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覽各國現代化史，不難發現，土地資本化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這個問題解決得是好是壞，決定各國現代化進程的順暢程度。

當然，這個好壞的界定本身就是一個難題。從經濟學意義上講，整體效率的提升，及由此帶來的全社會普惠式發展，從歷史時段看，可視作一個好案例，但這對于經濟轉型代價的承受者，則肯定是壞的進展。他們所受的流離苦楚，足以使當時的世界成為悲慘世界，而這又成為后世學人反對土地資本化的凌厲武器。

反過來說，一個當時看來其樂陶陶的小農社會，從長時段來看，也可能對一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構成致命的阻滯，祖輩的因循守舊所蓄積的種種結構性矛盾，其代價無可避免地要由后世子孫承擔，而且往往不止一代人。

所以，所謂好與壞，不僅是效率與公平的問題，還牽涉到歷史時段。

令情形變得復雜的還有各國不同的歷史傳承，各異的人口和地理狀況，國家、市場、社會三者之間力量獨特的博弈軌跡，以及我們對歷史的選擇性誤讀等。

別人的衣服永遠不會合身，但可以讓我們在面對歷史大勢的時候少一些恐懼和迷茫，進而根據他人的經驗檢討自己的進退得失。

英國圈地運動不只為了羊毛

在我們習見的官方版本教科書中，英國的圈地運動被這樣描述：一小撮地主為了羊毛的暴利，而強行驅離土地原有的合法占有者的一場暴力運動。其間還充滿了與城里工廠主合謀的氣息，好像這些失地農民的無產階級化，為那些敞開大門的老板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勞動力。

甄別這其間有多少歷史被簡化和誤讀是歷史學家的任務，我們要做的是盡可能提供不一樣的版本，庶幾可以讓歷史真相在不同版本的參差互見中接近真實。

圈地運動從來不僅僅是為了羊毛。16世紀的歐洲，除了毛紡織業的發展，還出現了農產品的價格上漲，英國農業很快與市場掛鉤，谷物大量出口歐洲。

為牟取豐厚利潤，英國地主階級紛紛擴大經營規模，其途徑就是收回原來出租給小戶佃農的土地，或圈占公有土地，而后自己經營，或租佃給經營規模較大的農場主。這促進了新型農業單位的成長，農牧業改良成為可能，農業技術不斷提高，農業逐步實現了商品化的集約經營，大幅提高了農業產量和農業生產率。

這反過來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人們的實際收入水平，增強了收入較低人群的購買力，使人們可以拿著在食品上節省的錢去購買其他消費品，從而為工業制成品的發展提供了市場。

此外，農業發展對農業機械的需求，給采礦、冶煉、制造等工業部門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與此同時，農業的商品化也增大了農業利潤，地主和農場主在加大農業投入的同時，將增加的貨幣收入大量投向工商業和運輸業，從而推動工業部門的發展。

圈地運動無疑造成小農戶的流離失所，但他們不僅不是被羊吃掉的，更不是因為地主和工廠主的合謀所致。

在英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先農后工的遞進色彩非常明顯，土地資本化在使農村出現剩余勞動力之后，又通過自身對工業的促進作用，吸納了大批這樣的勞動力。但很長一段時間，史家過分注重圈地運動的負面效應，而對其歷史性的推動作用卻視而不見。

而正是引起爭議的圈地運動打破了小農經濟的散亂僵局，使英國走出了歷史的三峽，農業、工業走上反復互動、良性循環的軌道，從而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率先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國家。

法國人“用自己杯子”的后果

與厭惡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學者對法國大革命的青睞有加，他們斷言法國大革命一舉摧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桎梏，從而為法國的工業化鋪平了道路。果真如此嗎？

法國大革命前夕，法國貴族想拷貝英國的圈地經驗，從小租佃者手中收回土地，搞規模經營。為此，他們雇用了一批古文專家，在故紙堆里發掘記載著領主與農民契約關系的古老羊皮文件，以便確立回收土地的合法性。這激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1789年夏，當國民議會在巴黎召開時，農民便率先發起革命，奪取城堡，燒毀有關土地的法律文件。

為了安撫農民，國民議會被迫頒布了八月法令，規定農民獲得全部人身自由，地租也要通過贖買廢除，原來的租佃農一舉成為小塊土地的主人，小農所有制的基礎就此奠立。

之后的雅各賓派面對內部暴亂與外敵入侵，為發動農民保衛革命，采取了更激進的土地政策，把沒收的逃亡貴族的土地，和宣布為國有資產的國王和教會的土地分成小塊，低價出售給農民，同時把村社公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進一步加強了小農所有制。

而《拿破侖法典》又從法律上保證了農民對小塊土地的占有權，“革命立法加強農民個人主義的傾向，加強農民占有土地的頑強決心”。

農民成為小塊土地主人初期，生產積極性很高，也提高了農業產量，但這種生產的增長是靠投入大量勞動力取得的。因此增長有限，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束縛了大量勞動力。農民們傾向死守自己的小塊土地，信奉“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的小生產者哲學。這種對個人獨立勞動的偏好，滋生了對大企業的仇恨。大工廠主、大農場主、大銀行家都被視為平等的死敵，從而嚴重阻礙了大規模生產手段與大企業在法國的發展。

總之，小農所有制成為農民長期貧困和農業落后的根源，嚴重阻礙了法國的工業化，使法國的現代化長期滯后于英國，后來又被德國趕超。法國史學家稱，大革命和帝國的經濟后果是一場民族災難。

美國：從《占地法》到《宅地法》

與英國的圈地和法國的小地塊化有所不同，美國的土地資本化經歷了從非法占有，到事后除罪的確權路徑，并在此過程中實現了全國土地市場的統一，使美國人的資產可以互換，從而促進市場的擴大和資本的創立，進而迎來了內戰后工商業的爆炸性增長。

美國的領土除了原來的殖民地，有的是從印第安人手里搶過來的，有的是從別的國家通過戰爭或購買獲得的。這些地方的土地所有權的人格化確立，把屬于聯邦政府和特權階級的遙遠而泛泛的所有權，置換為明晰的、可交易的所有權，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過程。

對于習慣了小塊土地的歐洲人來說，美國太大了，而且這塊巨大的土地還在不斷的增長。非法占有土地，具有擋不住的誘惑。

此外，不合時宜的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非法占有的浪潮——不合法的居民們發現，正規的所有權非常繁瑣、復雜，“土地署太遠，要辦的事務非常令人困惑，程序也很拖沓”。當然，價格也比較昂貴，“聯邦土地的潛在購買者必須擁有至少640美元——根據當時的標準，這個數目非常大”，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因此望而卻步，情愿選擇不穩定的非法定居，并且建立了他們自己的非法所有權制度：“斧頭權”、“玉米權”、“小屋權”，就是在田地的樹上，用斧頭刻上姓名的縮寫作為記號，或通過種上一棵玉米、建起一座小屋界定自己的權利。

別小看這些簡陋的“產權證”，它們就像當局頒發的正式所有權文件一樣，可以進行買賣和轉讓。那些希望在自己喜歡的土地上居住的人，會從做這些記號的人手中買下這些權利，而不是和他爭吵。

面對非法移民，政治家們的本能反應是將他們趕走。但這樣一來，就要冒暴力沖突的風險，他們面對的不僅是付出心血經營、但基本處于蠻荒狀態的土地上的非法移民，還有為數眾多從非法移民手中購買了土地的后來者。

此外，政治家們在該問題上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1801年，美國眾議院公共土地委員會不得不承認，不合法居民已“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克服困難，在某塊土地上定居下來，開墾并提高了土地的價值。因此，他們不僅增加了各自定居的土地價值，而且提高了附近土地的價值，這極大地有利于美國”。

因此，18世紀后10年，包括肯塔基在內的一些州，為新生的美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占地法》——根據權利申請人對土地的增值情況，承認對土地的所有權。當然，從《占地法》到1862年的《宅地法》，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其間不乏反復。比如在1823年，美國聯邦法院曾在一個案例中判肯塔基州的《宅地法》違憲，不過后者對此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

越來越多的州通過了《占地法》或類似法案，直至匯聚成1862年的高潮——《宅地法》：代表了擁護自由的土地分配政策的人的最后勝利，因為它使移民只要同意在土地上定居和發展，就可以免費獲得160英畝土地。

然而回頭看去，《宅地法》的意義更在于，按陳舊法律的標準，將屬于不合法的產權協定納入合法的法律過程。而一個正規的法律制度，如果不和現實中運行的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不接納大多數人關于資產的貌似不合法的權利，從而無法使資產可互換，或無法使資產的所有人對一個更大的市場負起責任，就無法有效地發揮作用。

美國土地資本化的歷史再次證明，社會需要賦予所有法律制度活力的本質內容。法律的本質不是邏輯，而是經驗。

就中國目前的情形而言，似乎很難從他人的歷史中找到合適的鏡鑒，但可以總結如下經驗：

一、從歷史長時段算總賬，不要過分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當然，在所謂有管理的市場經濟中，本著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在土地資本化過程中，盡量穩妥從事，并做好社會安全網，保障轉型期失意者的基本利益，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否有利于整體生產力的提高。如果公平的土地制度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阻礙，從長期看，必將導致均貧的效果，這樣的公平，說到底是一種偽公平。

三、受益者是不合法的大多數，還是合法的權勢階層。小產權遭遇封殺，而雙放棄（放棄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則可以換社保和居民身份，如此的土地資本化路徑，究竟哪個更不合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