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思考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問題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那是一場無妄之災，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劇。他們認為，假如當年赫伯特?胡佛沒有在經濟蕭條迫在眉睫時還試圖保持預算平衡，假如當年美聯儲沒有以犧牲國內經濟為代價來維護金本位，假如當年政府官員迅速向境況不妙的銀行注資，以平復1930～1931年間蔓延開來的銀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潰將只會引發一場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遺忘的經濟衰退。他們還認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已經汲取了教訓。如今的財政部長再也不會重提安德魯?梅隆當年的著名建議：“清算勞工、清算股票、清算農民、清算房地產……將腐壞因素從經濟體中滌蕩出去?！彼?，像“大蕭條”那樣的事再也不會發生了。

真的是這樣嗎？20世紀90年代晚期，一些亞洲經濟體遭遇了一場經濟蕭條，這些經濟體的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 其總人口約為6.67億。詭異的是，這場蕭條與“大蕭條”頗為相似。像“大蕭條”一樣，這場經濟危機的爆發猶如萬里晴空一聲霹靂，甚至在蕭條已初現端倪之時，大多數專家學者還在預言這些國家的經濟會持續繁榮；同20世紀30年代一樣，為了應對危機，人們使用了傳統的經濟藥方，但發現于事無補，甚至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果。這樣的事情竟然會在現代世界里發生，這理應讓所有有歷史感的人不寒而栗。

我當然也不例外。本書的初版就是針對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經濟危機而寫的。雖然有些人將亞洲危機視為一時一地的特殊現象，我卻認為，對于整個世界而言，那場危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們，蕭條經濟學的種種問題在現代世界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不幸的是，我當年的擔憂不無道理：在這次新版付印時，世界大部分地區，尤其是美國，正在一場金融與經濟危機中拼命掙扎。而且，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經濟困境，當前的危機與“大蕭條”更為相似。

亞洲十年前經歷的那種經濟困境，以及我們所有人時下正在經歷的經濟困境，恰恰是一種我們自以為已經學會了如何去避免的東西。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發達的、擁有穩定政府的大型經濟體（如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也許曾經長久地陷在經濟停滯與通貨緊縮的泥潭之中無法自拔；但是在凱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間的歲月里，我們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知識，足以避免上述困境的重現。較小的國家，如1931年的奧地利，也許曾經任憑金融大潮擺布，無力控制本國的經濟命運；但現在人們認為，老練的銀行家和政府官員（更不用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了）應該可以在短時間里精心策劃出各種救援方案，及早控制危機，以免其蔓延。在過去，當國家銀行體系崩潰時，各國政府（例如1930～1931年的美國政府）也許只能站在一旁，束手無策；但在現代世界，人們認為有了存款保險，美聯儲又隨時準備向境況不妙的機構迅速注資，那樣的大崩潰應當不會再發生了。雖然任何有頭腦的人都明白，萬事順利、高枕無憂的經濟時代并沒有到來，但我們依然信心十足地認定，不論未來我們會遇到什么經濟問題，那些問題都將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問題絕然不同。

但十年前我們就應該意識到，我們不應該有這樣的信心。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日本都處在一種經濟陷阱之中，假如凱恩斯及其同代人復生，他們會覺得日本的陷阱十分眼熟。亞洲一些較小經濟體的遭遇則更加直截了當，毫不夸張地說，它們在一夜之間就從繁榮跌入了災難，而它們所經歷的災難故事，簡直就像從一部20世紀30年代的金融史中直接摘錄出來的。

當時我對此事的看法是：那就像一種曾經引發致命瘟疫的病菌，在后來的很長時間里，人們認為它已被現代醫學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種形式重現了，而且這一次它對所有常用抗生素都產生了抗體。我在本書初版的導言里是這么寫的：“迄今為止，真正被這種剛剛變得無法治療的病菌感染的人，其實只是少數；但對于我們中間目前為止還算幸運的人而言，聰明的做法應當是不惜一切代價尋找新療法、新預防方案，以免我們最終也淪為它的獵物?！?/P>

不過，我們并不聰明。而現在，瘟疫已然降臨。

本書新版的許多內容集中于探討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經濟危機，現在看來，那場危機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機的某種預演。但我也增添了許多新內容，用于解釋如下問題：美國何以發現自己和十年前的日本頗為相似；冰島何以發現自己和泰國頗為相似；20世紀90年代經歷危機的那些國家何以心驚膽戰地發現，它們又一次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關于本書

開門見山地說，就本質而言，這部書是一本分析性的簡論。本書關注的與其說是事實，不如說是事實的原因。我認為我們應當理解的重要問題是：這場災難怎么會發生，受災者怎么能恢復，我們怎么能阻止它再次發生。所以借用商學院的行話來說，本書的最終目標就是揭示“定案理論”，也就是說，要搞清楚我們面前這個具體問題的來龍去脈。

但我也努力避免把本書寫成一本枯燥的理論闡述。本書中沒有方程式，沒有令人費解的圖表，（我希望）也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經濟學行話。當然，作為一個聲譽良好的經濟學家，寫那種誰也讀不懂的東西本是我的拿手好戲。的確，假如沒有我自己以及其他人寫的那些晦澀難解的著作的幫助，我很難形成本書所展示的觀點。但是，這個世界現在所急需的，是基于充分認識的明智行動，而為了實現這樣的行動，我們就必須以平實的方式表達思想，以便使所有相關的大眾都能理解，而不是只讓那些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讀得懂。其實說到底，正規經濟學中的方程式和圖表，往往不過是用來幫助修建一座知識大廈的腳手架而已。一旦大廈的修建達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撤除那些腳手架，只留下通俗易懂的文字。

另外，雖然本書的最終目標是分析，但還是有大量的篇幅進行敘述。之所以有這么多的敘述，原因之一在于，“故事情節”，即事件發生的順序，往往非常有助于我們判斷，到底是哪種“定案理論”講得通（例如，有人對于經濟危機持一種“原教旨主義”的觀點，認為危機只不過是各國經濟應得的懲罰而已，但所有這樣的觀點都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看起來截然不同的經濟體會在短短幾個月之內都遭遇危機，如此奇怪的巧合應該如何解釋）。另外我也明白，無論要做什么樣的闡釋，都得有事件的順序來提供一個必要的背景，畢竟沒有多少人花了連續18個月的時間，樂此不疲地關注這場徐徐上演的事件。并不是人人都記得起馬哈蒂爾總理1997年8月在吉隆坡說了什么話，并把那些話與曾蔭權一年之后在香港最終做的事聯系起來；不過，本書將喚醒你的記憶。

我還要對本書的學術風格再說明一點：經濟學作家在寫作時，尤其是在寫作十分嚴肅的主題時，往往會受惑于一種傾向，就是變得極度冠冕堂皇。我不是說我們考慮的事情不重要，有時這些事是攸關生死的。但太多的情況是，學者們會想，由于一個話題是嚴肅的，那就一定得莊重地談論它，也就是說，必須以莊重的言辭來探討重大問題，隨便、輕佻的做法是絕對要不得的。但事實證明，要弄明白那些新奇的現象，你就必須愿意去“把玩”一些想法。我是特意用“玩”這個字的：那些總是正襟危坐、沒有一絲怪念頭的人，幾乎從來不會提出新穎的洞見，經濟學上不會，其他方面也都不會。如果我告訴你，“日本正在遭受基礎性失調之苦，因為日本國家調節式的增長模式導致了結構性僵化?！蹦敲?，你想想看，我其實等于什么也沒說。我最多不過是表達了一種感覺，就是問題十分嚴重，沒有輕松的解決辦法，而這個感覺很可能是大錯特錯的。但是，如果我來講一個托兒合作社盛衰交替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確將在本書中多次出現），用這個好玩的故事來說明日本的問題，也許這聽上去有些可笑，這輕佻的態度也許還會冒犯你敏感的心智，但我這古怪的做法自有目的：它能將你的思路撞到另一條軌道上，比如說，這個例子能讓你發覺，至少日本的一部分問題的確是可以用一種簡單得令人吃驚的方法來解決的。所以，不要期待一本雍容肅穆的著作：盡管本書的目標絕無半點不嚴肅之處，但本書的行文將十分輕松隨意，這正是本書探討的主題所要求的。

好了，讓我們開始旅程吧，先來看看幾年之前我們彷佛身處的那個世界。

（摘自《蕭條經濟學》導言）

(相關資料由中信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