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葛兆光/文 現在“亞洲”的話題很熱，不過，我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談亞洲，或者說，是從一個歷史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亞洲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本文會涉及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通過亞洲來認識中國？第二個問題是，亞洲是一個嗎？第三個問題是，亞洲各國之間的彼此差異和相互認識的價值。第四個問題是，如果我們期待亞洲成為一個有同一性的文化共同體，恐怕這條道路還長得很。

首先，為什么要通過亞洲來認識中國?在40年以前，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講到，中國從傳統走向近代的一個標志，就是從想象自己處于天下的中心，到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國家，就是“從天下到萬國”。他說的當然很簡單。不過，過去我們中國確實是處在一個以自我為中心來想象世界的狀態，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國從這個狀態里面走出來以后，又很迅速地就進入了另外一個狀態，就是用“西方”作為惟一的尺度和背景，來認識和打量中國自己。所以，中國一方面習慣了把自己看作是東方的代表，一方面把一個整體的、同一的西方當作認識自己的惟一鏡子。所以，從晚清一直到當下，我們基本上都是處在只有一面鏡子或者說只有一個尺度的時代，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還是梁漱溟，以及一直到我們80年代“文化熱”，實際上，我們心目中用來評價和認識我們中國的尺子只有一把，或者說鏡子只有一面，那就是“西方”，而且這個西方還是一個整體的西方。

應該說，西方這面鏡子確實讓我們認識了中國的一些過去我們認識不到的東西，也開始有一個比較外在的客觀的尺度。但是，問題是西方這一面鏡子，對我們是不是足夠？理過發的人都知道，理發的時候你面對那面鏡子，在那面鏡子里就只能看見你前面，當理發師要給你看后面的時候，他就得拿另外一面鏡子，和前面鏡子互相映照。所以，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自從走出了傳統時代或者說是以自我為中心來想象天下的時代之后，又進入了以西方為惟一鏡子的時代，那么，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到第三個時代？也就是通過周邊的各種各樣的文化的角度，來反過來認識（中國），而不是只通過“同一性的西方”這樣一面鏡子來認識中國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都知道，在第一個時代里面，中國人逐漸形成一個在政治上的 “朝貢體系”，在觀念上的“天下觀念”。在這個觀念世界里面，中國人習慣地想象自己是處在天下中央的，中國是很大很大的，而且中國的文明高于周邊所有的地方，這是第一個階段。那么，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晚明到晚清，西力東漸，尤其是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以后，中國人開始形成一個以西方為基礎評價東方的觀念，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中國本位”，不是中國文明如何，就是歐洲文明如何?？墒?，我們有沒有可能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說，我們通過“周邊”，或者說，我們通過亞洲的各個國家，像蒙古、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中亞的各個視角，通過他們的文獻和他們的眼光來重新打量中國。華嚴宗有一個很有名的比喻，就是用十方鏡子，用各種各樣的鏡子上下左右來交相輝映，他講的當然是鏡光交錯，我們現在是說，如果我們有不同的、周邊的、各式各樣的鏡子，能不能更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既是立體的、又能看清細部的中國呢？所以，從認識中國的角度上說，“亞洲”是有它的價值的。也許，我們可以超越用西方作為惟一尺度和鏡像的時代，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我們可以研究從周邊來看中國。

這就是我所說的為什么要通過亞洲認識中國。這是第一個問題，可是，如果這樣說的話，第二個問題就接著來了，亞洲是不是一個？

如果說“亞洲”可以作為中國認識的背景和尺度，我們就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亞洲是不是一個。我們都知道，包括中國在內，經濟學界、政治學界、文化學界和歷史學界都在熱衷于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經濟上一體化的、政治上可以跟歐洲對峙、文化上可以成為另一個獨立系統、在歷史研究上可以超越各個民族國家的這么一個叫“亞洲”的空間？這種對于“亞洲”的熱衷，對于“亞洲共同體”的熱衷，其實最早是從日本、韓國蔓延到中國的。中國現在也有很多人在談亞洲，可是，我一直在質疑一個問題：這個亞洲是想象的，還是實際的？是過去的，還是將來的？大家都知道一個世紀多以前，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美術史家叫岡倉天心，他有一篇非常非常有名的文章，叫《東洋的理想》。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就是“亞洲是一個”。他說，盡管喜馬拉雅山阻斷了印度和中國，大海又隔開了中國和日本，但亞洲仍然是一個。

可是，現在的亞洲真的是一個嗎？在歷史上我們找到很多例子都可以說明，包括日本人、朝鮮人、中國人都質疑過這個歐洲人發明出來的地理空間——亞洲，實際上并不是一整個。我舉一個例子，在1737年，日本長崎有個官吏叫北島見幸，他在《紅毛天地二圖贅說》里面就說，應當在西人所說的“亞洲”之外，另外有一個洲。這個洲是哪里呢？就是從北到蝦夷（北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