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改革突破

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經濟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變為基本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計劃經濟唱著絕對的主角，大躍進的火苗悄悄燃起，“經濟需要多少，國家財政就拿多少，什么時候要什么時候給”是當時的口號，認為國家財政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任何財力保障的東西，而經濟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無法體現。

兩年后，本著“基本上在原有稅負的基礎上簡化稅制”的原則，對原稅制進行了改革。

此次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試行工商統一稅。工商統一稅是由原來的商品流通稅、貨物稅、營業稅和印花稅合并而成。

該稅于1958年9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由國務院公布。同時，將所得稅從原工商業稅中獨立出來，建立了工商所得稅。

其次，簡化了納稅環節，對工農業產品，實行從生產到流通兩次課征制度，簡化了計稅價格與納稅手續。

此年還統一了農業稅收制度。建國初期，由于革命根據地與新解放區情況不同，采用的農業稅收制度也不相同。

1958年6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規定了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實行分地區的差別比例稅制，目的是“穩定負擔，增產不增稅”。

但是這一美好初衷卻被隨之而來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所左右：人民公社化給農業稅帶來思想和工作上的混亂，大躍進運動引致的高指標、高征購又直接拉升了農民負擔，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力。

另外，我國受前蘇聯“非稅論”的影響，認為國營企業的稅實質是上繳利潤的性質，沒有征稅的必要，于是1959年上半年開始在成都、南京等7個城市搞“稅利合一”的試點工作，實行以利代稅，結果以失敗告終。

這次稅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原來實行的多稅種、多次征的稅收制度，使稅制結構開始出現了以流轉稅為主體的格局，在調節經濟方面的作用已逐漸減弱。

稅制過度簡化

1966年，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份通知改變了中國10年的命運，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巴ㄖ碧岢鱿螯h、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展徹底批判，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指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在這樣的背景下，治稅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加強稅收工作被誣蔑為鼓吹“稅收萬能論”。本來已經簡化的稅制又被作為“繁瑣哲學”來批判，結果稅種越來越少，稅目越來越粗，稅務機構也被削減。

1973年對已經簡化了的稅制又進行了一次大的簡并稅制的改革。

主要內容是試行工商稅，合并稅種。把企業原來繳納的工商統一稅及附加、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屠宰稅以及鹽稅合并為工商稅；其次，簡化了稅目稅率，工商稅的稅目由108個減為44個，稅率由141個減為82個；再次，改變了一些征稅辦法，如取消中間產品稅，原則上按企業銷售收入計算征稅等；另外，還把一部分稅收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

這次稅制簡并以后，國營企業只需要繳納一種工商稅，集體企業只要繳納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兩種稅，至于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和屠宰稅，實際上只對個人征收，從而進一步縮小了稅收的調節范圍，嚴重限制了稅收職能作用的發揮。盡管在此期間我國的農業稅制基本上保持穩定，但我國的稅制由建國時期的復合稅制，幾經簡并，基本上已成為單一稅制。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前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大，片面強調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片面強調簡化稅制，使稅收工作受到很大破壞，中國稅制在陣痛中艱難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