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別報道：兩千年重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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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要分家了！”
1994年年初，這條消息傳遍了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稅務機構。
當工作人員們正在議論紛紛此次“分家”之后的未卜前途時，整個中國卻在上演著建國以來最為轟轟烈烈的一場財稅體制改革大戲。
戲劇的主角就是自1994年1月1日實施以來延續至今的分稅制。
財政部長囊中羞澀
“跟我要錢？我可沒有！”面對當時財長王丙乾要各省做“貢獻”的要求，一些財政廳廳長不惜與財政部長“反目”，拋下如此不留情面的話語。
這場爭論爆發在1991年的全國財政會議上，囊中羞澀的財長出于無奈，只好拉下臉來要求各省“貢獻從1000萬元到1億元不等”，卻遭到了一致的冷言冷語。
這樣的尷尬處境根源于當時的財政“包干”制。1980年起中國開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并在1985年與1988年先后進行了兩次變革，然而總趨勢卻是越來越分權。在企業所得稅的收繳上，地方政府大量“縮水”稅收同時通過收繳“企業上繳利潤”來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中央財政收入因此受到極大影響。
從1979年到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46.8%下降為31.6%，中央財政收支必須依靠地方財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資料顯示，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甚至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并且借而不還的事。更為捉襟見肘的中央財政還曾兩次通過設立基金（“能源交通基金”和“預算調節基金”）向地方政府收費來補充中央財力。
在1993年7月舉行的全國財稅工作會議上，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神情嚴肅的指出，“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財政）就會垮臺！”
199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頒下一紙《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決定于1994年1月1日進行分稅制改革，此次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并建立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體系，分設中央與地方兩套稅務機構分別征管，同時逐步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
至此，原本地方拿大頭、中央拿小頭的財政格局被徹底改變，而國稅、地稅自此分家，各奔前程。
兩大爭議
分稅制的改革以力挽狂瀾的大姿態，將中央財政從崩潰的懸崖邊緣硬生生地拉了回來，也給整個中國帶來了制度創新的氣息。1994年1月份的稅收收入277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率達62%。
但在一年年向上竄的漂亮財政收入數據背后，分稅制改革的弊端和漏洞也開始顯現。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6年年會上，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自從分稅制之后，“中央政府日子相當好過，省政府也不錯，地市一級的也不錯，但是縣一級的財政經常非常困難?！?/FONT>
現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認為，目前稅制下，省以下機構財權層層上移，而事權卻有所下移，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基層政府財政困難，欠發達地區的狀況更為嚴峻。而在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后，一些縣鄉財政更加吃緊，甚至面臨癱瘓的危險。
分稅制施行中另外一個突出矛盾便是國稅與地稅之間的“兄弟”戰爭。來自地稅系統的人士稱，他們是在與同級國家稅務征管機構進行“搶稅”斗爭。尤其是在2002年國務院決定實施企業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后，由于文件對稅源歸屬等表述并不明晰，“兩兄弟”的分歧擴大化了。
向哪走？怎么走？
有專家指出，今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需要中央投資和地方配套資金的共同支持，在目前地方“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短期需要通過中央轉貸或代發債券的方式增加地方財力，長期則需要通過改革轉移支付體制等措施，推進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的匹配。
要根本解決地方財政問題，還需要財政改革來完成。而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推出，恰恰是改革的契機。
進一步簡化轉移支付形式，加強專項撥款的管理，建立一個透明、規范的轉移支付體系成為改革的大方向之一。
賈康認為，在轉移支付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之前，三級分稅制是一個不壞的選擇，在減少政府層級方面，可考慮逐步把鄉鎮變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
然而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磥?，三級政府的“扁平化”還需要切合考慮各地實際情況來斟酌。
他分析說，“省直管縣”體制上取得成功的“浙江現象”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個省一直沒有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市管縣”體制，這是浙江經濟的特色是從家庭工業和鄉鎮企業開始發展起來的，相比經濟弱小的市，縣域經濟的實力反而強，因此實行省直管縣是一個符合省情的合理選擇。
針對國稅地稅的“內部矛盾”，有專家提出，國地稅合并勢在必行。而在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教授看來，真正的病根在于，中國目前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地方稅體系，地方缺乏稅收自主權?！爸袊牡胤蕉惸壳叭狈Χ惙N上充分發揮的依據?！眲⒒刚f。
所有的爭論和推測，根本上還是決定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下一步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