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仲偉志/文

這一年足夠漫長，甚至有些太漫長了?，F在，這個改革開放開始后的第30個年份，即將落下自己沉重的帷幕。這帷幕本應是華麗的、斑斕的，在它后面的寬闊舞臺上，本應呈現這個國家3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慶典。但是，等到我們總結這一年的時候，卻發現這是一個最難描述的、深不見底的年份。

當幕布剛剛揭開時，我們看到的是南方凍災，損失歷史罕見，上百萬人無法回家。后來是四川地震，它對人們的沖擊，隨著死亡數字一點點加劇。鏡頭里的慘狀觸目驚心，萬眾一心的場景又讓所有人為之感奮。而這種在大災難中凝聚的悲壯情緒，又在8月的狂歡中得到了集體釋放。

在一系列意外的沖擊中，只有8月8日沒有意外，奧運會盛大舉行。此前七年，我們一直在為這個“百年夢想”做著浩繁的準備。這個日期曾經充滿了無比的魅力甚至魔力，它幾乎可以影響外交政策與經濟形勢。在這個日期面前，此前發生的那些災難，只不過是前進道路上的挫折與坎坷，只是對我們的自信與能力的考驗。

隨著這一神圣儀式的完成，中國社會的復原能力也得到了驚人的展現。而一些走出北京機場的外國人，似乎穿越了另一個世界的入口。對他們來說，這個國家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迷宮，令人目眩和困惑。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無窮的活力。它大步流星、強烈擁抱變革的姿態，讓整個世界不可思議，卻又難以抗拒。

他們開始宣稱，美國已經衰退，“中國夢”已取代“美國夢”。而金融危機更像是一場世紀大裁決。這讓我們很有一些困惑，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們的目標是追趕世界，而在改革開放的第30年，我們與這個世界的關系突然變得模糊起來。我們順著世界的方向起飛，當我們已經足夠影響這個世界，應該怎樣調整我們的指針？

但歷史并沒有因為奧運會而改變。樂觀的情緒很快就被另一個意外事件驅散。就在美國這廂倒閉那廂裁員、經濟陷入衰退的時刻，中國重演了美國當年大蕭條時期人們將牛奶倒進河里的一幕。不同的是，當年倒牛奶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價格，而我們卻是因為，那些我們曾經不吝溢美之詞的名牌企業，為我們生產了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

整整一年，光榮與恥辱似乎是在進行一場賽跑。對于商業倫理與道德底線的失陷，騰空而起的神舟七號也無力挽回?！岸灸谭邸彼l的恐慌、悲傷與憤怒，讓人們開始重新評估那些為創造社會財富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企業家們。這種懷疑情緒迅速蔓延，讓整個中國企業界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這種打擊甚至遠遠超過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因為這一事件有可能砸掉一個社會對企業家的支持，有可能加大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裂痕。

我們一直相信，企業家群體的出現和成長改變了中國，他們是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推動者，是中國奇跡的創造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一支積極的變革力量，人們對他們寄予厚望，他們也曾經急切地談論社會責任、公共責任，但是最后，他們中的這么多人，卻沒有承擔起自己分內的職業責任、道德責任。甚至于，那些口碑良好、產權結構清晰、沒有“原罪”壓力的、高科技領域的新一代企業家，也有人在“毒奶粉”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同謀——這就是我們冀望的最有可能贏得世界性聲譽的新型企業家群體？我們為之奮斗了30年的現代化，難道就是現在這個樣子嗎？

我們希望有人出來承擔責任，即便他真的“不知情”。我們相信，如果有一個人站出來承擔責任并發起反思，有可能完成對整個階層的救贖?；蛟S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里，讓企業堅守道德底線、嚴格履行合約，似乎有些苛刻。有人會說，你怎么能指望一家商業機構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們認為，企業家在社會結構中處于重要位置，影響著社會價值體系的塑造，他們當然要擔當起道義與責任。遺憾的是，我們只看到一些無關痛癢的道歉，更多的則是叫屈不迭、流淚求助。

當然，企業家不可能獨自承擔這個責任。一個社會出現了問題，人人都有一份責任。我們痛癢相關，可能都不清白。我們看到了太多的問題，卻往往懶得表示反對，更說不上反思。比如我們應該從貴州甕安、云南孟連等事件中學到更多，不能再讓弱者有“私設公堂”的想法。比如我們應該從四川大地震中學到更多，否則就無法對得起這場巨大的災難。再比如，我們聽到陜西農民周正龍又要翻供，只是覺得此人可笑、此事可疑、是非標準大亂，卻沒有想到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點 “周老虎”的影子。

我們應該更多的檢討自己。我們建最高的樓，生產世界上最便宜的工業品，舉辦最盛大的運動會，我們使用了世界上近半數的水泥，筑造起了一個個里程碑。但這只是成長的一部分，只是現代化的一部分。我們的這一輪現代化進程，似乎從一開始就被簡化了。八十年代曾經一度活躍的現代化思想啟蒙運動，既沒有形成一種全民的自我教育，也沒有在官僚精英和知識分子中得到很好的傳承。理性、自由、道德等現代核心價值觀被經濟增長目標所取代。而這個抽離了核心價值的發展進程，其實早已埋下了中國社會那些最深層的矛盾。

在此之前，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現代化進程也是屢起屢背，每一次都是“救亡壓倒啟蒙”，轉到富國強兵或強國富民的道路上。難道這次也逃不脫歷史的宿命嗎？在這一年，這個問題使得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頗為惶恐。他領導的這家企業已經有著130年的歷史，它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隨著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動蕩而幾度沉浮?？梢哉f，這家企業與我們這個國家的現代化之間有著特殊的關系，它的領導者也才會有著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他對我們的記者說，中國近現代史是 “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雙重變奏”，現代性總是被異化為現代化。而中國的近現代化史說明，器的層面只是一個結果，只有通過理念更新、制度變革才能實現現代性的轉型。但當他找朋友談對現代性的看法，卻深受打擊，談了一圈，“這些人都不關心這些事”。

這的確讓人有些沮喪。這些事我們不能不關心。在這樣的一個不確定的年代里，全世界都在圍觀中國，因為中國手中有一把鑰匙——當然在一些人眼里，那也可能是一枚魔戒。中國力量的加入，正使得國際社會的諸多主流規則面臨挑戰，甚至影響到了全世界的價值觀、文明觀、發展觀。我們將為這個世界帶來什么？是不計社會成本的大踏步向前、建設山寨版的現代化，還是幫助現代文明秩序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毫無疑問，應該是后者。

那么，讓我們每個人都負起自己的責任吧。讓企業家負起自己的責任，讓他們成為市場經濟的信仰者，而不是權力資本的擁躉；讓他們成為有惻隱之心、廉恥之心的社會公民，而不是被社會嘲諷甚至仇視的對象。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我們的政治家也負起自己的責任，這種責任不僅僅體現為親商、清廉，他們更應該是勇于反省、敢于擔當、有著特殊信念和道德勇氣的人，他們應該善于觀察國內結構變化，引領社會往正確方向前進。他們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對體制弊病習焉不察、甘之如飴。

讓知識分子也負起自己的責任吧。我們反對功利與偽善，但是也要警惕那些堅定有余而寬容不足、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的人。我們需要知識分子圣徒般的執著精神。面對強權，面對腐敗，面對道德淪喪，面對成千上萬受到傷害的孩子，知識分子豈可袖手無言？但我們也一直主張，在一個尚未成熟的多元結構社會中，知識分子應該學會更有建設性的表達技巧。建設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化，不能簡單地將對一部分人的愛轉換成對另一部分人的恨，而應該在寬容的基礎上，喚起全社會對現代文明的理解與信任。我們不能中斷社會的聯結，知識分子必須具備對話與妥協精神。

2008年終于要過去了。這一年我們急于創造輝煌，急于應對挑戰，急于戰勝災難，急于完成任務，每個人、每個機構都可以寫出自己長長的“后忘書”。這一年又是改革開放30周年，我們對過去投入了太多的熱情，但由于歷史主體的緘默，我們對崢嶸歲月的回憶僅僅變成了一段懷舊的旅程。這一年我們面對著過去、面對著當下、背對著未來，就像是在倒著走進新的一年?，F在我們又開始忙著對抗危機、刺激經濟，充滿了不安與躁動。我們行進的姿態，當然要調整過來，但是我們能不能就像李曙光教授所說的，在進入新的一年之前，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讓我們先停下來，從各自的角度反思一下我們所遭受的痛苦，反思一下我們已經得到的和期盼得到的東西？“中華民族或許能因為這一天、這一年而成熟許多、成長許多”，這樣的話，絕對不是矯情。

1978年，我們的國家正是被巨大的困難逼迫著走上了一條新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著諸多困難，如果我們善于思考，這些困難就可能是一個機會，就有可能像30年前一樣倒逼出一種改革的合力，為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新的機遇。如果這樣，這一年就真的不會白白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