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別報道：兩千年重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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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農民起義、5年楚漢戰爭，加上此前秦朝的苛稅暴政，讓剛剛當上了皇帝的劉邦，窮得放眼全國，連4匹一樣顏色的馬都找不齊，手下將相更是只能乘坐牛車上朝。這就是建漢初期中國的現狀。

漢高祖劉邦恐怕當時不會想到，他所推行的租賦制，不僅成為漢朝歷代皇帝休養生息的施政方針，更成為沿襲中國2000多年之久的農業稅標桿。

漢武帝時，庫中銅錢因繩子年久朽斷而散落遍地，無法清點，較輕的租賦無疑成為漢朝農業發展的加速器，更由此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始于春秋，興于漢

事實上，最早的農業稅始于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但直到漢朝才成為真正的制度。

在漢朝之前，秦朝的賦稅也推行以租賦制為主體的課稅制度。租是田稅，以實物作為附加稅征收，稅率約是十分取一；賦是戶口稅，即人頭稅，以錢交納，稅率約為從前的20倍。

漢承秦制，也實行租賦制。租包含田租和假稅。田租以畝而計，交納糧食，起初為十五稅一（收入的1/15用來交稅），而從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起，終漢一代田租是三十稅一。征收方法為納稅者“依律自占”，評定產量，求出應納稅額，編冊報縣，經批準后按冊征收。

假稅指向租種公田（國有土地）的農戶征收的田稅，稅率是三十稅一。賦以丁計，包括算賦、口賦、更賦。

算賦是對15歲~56歲的人征的人頭稅，稅率為每人每年120錢；口賦是對7歲~14歲的兒童征，稅率為每人每年23錢；更賦是一種代役稅，按漢制，成年男子均須為政府服役，不愿或不能親身服役者，可出錢交官府雇人代替。

與租賦制密切相關的是漢朝的編戶齊民制，由政府編制戶籍，登記民戶姓名、性別、年齡、土地資財。正式編入政府戶籍的平民百姓被稱為編戶齊民。戶籍乃是政府征收賦稅、征發徭役、兵役的依據。

在編戶制度下，漢朝農民田租輕而人頭稅重，負擔較重。除正常徭役外，農民還要為官府服雜役、修道路等。漢武帝的陵墓茂陵筑陵歷時53年，數以萬計的農民被征發。此外，西漢末年王莽執政期間，附加稅和苛捐雜稅繁重，甚至使用山林川澤也要交稅。

據《漢書》記載，縣級是漢朝收稅的基層單位，各縣征收的賦稅除支付俸祿外，全部上交郡，郡再核實匯總上報中央，中央與郡對半分成。

奠定盛世基石

輕租賦的推行不僅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更與漢朝歷代帝王重視農業發展的思想有關。

漢初，“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到處是荒涼的景色。劉邦參加了秦末農民戰爭，親眼目睹了秦亡過程。他叫大臣陸賈撰寫文章，分析秦朝為何失天下。陸賈著文12篇，每篇劉邦無不稱善，故名其書為《新語》。

陸賈建議劉邦多給農民種地的時間，寬刑薄賦，與民休息。劉邦在經濟上遂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包括讓大量兵士罷歸家鄉，復故田宅；免自賣為奴婢者為庶人；對商人征收重稅，限制商人對農民的兼并；減輕田租為十五稅一。這些政策不僅增加了農業勞動力，調動了農民積極性，更促進了西漢初年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自劉邦之后，漢文帝、漢景帝等連續幾代人都保持了政策的穩定，繼續推行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得到恢復，中國封建社會出現第一個治世局面即“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到光武中興

漢文帝劉恒重視農業生產，即位后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并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他注意減輕人民負擔，常頒布減省租賦詔令。

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從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公元前167年更下令盡免民田租稅。此后，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田稅定制。

同時，每年的算賦，也由每年每人120錢減至40錢。此外，漢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向人民開放土地和山林資源，任民墾耕；并除盜鑄錢令，開放金融，實行金融自由政策，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無不流通，商品迅速發展。

文帝注意節儉，有人獻給文帝一匹千里馬，文帝說：“皇帝出門前有儀仗，后有從事，一日走50里，我一個人乘千里馬能跑到哪里去？”

至一代雄主漢武帝時，盡管不斷減輕租賦，但國家仍積累了大量財富。這時漢朝最為繁榮和強盛，京城府庫裝得滿滿，錢庫里串錢的繩子年久朽斷，銅錢散落遍地，無法清點。大倉的糧食舊的未用完，新的裝不下，只好堆在倉外，以致朽壞。

至西漢末年“王莽改制”時，廢除了三十稅一并課以重稅。東漢光武帝劉秀下詔恢復了漢景帝時期三十稅一的舊制，并把公田借給農民耕種，提倡墾荒，發展屯田，安置流民，賑濟貧民。

東漢初年的租賦徭役負擔，比西漢后期和戰亂期間大大減輕。

此外，劉秀還裁并了400多個縣，減少了政府開支。經過數十年經營，東漢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景象，史稱“光武中興”。

東漢末年，由于戰亂頻繁，人口流移，租賦制開始發展為租調制，即定率田租制（不確定每畝田租量，只確定田租征收比例）向定額田租制（不問產量高低，一律按規定數額征收）轉變，至兩晉到南北朝，總體趨勢是征收額越來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