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近來，正當全球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縱深蔓延，世界各國全線阻擊危機時，美國卻拋出了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儲蓄率導致的論調，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中國，力圖推卸肇發危機的責任。美國的解釋是：由于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儲蓄和投資取向，全球經濟出現失衡，新興經濟體的高儲蓄為全球信貸泡沫埋下種子。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會產生失衡？失衡的根源在哪里？筆者認為全球價格體系的錯誤定價才是危機的根源。價格信號引導著經濟運行，價格扭曲必然導致價格體系的失衡和經濟扭曲，從而引發全球性危機。
失衡并增長著：全球價格扭曲下的超常繁榮
近20年來，全球經濟最大的格局之變就是日益廣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體系的不斷深化。長期橫亙在南、北國家之間的經濟藩籬終于被打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也完全展現在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面前。由資本追逐利潤的強烈動機所驅動，包括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在內的國際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流動（在過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長了3.5%，國際貿易年平均增長7%，而國際資本的流動增長是14%），這也就是為什么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和規律，與全球經濟分工不斷深化下貿易的大趨勢達到如此驚人的契合。
事實上，定價合理的價格體系是經濟系統正常運行的信號裝置，而價格體系所包括的價格周期因素、價格連接因素，即貨幣價格、資源價格以及資產價格的扭曲和迷失都可能成為引爆危機的導火索。
第一，全球化紅利得益于兩大價格體系失衡
當代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并且展開了水平分工體系，也同時形成了發達國家之間的價格體系，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落后，只能與發達國家展開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交換，由此不斷拉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發達國家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隨著經濟規模的急劇擴張，不斷提升發達國家經濟體系內的生產要素價格，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進程滯后，生產要素價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十分有限，這樣就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體系。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體系趨于融合，市場的力量必然會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扭曲情況進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過資本與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發展中國家外部創造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不斷拉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共同推動了貨幣渠道與商品渠道的通貨膨脹。特別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格體系中缺乏定價權，“進口高價格，出口低價格”。中國等國雖然對世界大宗原材料貿易形成強大的需求拉動，卻沒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場競爭的“主場權”，全球價格體系話語權的缺失使資源定價權由資源生產國轉移到資源消費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在多種大宗商品上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不斷提高，這被世界市場冠稱為“中國因素”。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資源性大宗商品進口國，目前我國是全球鐵礦石、銅、天然橡膠和大豆的最大進口國，是原油的第二大進口國，同時也是棉花、玉米、小麥、氧化鋁、鎳等大宗商品的重要進口國。其中，對原油、鐵礦石、氧化鋁、天然橡膠和鎳的進口依存度在40%～60%之間。尤其是近年來，由于國際市場能源、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中國付出了更多的外匯用于進口資源能源類大宗商品。另一方面，中國的大宗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價格卻急劇下降，在價格主導上也處于被動地位。如2005年，中國石油的進口量占世界石油貿易總量的6%，但在影響石油定價的權重上卻不到0.l%。中國成為全球的加工、生產中心，但主導了生產，主導不了貿易和資源定價，形成了中國補貼全球生產成本，補貼美國消費者福利，補貼全球化紅利的失衡格局。
第二，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價格失衡的疊加效應
反思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資本主義失衡發展和經濟虛擬化已經嚴重地改變了傳統全球經濟運行的規律和結構。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向來都存在正負效應，一方面，虛擬經濟以其高流動性和高獲利性吸引大量零散資本，并將這些資本直接或間接地投入到實體經濟中，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需求，而且，虛擬經濟有著很強的信號作用，提高了實體經濟運作的效率；但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大量投機和炒作行為的存在，使得虛擬經濟背離實體經濟成為常態，尤其是虛擬經濟自身的過度擴張和虛假繁榮。
在價值結構上，全球經濟表現出金融資產迅速膨脹，美國金融資本主義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資本自由化和金融擴張。美國利用發達的金融體系導致大量資本在股市、匯市、債市、期市以及各類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循環流動、杠桿放大。據初步統計，當前全球金融衍生產品總的市值超過了68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規模的10倍以上，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動性，大大高于各國通過貨幣創造的流動性（僅占全球GDP的11%）。從美國總資產及其主要構成情況也可見這種變化，美國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虛擬資產只增長44.69%，而在1980—2006的24年中，虛擬資產卻增長了453.00%，26年的增長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產所占比重占絕大部分，在90%以上(見表1)。這些過剩的流動性不僅催生了金融資產價格泡沫、房地產價格泡沫，更通過全球期貨市場向實體經濟轉移。在發達國家的虛擬資本把期貨市場金融化與衍生產品化的時候，還會繼續把實物生產領域中所有可以與衍生金融產品沾邊的各種合約方式衍生產品化，這也是發達國家之所以可以在物質產業長期萎縮后仍能長期維持貿易逆差的原因，貨幣創造了自己的需求，即只有需求的增長而沒有供給的增長，或需求增長率遠高于供給增長率。
而另一方面，美國在2000-2005年，經濟年均增長率是3.5%，但制造業增長率年均只有0.7%。美國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但是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在貿易格局中是不對等的。全球價格體系的失衡使得中國生產者在為美國消費者提供補貼。根據相關計算，中國通過提供廉價商品和購買美國國債，每年大概向美國提供 200 億美元的補貼。
第三，價格結構性失衡形成全球價值洼地
全球經濟格局表明，資本已經成為主導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實現資源配置是有效配置資源的高級形式。增值是資本運動的內在動力，在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這塊利潤，使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在以往全球化過程中所未有的貿易強勢，但這塊新利潤的來源是價格體系扭曲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要素價格紅利倒貼了美國的國民福利，價值洼地吸引國際資本長期流入的巨大磁場效應主要體現在高收益、低成本兩方面。
從資本回報率分析，國際資本偏好于新興的制造業大國或資源出口類國家，據統計1995年-2005年投資于新興國家的利潤回報率為15.3%。中國的投資收益率更高，長期維持在20%左右。高收益利潤緣何而來，很大程度上源于勞動力價格長期扭曲。就勞動力成本而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 1998年到2005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中國一直在經歷著要素價格扭曲并承擔著相應的成本。30年來，我國長期處于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是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的一個重要條件。多年來，為了招商引資，許多地方政府以幾乎零租金的價格向外商提供土地，這意味著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資源價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正是這種扭曲在某些行業和地區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以低價的中國制造出口全球，并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期保持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窮國向富國出口資本，以便為富國的消費和投資提供融資來源。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也是由于能源定價低所形成的隱性補貼。所有這些失衡不僅意味著資源的錯配，也使我國成為投資洼地，呈現出資本流入與利潤流出的異常格局。
價格異常波動與失衡如何成為全球危機的風險鏈條？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每次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前都伴隨著資源（石油、原材料等）價格或資產（股價、房價、匯率等）價格的劇烈波動。例如，日本20 世紀80 年代末期經歷了一次典型的泡沫經濟，突出表現在隨著實體經濟的擴張，股票與房地產價格急劇上升，貨幣供應和信用迅速膨脹，到了90年代初泡沫崩潰，房價和股價暴跌，此后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期衰退。90年代中，墨西哥由于金融管制放松，大量投機資本流入國內，造成投機資產價格泡沫，泡沫破裂后，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比索急速貶值，股市爆瀉，對世界經濟造成較大打擊。但僅僅過了兩年，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而實行浮動匯率制后，隨著泰銖急速貶值的導火索點燃后，亞洲金融危機又全面爆發。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表現也為全球的價格危機。其摧毀的是扭曲亢奮高速攀升的能源、有色等大宗商品價格體系：目前CRB指數已經從高位下跌近40%，原油高位下跌超過70%、黃金高位下跌20%、銅高位下跌48%、農產品中大豆高位下跌超過45%；一起摧毀的還有全球貿易結構關系、經濟合作關系等等。這是一次在經濟運行周期配合下強制糾錯、扭轉全球資源價格錯配和經濟畸形運行的經濟危機。
從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相關性來看，價格是經濟運行的信號甄別系統，由于價格的敏感性，因此往往作為經濟周期的晴雨表。一般而言，經濟周期總是經濟擴張——資產價格飆升——商品價格飆升——資產價格回落——商品價格回落——經濟收縮——經濟蕭條。因此，可以說中國經歷了一輪從資產價格膨脹、資源類商品價格膨脹，到商品價格膨脹再到資產價格回落、通貨緊縮的經濟周期。
那么全球價格變動中的結構關系和傳導機制如何？它是如和演變為一個風險鏈條的？事實上，價格傳導通過國際分工渠道、國際貿易（國際收支）渠道以及國際金融渠道使全球主要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外匯及其衍生品市場、商品期貨市場、黃金市場指數的波動特征出現極強的相關性，股指-黃金-石油-美元（美元指數）的波動關系形成全球價格波動的標示性信號，凸顯出全球金融周期的同步性。
價格波動改變了各類商品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體系，從而從實際產出、消費和資源的有效配置等諸方面對全球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從全球經濟的整個生態鏈上看，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各種金融工具提高了包括不動產在內的資產流動性，并利用這些業已呈現泡沫的資產來置換亞洲制造品和國際大宗商品生產國的要素資源。即本輪全球經濟增長的行情是美國等發達市場利用易于泡沫化的金融資產來換取其他國家的實物資源，或者更確切地講這輪全球經濟增長根源于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所發生的借貸關系。
從貿易分工的渠道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除了被動地接受由于資產價格泡沫破裂所傳導出來的經濟滯脹風險外，自身也內生著誘發經濟滯脹的風險。一個原因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亞洲制造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價格管制措施。在發達市場資產價格泡沫尚不嚴重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扭曲的要素價格和扭曲的比較優勢作用下，對發達市場由于資產價格泡沫所帶動的通脹上行苗頭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經濟度過了幾年失衡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年代。但隨著能源等要素價格的持續上漲甚至飆升，中國等通過對要素價格管制使得制造的成本優勢變得難以維系。在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和產業升級上升下，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制造成本越來越高。隨著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要素價格的逐漸理順，整個全球經濟開始逐漸失去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反通脹支持， 從全球收支體系看，通過資本項目逆差輸出美元往往意味著對本國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的需求增加，導致本國實體經濟增長；而通過經常項目輸出美元，在黃金非貨幣化的條件下，意味著對本國實體經濟的需求減弱和對本國虛擬經濟（包括房地產、股票、債券及其他可以反復炒作的資產）的需求增大，這將導致本國制造業外移和經濟的虛擬化，并通過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這類高增長性低端生產者進行國際生產分工，將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輸入到這些后發國家，造成全球收支體系的重大失衡，為全球性危機埋下種子。
三、后危機時代糾正價格失衡與價格穩定的應對策略
反思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嚴重地改變了原有宏觀經濟運行的規律和結構，出現經濟虛擬化和貨幣虛擬化特征。在此情況下，資產價格波動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供應量具有非穩定性，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基礎條件、傳導途徑、作用效果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我國的貨幣政策應該進行結構性優化，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僅僅關注實體經濟目標（通脹、經濟增長、就業、國際收支），而是要同時關注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目標（金融體系穩定、資產價格穩定）。未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逐漸從單一實體經濟目標（控制通脹或經濟增長）轉移到“經濟穩定+物價穩定+金融穩定”的三重目標（調控中介：增長率+通脹率+金融資產價格與收益率），貨幣政策應將資本市場價格的波動納入調控范圍。
金融危機中各類要素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嚴重失真，偏離了價值增值的基本原理。首先，對虛擬資產價格而言，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通過消費和投資的組合，緊緊聯系在一起。而這二者之間均衡與非均衡、協調與背離的關系，則是通過利率、利率、資產價格和信用增加額等作為傳導媒介的。因此課題將“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存量指標的比較、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流量指標的比較、價格泡沫（顯性泡沫和隱性泡沫）以及泡沫系數（膨脹為正，緊縮為負）等變量”作為重點監測指標。因此，拓展的貨幣政策調控將更有利于統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發展，能夠穩定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
對于實物資產價格而言，此輪價格危機的典型特征是石油、糧食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的先行上漲，而造成價格上漲的原因固然有需求增大的原因，但國際大宗商品的金融屬性化及其價格形成機制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助推因素。通貨膨脹仍在全球蔓延，其深層次的根源在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固有缺陷、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形成機制以及全球資源分布的嚴重不均衡。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充當了國際儲備貨幣、交易貨幣和結算貨幣，非國際貨幣國家為了防范風險和維持匯率目標，不得不被動地持有美元儲備資產。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本身具有內在的缺陷，容易產生通貨膨脹。因此穩定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的避險體系有助于國內能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定價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從國內角度而言，穩定價格策略以及深化價格改革要對一些涉及面寬、觸及利益深、配套性強、風險比較大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壟斷行業價格、要素價格等進行“攻堅”，理順價格，放松價格的管制，讓政府從能夠施加影響的領域逐步退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讓要素價格真正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產業都是內生于價格的，價格順了，扭曲的產業結構才能調整過來。應該從三個方面著手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一是建立反映資源稀缺性、供求狀況和環境代價的資源價格體系，二是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三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
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 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