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比預想的要大。之所以這么說不是低估了國外金融危機受創的嚴重程度，而是對國內經濟的抗風險能力估計偏高，對國內經濟的脆弱性嚴重估計不足。

從1998年開始的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了投資依賴和出口依賴，但與此同時，消費率卻不斷下滑，這使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程度擴大，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減弱。這一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來臨時表現得更加明顯。

為應對危機，中國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投資、稅收、補貼、貨幣、信貸、擔保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就總體而言，政府的應對是及時的，措施也是比較適當的。但當前的政策主要側重于化解國外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而對導致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滑坡的內因估計不足。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國內經濟越是脆弱，國外危機的影響就顯得越大。

要看清長期目標

保增長是當前宏觀經濟的短期目標，長期目標則是要通過深化改革，轉換經濟發展方式，逐步降低國內經濟的脆弱性，進而提高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化危機為機遇。這個目標必須要清晰起來，要不然就會被保增長、保GDP的目標把更重要的長期目標遮蓋了。

總結一下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也許是有好處的。應當承認，當時的積極財政政策確實發揮了作用，但主要是使經濟滑坡變得慢了一些，防止了經濟一下子下滑。而真正使經濟走出低谷的并不是因為積極財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經濟好轉，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強勁，正是這個外部環境發生了轉機，中國經濟出現了快速的增長，這樣積極財政政策才得以撤出。從2002年開始，中國出口增長都是井噴似的，2002-2007年，6年來平均增長28.8%；2007年躍上萬億美元臺階，達到12180億美元，增長25.7%。就是因為這個因素，所以才使我們的經濟增長快速恢復，并出現了局部投資過熱的問題。

盡管增長很快，但主要是出口與投資推動的，這個時期的消費率實際上是不斷下滑的，在快速增長的這幾年，國民消費率幾乎是一年降一個百分點，2007年降到了49%，遠低于1998年。這說明，這個時期的增長質量并不高，是在發展方式轉換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取得的。事實上，伴隨著消費率的不斷下降，國內經濟的脆弱性加大了，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更弱了，盡管看起來中國的GDP規模更龐大了。直到這次國外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峻，再一次啟用積極財政政策?；仡欉^去十年，至少使我們認識到長期目標的重要性。

所以一定要看清長期目標，而且要讓短期目標服從長期目標。只有這樣，才可能化危機為機遇，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假如再次錯過這個機會，滿足于GDP數值，下一次遇到的問題恐怕就是嚴重的危機。

雖然現在提出了調結構，但目標上仍不很清晰，實際上仍是側重于投資分配結構的調整，淡化了改革對轉換發展方式的重大作用。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化

從近十年消費率、投資率、凈出口率這三個指標的變化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在逆轉的。

其中，消費率不斷下滑，2007年為49%，低于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消費需求不斷萎縮。但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卻很快，原因在不斷提高的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經濟增長形成了投資依賴和出口依賴，這使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程度擴大，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減弱。而消費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當期消費需求不足，更嚴重的是表明人力資本積累下滑，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后勁。因為人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是靠消費來實現的。不斷下滑的消費率說明的是經濟內外失衡，也意味著民生出現問題。

現在，國外是金融危機，我們是實體經濟的問題，應該看到，外部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沖擊非常大。

其實，為什么經濟變得脆弱，經不起任何的外部沖擊，從上述三個指標，也是增長的三個動力可以看出來。當出口、投資這兩個動力不斷加大的時候，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大。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區間，經不起任何的風吹草動，外部一有風吹草動就受不了。投資上去了，生產能力上去了，東西要賣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資增長越快，投資率越高，意味著整個經濟對外部的依賴性程度越高。出口依賴也導致產業鏈外向化。我們觀察到的是直接影響出口企業，實際上影響的是整個產業鏈。因為我們現在出口的初級產品、原材料逐漸減少了，而制成品多了。出口導向在國內形成了產業鏈條，外部沖擊的不僅僅是直接出口的產業，而是與出口產品密切相關的一系列的產業。所以外部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從表而內，一點點地加深的。這樣，就使得國外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超過原來的預期。

再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消費率的持續走低使人力資源變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業面對的勞動力多數是初中以下的，技工嚴重短缺，轉型升級受阻。在我們的觀念中，消費與人力資源是兩碼事，沒有把人力資源不足和消費率走低聯系起來。在消費率下滑的情況下，人力資源開發是空談。人力資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業能力，身體素質要好，文化素質要好，要有勞動技能的積累靠什么？靠消費。消費是勞動力生產再生產的條件,所以我們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力資本的積累在這些年是不斷下滑的，中國物質資本的積累遠遠快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人的能力不足怎么能發展？消費率的持續走低與此密切相關。

消費總量不足，整個民生問題就會惡化。在消費率下滑的情況下，消費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費的不平等性變得嚴重,消費的安全性也變差，三鹿奶粉導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體來看，因為消費率過低導致了我們整個發展方式的逆轉。

1998年之后的幾年本來是轉換發展方式的良好機會，但是我們喪失了這個機會。在不景氣的時候忽略了轉換發展方式；但是在經濟高漲的時候，我們又沒有辦法進行轉變，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不景氣的時候忙著保增長去了，而等到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又缺乏了轉換發展方式的壓力和動力，所以發展方式總也轉換不了。這就是十年來中國發展方式逆轉的重要原因。

應該實施積極的消費政策

針對當前的問題，我認為當前的基本政策應落到消費上來，投資也應當有利于消費狀態的改善。國外金融危機也好，國內實體經濟出現問題也好，其實都是消費導致的。美國是因為消費過度導致了金融危機，我們現在是消費不足導致了經濟滑坡，根源都是消費。

現在應當怎么來擴大消費？我認為現在應該實施積極的消費政策，從三個方面入手：一個是消費的總量，二是消費的差距，三是消費的安全。這對消費的影響非常大。實施積極的消費政策既是短期的政策，也是長期的政策，如果說要找到一個長短期政策的結合點，則只有在消費上才能找到這個結合點。

在具體政策操作上可作如下考慮：如由公共消費帶動私人消費。公共服務問題實際上就是公共消費，通過擴大公共服務可以帶動私人消費。這些年來公共消費不足，是私人消費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要防止新的 “兩個比重”(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尤其在目前保增長的形勢下。當經濟增長滑坡時，我們的思維傾向首先是保生產，壓低工資，讓消費者收入下降來保企業。如果一邊倒，這將會陷入惡性循環，加劇經濟滑坡。企業裁員降工資是自保的辦法，但從整個社會來看，我覺得兩個比重至少不能下降。如果兩個比重繼續下降的話，很可能導致嚴重經濟危機，那就不是現在說的這種情況了。

凡是有利于擴大消費總量的，有利于縮小消費差距的，有利于消費安全的，這樣的投資可以擴大；凡是與此無關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投資，則要控制。這就是說，當前政府投資方向的確定應從與消費的關聯度來考慮。在社會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上，我們不能按照趕超發達國家的思路來考慮投資的安排，而是要充分考慮中國當前消費不足，尤其是農村消費不足的現實情況，以擴大消費總量、縮小消費差距和增強消費安全來安排政府投資和引導民間投資。

另外，大力加強農民能力建設。按照目前數據，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工達到2.25億人，隨著農民的轉移，農民工的數量仍會不斷擴大。在擴大公共投資的同時，應以更大力度來培訓農民。盡管有的地方已經在做，但力度不夠，還沒有提升到人力資本積累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在當前情況下，這項工作既能轉移就業壓力也能擴大消費需求。用于培訓的投入，本身構成即期消費需求的一部分。還能為產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轉型、轉向、升級提供合格的勞動力，減少因找不到合格勞動力而對產業、企業升級帶來的阻礙。

(作者為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

（文章來源：中國改革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