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份的中國經濟指標都陸續出來了，雖然，數據顯示的情況沒有太出乎大家的預料，但是，人們對它的關心依然很高。關心高很大的一個理由，是人們想通過從這一系列宏觀數據中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從而能夠更準確地做出自己投資和消費的決策。目前，對經濟的復蘇，簡單地說，對經濟增長保8的目標是否能實現，境內外機構的判斷分歧很大。這種分歧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立場”、“愛國”的字眼來加以評判，而應該冷靜地去分析他們各自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雖然他們做出判斷的依據有很大的差異。

認為無法兌現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的外資分析機構，則認為迅速改變12月份所反映出來的物價水平下滑、進出口放緩，房價下跌，工業生產增速放慢的格局，按照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確實很難。即使目前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底部，也很難通過目前的刺激方案來消化整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所以，他們把政府的刺激計劃所帶來的貢獻考慮在內，也認為世界經濟的放緩，尤其是美國經濟的硬著陸特征對中國出口導向國家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甚至存在一批更為悲觀的分析師則認為中國的內需壯大的環境很缺乏，從企業的生產壟斷（最近煤電企業討價還價互不相讓的現狀也充分暴露了中國市場效率缺失的弊?。┖驼\信意識到消費者的后顧之憂和節約文化，從政府投資型的內需刺激計劃（有些甚至認為政府的4萬億財政開支的落實也有一定的困難）到地方政府跑步“錢”進的急功近利表現，都無法通過消費“中國制造”產品的擴大來改善中國企業的利潤，來緩解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來讓老百姓切實感受到能帶來實際收入增長的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徹底改變這一切，需要較長的時間，需要中國再創造一個內需主導的東亞奇跡。而目前延續出口導向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中國，要迅速改變一種增長方式，確實難度很大，不得不和歐美經濟一起承擔經濟下滑的風險。因此，按照以前的經濟參數所做出的估計，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判斷可能就在6.5-7.2之間。

另一方面，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能夠完成8%增長目標的中資機構，則是根據中國政府刺激內需計劃的力度和所涉及領域的廣泛性上，堅信汽車、鋼鐵、裝備制造業、醫療等龍頭行業的重組和振興計劃一一落實到位，就完全能產生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即使在可持續問題上需要中國全社會做更多的努力，但至少09年的保8目標不會有什么大的問題。何況做出這一判斷的很多人都認為，全世界各國的救市力度不斷在加大，經濟觸底的跡象十分明顯，最糟糕的時刻就是目前這些經濟指標所反映出來的狀況，今后一定會漸漸出現復蘇的跡象。而且，有人甚至認為，一旦中國社會齊心協力，上上下下被充分動員起來，中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是無法能用市場經濟的原理來加以定量分析的。因此，最主要的問題還是要充滿信心，不懈努力，從最壞的可能性出發，盡最大的力度，爭取最好的結果。事實上，支持中國經濟復蘇的利好材料還是存在的，比如，在全球流動性緊縮的狀態下，中國銀行業的信貸出現了喜人的增長，資金在市場的循環對中國經濟早日結束政府的注資救市行為，而通過市場自身的造血功能的恢復來激活經濟發展的活力將發揮積極的作用。12月工業產值增速回暖也可能就是一種鼓舞人心的信號！另外，中國人均收入的水平在不斷提高，這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服務業創造了很好的物質基礎，尤其是中國人多，作為一個發展潛力很大新興增長點，第三產業在中國確實前途無量。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重視民生對培育消費的重要性。

不管怎樣，我認為，中國經濟在2009年確實存在很多挑戰，當然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經濟何時復蘇這個問題固然重要，但是，我認為怎樣復蘇更為關鍵。因為它決定中國的經濟增長態勢能夠保持多久的問題。它對保持我國的社會和諧也至關重要。所以，我感到，只有處理好以下幾個更為重要、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們才能有所“建樹”，才能在中國增長方式的優化過程中讓我們最先走出危機的低谷，而保8目標的成與否，則是一個不太重要數量指標：

首先，目前刺激消費的擴大內需方式是否能產生真正的“有效需求”，值得商榷。比如企業投資支出，它是屬于投資型的內需，過多的依賴這種刺激投資領域的總需求的做法，在實體經濟已經陷入低迷的階段，反而會進一步導致更為嚴峻的產能過剩問題。

其次，政府目前大力投入基礎設施投資和加大政府采購行為，都主要側重于這些投資型的內需擴大方面，而并非立足于“改善民生”來刺激消費型內需的增長。所以，如何使我們能夠盡快實施有利于解除大眾“后顧之憂”的公共投資，這對創造“有效需求”上，效果可能會更加明顯。最近醫療改革的推進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市場的信心。這方面的改革還要不斷深入和擴大。

第三，關注中小企業的成長，可能對促進社會和諧，意義更為明顯。因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小企業如同雨后春筍一般茁壯成長，至少它承擔起了中國勞動市場不小的就業壓力。但是，目前危機當頭，如何幫助中小企業家減負，就成為決定我們經濟上能否打出一個漂亮的翻身仗的關鍵因素。因此，無論是在降低稅負，還是在打開更多的融資環境方面，政府都應該責無旁貸。

四是金融體系的健康化發展將直接影響我們刺激內需的效果。如果我們的銀行體系擔心未來的不確定性，手里又沒有足夠的工具來規避和緩解這種不確定性，那么“惜貸”問題就會嚴重影響我們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金融市場充斥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信息不對稱問題而無法加以有效監管，即使大小非解禁意味著股權結構的脫胎換骨，但如果缺乏這種改變所能帶來的公司業績增長的內在機制，那么，股市就會對企業的這種“解套戰略”產生非常明顯的排斥行為，結果，政府刺激經濟的減稅效果，就會因為股市投融資功能萎縮所造成的大批有實力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目前，讓我們可喜的看到銀行業的信貸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回暖跡象，只要銀行業能夠控制好信貸的風險，那么，這輪資金的配置一定會推動中國實體經濟的真正復蘇。

最后，要重視“總供給”政策對“有效需求”的影響機制。比如，根據歐美的成功經驗，加強教育和科技投資，鼓勵創新和創業，就有可能增加全社會就業和收入增長的機會，而且，這些就業人群的增加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會轉變成可持續的消費需求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可喜局面；這次奧巴馬的新政演說中，也充分強調了美國政府今后在這方面會更加強化投資力度，重塑美國的核心競爭力。為此，中國要想擺脫世界經濟失衡對我們造成的不利影響，教育興國、科學治國必然會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和立足世界的發展戰略產生越來越重要的積極意義。

(文章來源： 09年月23日   中國改革論壇)

（作者系復旦大經濟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