急劇提高，不但不會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反而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解決民生問題必須要以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為前提。
（三）經濟過冷比經濟過熱更可怕。
由于一直把經濟過熱作為重大的隱患，所以我國政府在應對經濟過熱、控制經濟總量以及實施緊縮政策等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一旦出現經濟停滯的局面應該如何應對？這恐怕是政府更應該多加考慮的問題。
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中國經濟運行的特點是“怕冷不怕熱”。如果經濟完全沒有熱度，就必然有停滯不前的危險。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指出中國經濟運行的特點是“剎車容易啟動難”，剎車的主動權在政府，而啟動市場的主動權則在企業和消費者。在遏制經濟過熱的過程中，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難免會打壓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信心一旦喪失，對經濟發展將會是巨大的損害。
（四）過度依賴流動性（貨幣供應量）作為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標準。
由于過分懼怕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我國貨幣當局又過度依據貨幣供應量 （尤其是狹義貨幣供應量）作為流動性過剩與否的標準。而這種觀點是片面的。首先我國貨幣供應量居高不下的最大根源，在于居民儲蓄存款的高速增長，但當前銀行的信貸體制又造成很多企業貸款難，從而導致銀行的存貸比不斷下降。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當前出現的所謂流動性過剩，尤其是廣義貨幣供應量的不斷提升，是目前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的產物，而不能作為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判斷標準。正是在上述片面思想的指導下，才出現了半年前還是流動性過剩，而沒過多久又成了“流動性不足”的怪現象。
第三個失誤：對民間資本的開放晚了至少十年的時間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各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對外資企業的蓬勃發展、國有企業的持續良性改革而言，中國政府對民間資本的開放卻顯得非常滯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進程。
（一）領先發展的外資企業與國有企業。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對外來資本便顯示出了開放的態度。早在1978年，廣東東莞便成立了第一家由港商投資的來料加工廠；1980年，香港企業家伍淑清注冊成立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成為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外資在中國一直享受著“超國民待遇”，中國也連續多年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在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放權讓利”，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利改稅”和“撥改貸”，到十四大報告提出的“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是國家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從1992年十四大召開到上個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股份制改革和企業體制再造階段，不但使很多國有大中型企業擺脫了困境，而且也使得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并且邁入了世界強企的行列。
（二）遭受冷落的民間資本。
相對于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國家對民間資本的放開和扶持，卻晚了至少十年的時間，且一直存在質疑、爭辯和政策的反復。改革開放之后，對于自發成長起來的私營經濟，不僅在政策上一直存在禁區，而且在理論上也貫穿著激烈的爭論，直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鼓勵他們發展”，才正式從理論上闡明了個體、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直到進入21世紀，圍繞著姓“資”姓“社”、私營企業主能否入黨以及民營企業家“原罪”等問題，關于私營經濟和民間資本的爭論仍在繼續。與此同時，由于缺乏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持續的資金支持，民營企業往往成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最大和最直接的犧牲品。2003年以來，國家幾次大的宏觀調控雖然并不是針對民營企業，但由于未能注意到政策的差異性，使得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受到了很大打擊。
直到2005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一些壟斷行業才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民營經濟才真正從規則上取得與公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機會。但是從政策落實的角度來看，直到今天，民間資本依然處處遭遇“玻璃門”。在市場準入、企業融資、財稅政策以及土地使用等多個方面，依然遭受著不公平的待遇，要真正實現“國民待遇”，依然任重道遠。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這種負面因素下，民間資本仍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近五年的年均增長率高達53%，大大高于國企與外企的增長速度，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梢韵胂?，給與民營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將會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騰飛。
（三）壓制民間資本必然帶來效率的損失。
事實證明，中國的民營經濟是極具發展活力和運行效率的經濟組成部分：由于處于市場經濟的最前沿，所以能敏銳地感受到市場的變化并作出反應；由于經營活動不受外界和上級的干擾，所以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決策的迅速性和有效性；由于扎根民間、土生土長，所以對中國的國情和市場的情況比任何人都更為熟悉……更為重要的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在市場上產生了“鯰魚效應”，民營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競爭效應，極大地激發了國有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運行效率。事實證明，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越高；越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其活躍程度和發達程度也越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壓制民間資本必然帶來效率的損失，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應該吸取的重要教訓。
綜上所述，過度懼怕通貨膨脹、過度懼怕經濟過熱以及開放民間資本過度遲緩，可以被看做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大失誤。但改革畢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只有經歷一次次失誤甚至失敗，才能摸索出正確的發展方向。目前蔓延全球的國際經濟危機，恰恰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經濟格局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時機，“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作者系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