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打了六年工的湖南青年羅練，留下一張帶有老莊氣息但極度絕望的紙條，不知所蹤。前兩天聽一個記者講，此人據說已經死了。

一個喜歡讀莊子，而且讀得很熟，文筆也很不錯的打工仔，卻只能打粗工，“無以養親，無以樹業”，在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況下，感到生和死沒有分別，絕望而出走，甚至選擇死亡。這樣的故事，我們聽到過很多，但也有類似經歷和心氣的年輕人，從困境里走了出來，甚至走向了成功。近些年來，社會階層的確出現了固定化的趨向，但由于有市場的存在，卑賤者上升的可能，還是要比三十年前大得多。此前，就羅練事件，我呼吁過改善社會上升渠道的問題，但羅練提出的問題，還遠遠不止于此。

從某種意義上說，羅練也許只是一個個案，喜歡莊子的他，不僅周圍的人跟他格格不入，就連他的家人也都不懂他。加上他性格又相當的內向，因此，在產生絕望情緒，又不得排遣時，選擇出走，似乎很大程度上，有他個人的因素。但出外打工的青年農民，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心理問題的人，并不只羅練一個，對他們在戀愛、婚姻、性、交往、娛樂等方面的需求，關心得還不夠多。一提到農民工的問題，很多人不約而同想到的就是勞動待遇，解決欠薪，回家過年，至多想到為他們組織工會，似乎農民工僅僅是一種經濟動物，除了物質需求，什么都不會想的。

羅練在湖南的農村里有家，據說還有一幢不小的房子，但那只是一幢空巢，一度除了留守的母親，所有家庭成員都外出打工了。后來，母親也在孤獨中死去?，F代化浪潮中的城市化，已經摧毀了農村固有的社會結構，連家庭都變得殘缺不全。每個外出打工的人，既得不到戶口所在地社會網絡所能給予的社會救助以及感情寄托，在打工所在地，也一樣得不到幫助。工棚里，是不存在生活意義上的社區的，所有的人都是臨時的寄居者，是過客，彼此之間，既無倫理關系，也無所謂業緣紐帶，甚至連鄉土聯系都殘缺不全，當然，也就不用講究道義。

可以說，所有的打工仔，都是沒有社區生活的人，無論在哪里，他們都很難找到傾訴的對象，并從中得到起碼的慰藉，甚至缺少起碼的精神寄托。因此，農民工群體中出現的關系混亂，犯罪率高，以及性生活紊亂，自殺率高的現象，也就不奇怪了。人，是需要小圈子的社會生活的，在那里，人們可以找到自己的歸宿感，但農民工在自己熟悉的農村找不到，在自己陌生的城市也找不到。如果非要找的話，那么類血緣和地緣的第三社會組織(通常我們所說的“黑社會”)就可能取而代之，成為畸形的代用品。

歷史告訴我們，很多社會問題，社會群體性事件，雖然表面的原因也許都跟直接的物質因素有關，但往往問題的頻繁發生，最根本的原因，是某些社會群體，已經處在問題叢生的境地。所以，問題的解決，絕非讓人吃飽了飯，就可以安枕無憂的。農民工的無社區畸態生活，從世界范圍來看，并非中國特有的，屬于城市化的一種不得已的果實，但是，中國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卻使得這種現象更加嚴重。至少從目前來看，我們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