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撰稿人：Pascal Lamy
1919年，一群企業家決定成立一個組織，讓它代表全球的商業。他們決心將希望帶給被毀壞的世界，而這正是一戰后人們所缺少的。他們致力于建立商人之間友好的新型國際合作精神，并用這種精神來取代恐懼和猜疑。他們成立了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簡稱ICC），并且稱他們自己為“和平貿易商”。
20世紀20年代，ICC的焦點在于戰后賠款和債務。那個時候世界很少有國際貿易框架，也沒有與貿易相關的全球管理體系。10年后，我們走過了多年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國家主義的艱難泥沼。
ICC見證了多邊貿易體系的創立以及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誕生，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并且為其發展壯大做出了貢獻。
經濟危機沖擊貿易領域
今年，我們迎來了國際商會發起90周年紀念。ICC研究基金（ICC Research Foundation）啟動又將證明其對于更加開放的多變貿易體系承諾的堅持與發展。對于現在全球經濟的狀況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和許多人一樣，在這次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我從政界和商界領袖身上感受到的只有兩個詞——“悲觀”和“憂慮”。
對于大量失業的恐懼；對于信貸缺乏的擔心，就是那些相對安全的項目也很難融資，比如國際貿易間的交易信貸；對于國際貿易的大幅收縮的恐懼，因為這部分的經濟增長引擎正在停止，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更是依賴于此。
目前，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已經為零。發達國家現在是負增長2個百分點，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大約在5%左右，但是這些來自于新興國家的正向增長卻高度依賴于貿易的增長。然而2009年的全球出口額預期將會降低2%，許多新興的經濟都將受到沖擊。
由于缺乏監管以及金融風暴造成的這次嚴重危機已經極大地影響到了貿易領域，而且令其開始衰減。在這些嚴重的經濟危機中，現在我們的最大挑戰在于確保貿易是其中一個解決之道，而不是危機的一部分。
協同作戰避免孤立
在不確定和恐懼的時刻，需要加強政府和監管者正當干預經濟的作用。如果要使這種干預取得成功，所有的因素都必須在對于共同目標和共同敵人問題上取得一致，而且必須協同作戰。因此各國之間的全球合作是關鍵所在。全球經濟處于危機當中，頭號敵人就是“孤立主義”。
我們還記得，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讓美國大幅提高關稅，涉及范圍超過2萬種商品。我們也不會忘記，隨之而來的是其他各國的相繼報復，并且也提高了他們對美國商品的關稅，于是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
無論是關稅還是其他更新、更世故的斯姆特－霍利臉孔，今天我們很有可能進入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方式的下滑風險。就像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所說的：“以眼還眼只能使整個世界都盲目”。而現在甘地可能會警告我們：“如果想要以一個就業來換另一個就業，那么我們都會經受大量失業”。
為了幫助WTO成員國對全球貿易趨勢和貿易政策發展有更好的、實時的理解，在當前危機的背景下，我們建立了貿易及貿易相關措施的即時追蹤系統。目前為止，該系統顯示的結果還是比較樂觀，成員國的國內保護主義傾向得到較好的控制。而且，關于美國刺激計劃中“買美國貨”的條款也得到了修訂。
政府必須提供答案來安撫人們的不安，而這種不安正是由于大量的失業所帶來的?，F在是時候啟用社會保障網了，不僅僅是發達國家，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否則那些缺少社會保障的貧困國家將很難度過這次風暴。經濟刺激計劃應該給那些在危機中被遺漏的人提供解決方案。
積極發展多邊貿易
我們似乎已經認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失敗，并準備在這些失敗中加進國際貿易和WTO。但這就像要把襁褓之嬰硬拖出嬰兒床，風險很大。
這就是我們要更加強調多邊貿易體系和增長價值的原因。60年的全球監管經驗，它是對抗保護主義的政策保障。目前是致力于WTO建設和強化全球規則體系的時候，因此取得多哈發展回合談判（Doha Development Round of negotiations）的實質結果是非常緊迫和有關聯的。
達沃斯的許多領袖都認為貿易是經濟刺激計劃整體的一部分，但在我看來，貿易實際上是經濟復蘇計劃的實質所在。
坦率地說，這次危機需要的不僅僅是通過多哈談判來復蘇經濟。取得多哈回合談判的成功還能夠成為控制經濟下滑的解決之道。因為這會發出積極對抗時艱的信號，政府之間也能夠共同來提供一種全球的解決方案，而這正是目前急需的。
這就是為什么WTO成員國應該重新啟動他們在2008年擱置的計劃，用新的承諾來進入新的談判舞臺的根源。 我們已經感到許多政治領袖在這方面的支持，并且希望他們能夠開辟前進的道路。
其實，多哈回合談判我們已經完成了大約百分之八十的預定目標。如果有必要的政治指引、妥協的態度和切合實際的期望，我相信我們能夠迅速完成這些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