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撰稿：美國貿易政策研究小組

要求美國新一屆政府和國會在就職伊始就必須處理好貿易問題，至少有以下三個理由。

一，貿易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政策之一；二，對大多數國家而言，貿易政策很重要，且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外交政策；三，美國新一屆政府需以開闊的胸懷處理貿易問題，把它作為恢復信心的一部分。

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在國際貿易的推動下，美國每年比上一年多增1萬億美元的財富，美國貿易增長推動了經濟的較快增長。

美國增長策略

與以往比，美國人感到更大競爭壓力。

2000年以來，互聯網和全球電信網絡使美國服務部門全球化。一些國家實行錯誤的貿易政策，通過補貼、各種產業政策，限制外國人進入其市場。于是一些美國人感到他們未能分享到全球化和經濟增長的成果，美國經濟可能在此輪競爭中落后。

不過，沒人贊成關閉互聯網。相反，美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全球經濟。2007年，美國金融服務業、房地產、消費部門增長明顯放緩的情況下，私營部門的所有增長都來自美國的出口增長。

美國的增長戰略是，讓所有美國人從經濟增長中獲益。這一戰略包括：為財政平衡而消除預算赤字；為金融市場安全而完善金融監管機制；為推動創新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

更具體地說，美國需要的政策是：提高美國競爭力與創新能力；提高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進行教育改革，增強技術培訓；把貿易政策的目標重新確定為最大市場，在下一個10年里，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可能變得更為重要。

鼓勵私人投資

在推動提高生產力、創造就業崗位的活動中，投資不足抵消了國際貿易帶來的巨大好處，美國需增加政府及私人投資，改善投資質量。

美國目前在研發上的投資，顯然落后主要競爭對手投資的增長速度。首先，美國政府在非國防研發上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僅為20世紀60年代的50%；其次，在過去10年里，美跨國公司在私人研發上的投資占GDP的比重未增加；再次，美國研發開支總額占GDP的比重落后于日韓。

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要鼓勵私人部門增加研發投資，可考慮擴大研發稅收減免范圍，使這種稅收減免永久化。并修訂折舊提成制度，更好地反映投資的“技術壽命”。

然而，人力資本比實物資本更為重要。美國新一屆政府應確定，至下一個10年結束，使所有美國人達到高中畢業程度，同時研究畢業生就業計劃、在職培訓計劃，包括稅收減免和個人培訓賬戶。

迅速增長的聯邦預算赤字傷害了美國的競爭力。公共部門債務的增加，并未使資金轉向提高生產力的投資。

數十年，政府及私人部門在基礎設施、教育、培訓的投資不足，使擠壓效應變得更嚴重，而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在這些領域大幅增加投資，并通過國內儲蓄為此提供資金。

調整貿易政策

美國公眾并不支持現行的貿易政策。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人們批評雙邊協議的涵蓋范圍太小，讓步太多。美國需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為基礎，通過解決基礎設施、能源、環境問題，提高北美各經濟體對亞洲的競爭能力。

展望未來，美國新一屆政府和國會應用新方法，解決21世紀國際貿易的問題。包括制定貿易發展戰略，研究多哈回合、雙邊投資談判等問題，及美國與哥倫比亞、韓國、巴拿馬的自由貿易協議；決定是否采取新的貿易和投資倡議，或修訂已有的貿易安排；決定是否尋求恢復貿易促進授權，或確定替代方案，以協調在貿易政策上政府與國會間的關系。

國際貿易支持了美國經濟的增長，所以美國必須參與國際貿易談判。2007年以來，凈出口增長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2002年以來，美元貶值使美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很有競爭力。同時，貿易還創造了就業崗位，出口部門的報酬比美國平均工資高13%~18%。

美國繼續參與貿易談判，還可保證美國不會因其他國家相互實施貿易優惠政策，而處于不利地位。

現在亞洲一些國家及歐盟正在進行談判，協議達成后可能會“有差別”地對待美國出口商品。在此情況下，若美國長期缺席貿易談判，而多哈回合又止步不前，很可能出現泛亞貿易集團。

因此，需重新調整美國貿易政策。

美國政府必須，在給美國和世界貿易體系帶來實際利益的情況下，完成多哈回合。若多邊談判陷入僵局，各國政府在其國民的壓力下，將在其他地方尋找解決貿易和投資問題的辦法。要么通過單邊措施，要么通過雙邊或地區的貿易協議。

WTO需適應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市場的變化，改變WTO發揮作用的方式及對象。在加入WTO的150多個國家行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以多哈回合的方式展開新一輪全球回合不再可行。在特定問題上，采用帶有“臨界質量”的多邊協議也許是個可行的選擇。

聚焦自由貿易

美國新一屆政府面對的挑戰，在于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實現貿易自由化，這是個長期問題。美國新政府和國會也應再度聚焦自由貿易政策，更注重使西半球和亞太地區現有的協議協調一致。

像最初設想的那樣，先前的雙邊安排轉變為更廣闊的地區性協議。這種重新取向可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和“中東自由貿易協議”，也會加快在“亞太自由貿易區”上的進展。

若多哈回合仍止步不前，美國貿易談判應更注重其主要的貿易伙伴。與歐盟、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議，會給美國帶來實際經濟利益，且在勞動力、環境問題上，美國與歐盟、日本的矛盾遠少于與其他國家的矛盾。

此外，在服務業上，與歐盟、日本簽訂的“北-北”協議，可為未來的WTO確定建設性的基準。美國與中國、巴西、印度的談判會不同于標準的自由貿易協議模式，而更注重基礎設施、能源與環境。

若美國新一屆政府尋求依靠現有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可注重基礎設施建設、氣候變化、環境、能源和邊境安全問題，且把勞動、環境標準結合進去，就像最近與秘魯、哥倫比亞簽訂的協議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