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廣東省檢察院日前出臺的關于幫助企業解困的“十條意見”，近日成為輿論熱議的題材。目前的爭議焦點多集中于，在此市道不景之際對企業家主動“網開一面”，是否意味著對其他群體不公。而 “十條意見”中關于司法改革方向的有益探求，則漸有被淹沒之虞。

廣東省檢察院在其“十條意見”中規定，查辦企業經營管理者和關鍵崗位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犯罪情節輕微的，酌情暫緩辦理。對企業法定代表人、生產經營負責人和技術業務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這其中的“犯罪情節輕微的，酌情暫緩辦理”，以及“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本是值得稱道之舉。對于習慣了 “從重、從快、從嚴”辦案風格的司法界人士和普通民眾來說，此舉既契合和諧社會之精神，又符合2009年“不折騰”的大政方針，頗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而廣東省檢察院有關負責人在對此意見所做出的解釋中又指出，此舉主要是為了保證企業正常運營，力求保障經濟穩定。有法律界人士就此評論說，司法機關此舉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盡最大努力降低執法可能帶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以保證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紤]到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這樣的說法凸現了司法界的審時度勢，不再拘泥于陳規舊例，不再以“嚴刑峻法”為能事，頗可被視為對“不審時，則寬嚴皆誤”的真切體悟。

然而，盡管有著上述種種顯見的務實和進步取向，廣東省檢察院的舉動并沒有迎來利好輿情，相反卻遭逢諸多不理解、不信任的情緒，甚至出現了認為此舉乃 “官商勾結已公然延伸至司法界”的苛評。

通過細察情緒化言辭背后的邏輯便不難發現，人們并非對意見中所體現出的司法靈活性有太多的不滿，抱定全社會都應 “跟企業家有仇”心態的人更從來都不是大多數，人們的情緒性判斷所發泄的，其實是對司法“柔性處理”的受惠方過于窄化的不滿。諸如 “企業法定代表人、生產經營負責人和技術業務骨干”這樣的字眼，無不在加強這種窄化的感覺。

其實，廣東省檢察院的“意見”，如果不是加上了一個 “企業”的帽子，完全可被認為是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一：比如輕罪的非刑事化處理；比如一般犯罪在不影響刑事訴訟的前提下，嫌疑人一般應被允準通過交保等程序而免于訴前羈押——毋庸諱言，這在中國尤其必要，這對于保障公民合法的人身權利，防止刑訊逼供，防止偵查機關為 “辦成鐵案”而濫用羈押權，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而加上個“企業”的帽子，這樣一窄化，就不能不讓普通民眾有一種被區隔的感覺，似乎能否被司法“溫柔對待”有一個物質量化的標準：你是否是一個企業的重要關鍵人士，你的企業是否雇用了大量員工，等等。更有甚者，有時這種標準似乎竟可以是逆向的，不是因為你的貢獻大，而是你的不當行為——比如負債規?！鶢窟B的人與事的規模太大，toobigtofail（太大了不能垮），因此必須被“善待”，否則一旦引起企業垮臺，就會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劇等嚴重后果。這很難不讓人們意緒難平。

然而，盡管有著上述種種不足，亦不應將廣東省檢察院的有心于改革的舉措一概否定。相反，其所體現的司法過程要有柔性和靈活性的取向必須加以肯定和鼓勵。只不過我們更期待的是司法改革應擺脫應急型和特惠型模式，盡快走向普惠化和常態化。而能夠普惠于公眾的那些改革，在公平與公正之外，也將在化解社會矛盾、促進階層和諧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對在此急景凋年之際理應施以更多扶助的企業和企業家來說，也將更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