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別報道：兩千年重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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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食貨（一）》載：“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兩稅法的產生與均田制瓦解、租庸調制崩潰有密切關系。

租庸調的弊端

唐初制定法令時，國家有租庸調法，但因唐玄宗李隆基愿以寬厚仁慈作為治理根本，致使人戶逐漸滿溢超出，雖有防范，但仍無法制止。

至德宗后，天下兵戰蜂起，先是征兵服役，繼是饑荒、瘟疫相迭而至，造成人口民戶凋零破落，戶籍和土地圖冊已經成為一紙空文。

另外，各地節度使在內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鎮割據，任意截留中央賦稅，使國家財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軍費、政費開支浩大，租庸調收入已難以維持政府的生存，唐政府的財政陷入危機，其直接表現是京師官吏的俸祿不能按時發放，嚴重拖欠，最后落得只能以“稅天下地青苗錢（附加稅）以充百官課料”。

而弄權之臣和狡奸小吏紛紛趁機作奸，讓自己得到尊貴的侍奉和豐美的贍養，但向朝廷交納的賦稅卻幾乎沒有。

官吏的俸祿給多少，都由地方節度使自行決定加減。因此向百姓額外科斂的名目有好幾百種，已明令廢止的也不免除，重復征收的也不削減，新舊疊加，沒有邊際。

因此上面減免課征，實際增加了下面百姓的賦稅。所以天下民力破碎疲敗，很多人都成為沒有土地根基的漂泊浮蕩之民，居住鄉里依著土地的人，每百人中不過四五，像這樣的情況維持多年。

兩稅法改革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適即位。宰相楊炎跪在皇帝面前磕著頭據理講道：“賦稅財收是國家根本大事，就像是活人的喉嚨，天下的治與亂、國家的強與弱都由它決定?！彪S后提出兩稅法。

以前的財政思想一向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并成為不可違反的財政教條。楊炎制定的兩稅法明確規定“量出以制入”，即“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作為其制定稅收總額的總原則。根據國家的財政支出數，匡算財政收人總額，再分攤給各地，向民戶征收，意在限制濫征苛斂，減輕人民負擔。

兩稅法將過去的租庸調和戶稅、地稅及各項雜征合并，統一征收，以戶稅、地稅為基礎，規定“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既不分主戶客戶，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納兩稅。

其征收原則是“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稅額按田畝和資產的多寡確定，廢除以前的租庸和雜稅。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從理論上，這種計資而稅的制度，較按人丁平均攤派的舊制度合理得多。對無地少產的民戶較為公平。

因此，兩稅法在課稅標準上的變革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賦稅史上的一大進步，對后世影響頗大。且納稅時間上規定“各有不便者正之”，體現出靈活性，還特允“其鰥寡孤獨不支濟者，準制放免”。

兩稅法規定不分主戶和客戶，一律以定居為依據，交納“居人之稅”，至于行商則按三十分之一納稅。兩稅法稅額的計算基礎，是以大歷14年（公元779年）墾田總數所應交納的錢谷總額分攤到各州縣，按各戶貧富等級征收。

其中“田畝之稅” 部分，仍按上述規定由納稅人繳納谷粟，其余各稅一律折合貨幣交納，并以此為以后各年應稅額的標準。

至于納稅期限分夏秋兩期繳納，夏稅不超過六月，秋稅不超過十一月。而租庸調法則無此規定，此即兩稅法命名的由來。

歸于重賦

站在稅收立場，應該稱許兩稅法，因為其減省了征稅項目，規定于夏秋時間征收，時間統一，對收稅和納稅者非常便利。此外，兩稅以貧富等級征收，避免了租庸調晚期出現的課免于上而賦增于下的情況，征收賦稅時較前為公平。

在兩稅制下，并沒有課戶不課戶之分，王公、官僚、浮客均在被稅之列，而且征及行商，除了較前公平之外，賦稅征收范圍已較前普及了。

但是，兩稅法失去均田租庸調為民制產的精神。兩稅只重征稅，并無分田平民的內容。其征收本以貧富為差，但評定民戶之富貧只能根據各民戶擁有之土地作為標準，是以兩稅法遂演成畝稅。

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兩稅法以貨幣繳納稅項，但由實物轉為金錢，出現了實物拋售，使物價下降，農民必然吃虧，加重了負擔。還有全國各地稅率，輕重不一。稅項攤分全國各戶，因攤分不均勻，各州稅率不均，故稅率重的州相繼出現逃亡的民戶。

兩稅制打破傳統井田、均田一貫的平均地權政策，從此田畝可自由買賣，使兼并之風再起，土地再走回秦漢時代趨于集中的舊路，社會再呈現貧富懸殊的不安和病態。再者，農稅之評定是以田畝計而不論土質之高下，故富戶持有良田者輸稅同于持有瘦田之農戶，使貧富差距更趨明顯。

兩稅法雖把租庸調合并一起，化繁就簡，但日子一久，政府把它的來歷給忘記了。遇到政府用錢，自不免要增加新稅，這些新稅本來早已有的，只是已并在兩稅中征收，現在把此項目加入，即等于加倍征收各項稅收，這是兩稅制稅項不明之弊。

后有白居易的《重賦》為憑：“厥初防其淫，明赦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Ｎ乙郧髮?，斂索無冬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