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租是田租，調是人頭稅，庸是指納絹（或布）代役。租庸調的課稅以人丁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稅，體現了為民制產，其基本精神是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這一稅制的最大特點是“庸”的設置。農民可通過納絹或布代服徭役，保證了生產時間，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進一步提高，同時政府的賦稅收入得以保障。

租庸調制為后世所稱道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在其輕徭薄賦。稅率方面，租庸調亦較前朝為輕。如二十日的庸，亦低于漢朝三十日之力役，戶調二丈，較晉朝之戶調少六倍。

由于三種稅制輕稅明項，在征收時，官吏就不能隨便加征，避免營私舞弊。但這一稅制實行的前提是要造戶籍賬冊，按戶口分田。

當時戶籍分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戶籍每年登記一次，每三年重新造一次，戶口的變動，田地分發、退還，都要詳細登記，以待來年分配田地。所以租庸調制，是“輕了農家，勞了官家”。

正是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推行，唐朝農業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唐初，不課鹽、無茶稅、無酒禁，而國庫還是逐漸充實。

此后，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以及唐玄宗統治前期，繼續獎勵生產，勵精圖治。中國也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持續發展和繁盛時期——“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時代。

租庸調制不因增加生產而增稅，也不因怠耕而減其租，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發展；不因勤勞而加重力役，不以游惰而減其庸，有利于農民附著土地，調動生產積極性。

租庸調制下的農民，其生活寬舒安恬，盛唐時代的富足太平，決非偶然。

興也均田，衰也均田

租庸調制在唐朝施行了約160年，至唐玄宗期間仍為國庫收入的重要來源。

但是，隨著后來土地兼并日益嚴重，造成了均田制施行的基礎——土地國有被破壞，租庸調制至唐朝中葉（建中元年）被廢弛。

租庸調被破壞源于均田制被破壞，唐代人口不斷增加，到后來政府已無足夠土地實行均田制。領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使農民負擔不起，唯有逃亡。

唐中葉后，土地兼并重，均田令雖禁止買賣田地，但經批準，田地仍可轉讓，使免課戶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課戶仍要納租庸調，在無法負擔的情況下也不得不逃亡。

租庸調以戶為本，但連續九年的安史之亂，激化了土地的變異和人口流移，使唐室能掌握的戶籍，只三分之一。

唐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年～公元779年）均田制已無法繼續實行。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采用宰相楊炎的建議，頒布實行“兩稅法”，對賦役制度進行全面改革。

需要一提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對上級命令的懈怠，唐玄宗開元11年, 開始設置租庸使專門管理和負責催征租庸調稅，其主要職責包括催征賦稅、勘核、軍事事務以及總掌三司大權，至后唐時期，權力一度達到頂峰。唐租庸使前后設立了5次，每次置廢原因不盡一致，也決定了各階段租庸使的職能不盡相同。

租庸調是由中央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這也造成了中央政府監督地方的成本要大得多，由于后期唐朝宮廷奢侈之風漸濃，官吏數量也從貞觀年間的“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增至“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導致官俸支出巨增，從而使面臨破產的唐中央財政支付不起如此高昂的監督執行成本。

兩稅法由實物租稅制度漸轉變為貨幣租稅制度，廢除過去以征收粟帛等實物為主的辦法而改為以征收錢幣為主。其制度簡捷明白，在戶籍失修，人口變動極大的時期，不失為一種簡便可行的賦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