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別報道：兩千年重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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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丁銀的負擔使許多地區都丁不滿額，雖然后來統治者規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已有的定數也使百姓透不過氣。
意氣風發的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直言上書，請求朝廷“行令直隸各省地方官，確查各縣地畝若干，統計地丁、人丁之銀數若干，按畝均派”，遺憾的是當時并沒有獲得允準。
然而他一定沒有想到，他提出的“攤丁入畝”征稅方法，在雍正元年卻得到了正式推廣。從此他的名字，隨同這個稅收制度一起被載入了史冊。
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確定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攤丁入畝”。二年，先在直隸、福建兩省推行，接著云南、河南、陜西、浙江等10余省陸續實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貴州實行“攤丁入畝”。光緒中期吉林、奉天最終也推行此法。這次稅改，自雍正開始歷經乾、嘉、道、咸、同諸朝，至光緒年間，大約經歷了一個半世紀才普遍實行開來。
稅制變革帶來社會進步
清初的丁銀是明末“一條鞭法”改革不徹底的遺留，征收情況非?；靵y。最大的問題是由吏胥和地主豪紳任意操縱編審，轉嫁負擔，致使丁銀征派貧富倒置。這種情況既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也十分不利于國家的財政收入。
史志宏的《清朝前期財政概述》上說：清初除征收丁銀外，還存在差徭，有的且為力役，如治河、修城、修倉等等。對于各種名目的差徭征調，清初各朝也進行了整理、改革，總的精神是裁革冗差、改力役為雇役、改差役折銀向戶丁或丁、糧派征為一律向地畝田賦派征，即實行賦役合并。
由此可以得出，“攤丁入畝”是清代賦役制度的一項重大變革。它是將中國歷史上以人丁、地畝雙重征稅標準，變為以土地作為單一征稅標準的重大賦役改革。它簡化了稅收的原則和手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情況，增加了地主的賦役，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戶口隱漏，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發展，使國家的財政收入有了保證。
難免賦外之賦
當嘉慶皇帝還是皇太子時，曾經隨乾隆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鬧?。〒都螒c朝東華錄》記載）。
那時的八旗子弟和八旗兵入關已久，不僅軍紀敗壞，訓練荒疏，而且常常憑借權勢，敲詐勒索，盤剝百姓。原來剽悍英武的八旗軍隊現在變成了不能打仗、只會擾民的老爺兵。而當時僅僅是供養滿清的八旗子弟，每年就要消耗旗祿幾千萬兩。
清朝后期，西方帝國列強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農民起義也頻繁發生。在此社會背景下，在“正稅”之外，以前被“攤丁入畝”擯除的各種苛捐雜稅又紛紛重新登臺。清政府官僚和地主階級開始變本加厲地對農耕者和貧民進行剝削，不斷增加田賦以外的各項附加負擔。
陳金海在《中國農業稅歷史評價》上說到，當時全國地租率是“租取其半，平分其糧”，都是農民統賦的農業稅。
同時，農民以少量的農副產品交換生活必用品要通過市場才能實現，而厘金課及百物，即對所產物品抽稅，開始是捐之厘金逐步變成稅收。設立厘金，是從農業稅即田賦附加演變為正式開征的商業性稅收。至此農民負擔糧銀，繁重如故。
當時就有人疾呼：“今日之農，不苦于賦而苦于賦外之賦，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今日之商賈不苦于關，而苦于關外之關，不苦于稅而苦于稅外之稅?！钡@種情形是無法改變的，戰事越多，苛捐雜稅就越多。
很多貧苦農民不堪重負，紛紛丟棄田地、逃離戶籍地，大大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據史料記載，嘉慶十七年（1812年），歲入4113萬余兩，歲出3510萬余兩，雖收支相抵后的盈余數已較乾隆時大為減少，但仍有600萬兩左右。
而至道光時期，據戶部道光三十年（1850年）奏報，此前十余年間，每年的稅收總額，除豁免、緩征、積欠等項外，總共加起來才4000萬兩左右，比預算的少了四五百萬兩，而每年的支出“約需三千八九百萬兩”，收支相抵，已經幾無盈余。
這還僅是預算內支出而言，實則當時不止這些。這十多年間，海疆、回疆及各省軍務，東、南兩河工用，南北各省災務等，都算作預算外用款，而這筆款項多至七千余萬兩。假如把預算外的款項也計入的話，那就入不敷出了。
清庭這種局面，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年底，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以后，終于演變為清政府一場空前的財政危機，而前期的封建財政，也就以這場危機為標志而告終。
其實，清朝的賦稅制度，本身是沒有什么大問題的。
雍正帝前期對清朝財政體制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攤丁入畝”、“耗羨歸功”、嚴查財政虧空等這一系統的動作，使得后來的統治者受益無窮。
而清朝在其統治的200多年間，體制內的財政制度也較少被人詬病。后因連年戰火，內憂外患，才造成了財政枯竭、入不敷出的局面。清朝的財政最終因體制外的苛捐雜稅而瀕于崩潰。
歷史上每個朝代的滅亡原因都是不同的，但所有的滅亡都會伴隨著財政混亂、雜稅繁生的現象。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不再重復失敗者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