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流量收縮造成的,而且表現為流量的持續收縮。經濟學家都認識到,金融危機的前兆往往就是流動性的擴張速度過快,而其背后是全球的不平衡愈演愈烈。這又回到一個老話題上去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肯定需要需求管理的政策,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但同時也需要改善供給的政策,加大結構重組的力度,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而針對產能過剩的重組政策,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有特別的意義,不僅僅只是對付全球經濟危機而言的。

從歷史上看,經濟的下降通?？赡苡袃深愒蛞?。一類是生產性的存量（資本設施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遭受破壞。這樣的事情往往發生在爆發戰爭或者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去年5月四川汶川發生罕見地震時,當地的工廠和基礎設施被夷為平地,經濟出現下降是理所當然的。而戰爭則不僅可能摧毀大量生產性設施,也會摧毀教育和研究的能力,降低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不僅直接導致經濟的蕭條,甚至從長遠來說,一旦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遭到毀滅性沖擊,經濟的長期下降也不可避免,要想恢復起來更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德國和日本成功地從這種存量毀滅中恢復過來,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

但是,生產性的物質資本遭受毀壞雖然會導致經濟的下降,卻能為日后投資的擴張（資本的積累）提供了方向和機會。根據已有的經濟學理論,由于資本積累的水平決定經濟的增長能力,如果其他情況保持不變,資本積累的速度決定增長的速度。因此,戰爭和自然災害雖然導致經濟下降,但可能同時埋下了日后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種子。當然,經濟增長的實現還取決于教育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恢復能力以及是否選擇了正確的政策等等。

導致經濟下降和蕭條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貨幣和信用的收縮,或者叫流動性收縮。這類原因可以歸屬于流量而不是存量的萎縮。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信用收縮和支付危機,它也會很容易導致經濟危機,損害實體經濟的健康。

生產性的存量,包括生產設施和服務設施,要產生收入流量,必須要有收入流量的循環流轉。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就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經濟學家把收入流量的循環理解為經濟的血脈,它的循環流動創造著經濟的繁榮。在經濟越來越被金融滲透和信用體系越來越發達的今天,流量循環的速度越來越快。它創造著越來越大的財富和收入。一旦由于某種原因導致流量的循環逐步或者突然放緩,流速越來越慢,那么經濟在流量和增量上就會萎縮。在經濟高度信用化和證券化的時代,流量的局部放緩和萎縮很快就會通過支付危機或者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傳染和擴散到整個經濟肌體。經濟大蕭條就是這樣造成的。

有意思的是,存量破壞導致的經濟下降可能為日后的投資擴張提供機會,但流量收縮導致的經濟下降卻意味著投資機會的減少。因為貨幣、收入和信貸的下降無法支撐現有的生產能力和服務能力,產能是過剩的。所以,要恢復和實現后金融危機時期的經濟繁榮,只有壓縮產能和向流動性收縮的經濟重新注入流動性兩個辦法。壓縮產能即結構性改革或者重組,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短期,這意味著經濟更嚴重的緊縮,更多的失業和痛苦。但是短痛之后可能形成長期的經濟復蘇和繁榮。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人似乎更愿意抱團取暖,他們接受了結構性重組的政府政策,很多大企業和銀行破產倒閉,失業增加。但之后不久,世人就看到了,在所有遭受亞洲金融打擊的亞洲經濟體中,韓國成功地恢復了元氣并迅速提升了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向流動性收縮的經濟重新注入流動性,強行擴大信用和支付能力以匹配現存的產能,這當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思路。由于在經濟下降時期私人部門的收入下降和信貸萎縮,流動性枯竭,因此流動性通常要從公共部門開始注入,如果公共部門注入的流動性能把經濟流量的循環帶動起來,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經濟的總量平衡。但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是供給方的政策,對結構性問題,對生產率和經濟的競爭力等在中長期發揮作用的因素沒有關照,所以副作用會很大,而且還必然給政府和公共部門背上了日后需要償還的巨大財政赤字與債務負擔。

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流量收縮造成的,而且表現為流量的持續收縮。經濟學家都認識到,金融危機的前兆往往就是流動性的擴張速度過快,而其背后是全球的不平衡愈演愈烈。有經濟學家的分析說,這個不平衡簡單地說就是全球貿易不平衡導致大量的順差去支撐了出超國家的信用創造?，F在的問題是,如果全球的主要經濟體都一致地采取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那么,全球的儲蓄率就會大大降低,到那個時候,這種由流動性過剩導致的全球危機就會很快演變成另一種流動性短缺的危機。

因此,這又還是回到一個老話題上去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肯定需要需求管理的政策,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但同時也需要改善供給的政策,加大結構重組的力度,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比如,中國與美國的情況就不同。在美國,既然儲蓄率這么低,如果完全依賴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擴張政策,那樣會進一步使美國的儲蓄率持續為負,債臺高筑,所以白宮需要更多考慮供應學派的政策,加大結構性重組,改善生產率和競爭力。而對中國來說,儲蓄率這么高,擴大內需的政策自然更有說服力。但是,結構性的政策,特別是針對產能過剩的重組政策,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有特別的意義,不僅僅是對付全球經濟危機而言的。

（文章來源：09年2月20日    《上海證券報》）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經濟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