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波/文 12月25日，美國政治思想界名流塞繆爾·亨廷頓辭世。而在如今這個世界上，他在20世紀九十年代賴以博得盛名的 “文明沖突論”，似乎仍在得到越來越多的佐證。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的“伊斯蘭世界的流血邊界”一語最為駭人，也最為招人非議。而在學者們尚忙于激辯之時，真實的流血又已發生。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重演了長期循環往復的悲劇一幕，但這場悲劇真正刺眼的場景，是雙方覆蓋己方死亡者的裹尸布——一方是綠色的旗幟，另一方是以白色為背景的藍色六芒星。如果說有什么可以象征文明沖突的東西的話，也許這就是最準確的代表。

巴以之爭似乎正在成為冷戰之后“文明沖突”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證：兩股原本為爭奪土地、資源和生活空間而爭斗的、具有現代性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在日益帶上“前現代性”的族群、文化與宗教沖突的色彩。而在全球化之風勁吹的世界之外，似乎還有越來越多的激進思想在從戰亂的灰燼中涌出。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將從蘇伊士運河到中亞、從哈薩克北部到阿拉伯海的地區稱為 “全球巴爾干”，有人則喜歡劃出一片更大的地域，稱之為“全球裂縫”。不論稱呼如何，最為根本性的問題在于，基于物質利益的爭斗是可以妥協的，從而使爭斗雙方可以并存，而基于世界觀、宗教甚至末世論的爭斗則難以在理性的基礎上解決。

也許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亨廷頓生前曾強調，他的學說只是對冷戰后的國際關系指出的一種范式，一種對事實的描述，而不是對沖突的鼓勵。人們不難從21世紀開始以來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為“文明沖突論”找到例證，甚至可以說9·11事件證實了亨廷頓的先見之明。但另一種可能是，亨廷頓的學說正在成為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它為潛伏的思潮提供表達的話語，使本已被淡化的族群差異得到強調，為現存的行為提供了某種近乎 “先驗”的“合法性”，使文明沖突本身產生了自我強化的效果。正如布熱津斯基對這一學說所做的評論：“幾年間，特別是‘9·11事件’之后，沖突成了廣為接受的對全球現實的判斷，而那在1990年時似乎還是天方夜譚?！?

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亨廷頓的政治影響似乎無意之間超過了提出“歷史的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福山似乎繼承了黑格爾歷史決定論的傳統，他帶有一種熱情洋溢的進步論色彩，而亨廷頓的格調則是陰冷的、帶有悲觀意味的，彷佛20世紀意識形態狂熱的時代不過是一段短暫的插曲，世界并沒有進步，而是又即將回到那不堪回首的、族群之間必然刀劍相向的舊年月。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一種叛逆的見解，但這種叛逆下面隱藏的是亨廷頓深深的保守傾向。他諷刺那些“幾乎不需要民族忠誠、將國家邊界視為障礙、將民族國家視為歷史的遺物”的“全球精英”。他認為將西方價值觀普世化的必然代價是虛偽、雙重標準與例外論，又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強調美國國家認同遭遇的挑戰，并不避談敏感的拉美裔移民問題。亨廷頓類似的言論常常近于違反“政治正確”，引發爭議，但這種爭議正好反映了美國思想界各種傾向之間的張力與平衡，因而在一定的限度內，是一種健康的征兆。

要為“文明沖突論”找出各種反例、加以駁斥可能是輕而易舉的，也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但我們需要做的是慎重對待亨廷頓觀點所隱含的蘊意：我們必須關注文化與族群性的分歧和裂痕，把這種差別作為理解人類沖突的一種維度，并進而努力去避免沖突。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的觀點與倡導“文明對話”者的觀點并無二致，只是后者更為動聽一些，但動聽并不代表更有見地。

文明沖突并非新事，也無須諱言，自有人類文明起，各種文明之間的沖突未曾中斷，甚至有相互毀滅的慘事。但是，人類文明的相互溝通亦未嘗中斷，而且自近代以來，荷蘭的格老秀斯、德國的康德等思想家，乃至今天的許多樂觀派知識分子，都在憧憬全球政府與全球治理的前景。我們當然需要亨廷頓這樣的悲觀論者來提醒我們注意各種現實的困難與問題，但也不應失去積極的動力，努力與世界交融，并從我們自己的文明和發展中去體味寬容與多元化所帶來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