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4歲的戴相龍來到了中國人民銀行江蘇省分行,從此開始了其長達40年的金融生涯。
在這已經過去的40年中,他從一個會計學專業的學生,一步步地成長為央行行長。如今,他最新的職位是全國社?;鹄硎聲硎麻L。作為金融監管和商業銀行專才,他是一位比較有全局視野和專業判斷力的能人。
執掌央行托底人民幣
1995年,戴相龍開始執掌中國央行,而在此前他做了兩年的央行副行長。
1996年,戴相龍將中國的人民幣引入了經常項下可自由兌換的時代。是年11月27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從12月1日起接受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而在此前,戴相龍作為央行副行長主導了199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幣在經常項下的有條件自由兌換。
按照原來制定的方案,中國將很快進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但意想不到的亞洲金融危機打亂了這一部署,人民幣從升值區間迅速轉入了承受壓力不貶值。而此時的戴相龍也一舉成為世界知名人物,他每一次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表態,都成為各財經類媒體的頭條。
進入新世紀之后,戴相龍的主要任務中又添加了要求日元保持穩定。當時,日本為保證本國的出口,開始不負責任地放任甚至是直接干預日元貶值,這使得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本幣貶值壓力劇增。在多次國際會議上,戴相龍公開表示希望日本能“維護日元的穩定”。
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任務牽扯了戴相龍的精力,一直到其2002年年底離任。
而這或多或少也影響了戴相龍對于國內經濟的關注。從2001年年末開始,各種輿論要求央行采取實際措施加強銀行信貸投放的呼聲甚囂塵上。當時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認為,在中國采取中性的財政政策之后,貨幣政策應當更為積極,從而填補財政政策轉型后的空位,但當時的貨幣政策則過于保守。
2002年2月5日~7日,全國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按照這次會議的安排,中國成立了商業銀行改革領導小組,戴相龍以央行行長的身份出任領導小組組長。對于這段經歷,戴相龍很少提及,這或許是因為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都是在其卸任后才取得的。
但當時的副組長、現任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則指出,現在的商業銀行改革的基調幾乎都是在戴相龍時期就確定的。這種基調就是:三年鋪墊、三年論證、三年操作、三年鞏固。
主政天津頻打金融牌
2002年12月,離開央行的戴相龍就任天津市市長。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任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作為天津市政府的經濟顧問。夏斌此前在央行任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幾乎與戴相龍同時離開央行,但自2002年后,戴相龍和夏斌的關系并不如此前那么緊密,這在央行內部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夏斌給戴相龍的第一個錦囊妙計就是“緊靠北京,發展天津”。在2007年12月16日,也就是戴相龍離任天津市市長的前11天,戴相龍和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一同開啟了京津高速鐵路的運行扳手。這實現了戴相龍五年來為京津關系的定位——天津的發展,就是學習北京,服務北京,改進交通,共同發展。
而作為中國為數不多的“懂金融的市長”,建設天津的金融業無疑是戴相龍工作中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他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天津市定位:“不做金融中心,但要做金融創新中心”。據悉,他首先完成的是渤海銀行的啟動工作。渤海銀行是1996年之后,中國批準建立的唯一一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但直到2005年6月也就是主管部門規定的最后時限,渤海銀行還沒有掛牌。這其中與戴相龍的戰略有一定的關聯。據了解,渤海銀行選址工作就頗費周折,天津市的工作人員此前提交了三份提案:一是解放路,二是濱海新區,三是友誼路。當時從中央主管部門到天津市的其他領導都傾向于第一套方案,也就是解放路,但到戴相龍那里,這份報告卻被打回來了。
戴相龍的否決有著自己的考慮,因為他認為,渤海銀行作為總部位于天津的唯一一家全國性商業銀行,應該為天津的整體發展戰略——北方的金融創新中心服務。
因此,他最后決定將渤海銀行總部設立于濱海新區。這將實現其天津成為北方金融服務中心的大戰略。
實現北方的金融創新中心的另一個舉措是創立渤海產業基金。就在渤海銀行正式掛牌后的整整一年,2006年12月30日,渤海產業投資基金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只人民幣產業投資基金。其獲批總規模為200億元人民幣,由全國社?;鹄硎聲?、中銀國際、泰達控股、郵政儲蓄銀行、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以及天津津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機構各出資10億元發起設立。
這只產業基金的建立耗費了戴相龍18個月的時間,他忙于各種協調關系。而且他每個月都要聽取相關負責人的匯報。
不僅如此,是年年末,《國務院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明確了濱海新區金融改革試驗區的地位。隨后,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天津濱海新區推出7項先行先試政策,其中包括改變強制結售匯制度,逐步實現居民和企業的意愿結售匯等。至此,天津的金融創新格局初具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