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專欄作家：Dani Rodrik

在當前危機中，有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一面，它們可能會以在支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機構中擁有更大影響力的姿態出現。

發展中國家潛力巨大

一旦金融危機塵埃落定，中國、印度、巴西、韓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將有能力對多邊經濟機構管理的方式產生更大的影響，并且在推進反映它們利益的改革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

對以上的論斷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理由。首先，金融危機已經削弱了美國和歐洲的實力。美國和歐洲將不愿意或沒有能力提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十年里維持多邊主義的那種領導。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進來填補空缺。

第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影響力和重要性會進一步增強。許多西方重要的金融機構，那些沒有被國有化的金融機構以及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會完全受到來自中國或海灣國家資本的支配。

在貿易方面，當前的全球貿易談判回合已經顯示，如果富裕國家希望發展中國家合作，它們就需要讓發展中國家制定游戲規則。

推進新規則

為了充分利用金融危機的這一結果，發展中國家必須對其利益和優先任務有一個良好的判斷力。那么，發展中國家應該尋求什么呢？

首先，發展中國家應該推進降低金融危機發生可能性，以及金融危機后果嚴重程度的新規則。讓全球金融市場自行其是，這些市場就會在經濟情況良好的時候，以過于低廉的價格提供過量的信貸，在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提供過少的信貸。對此唯一有效的回應是抗周期的資本項目管理：在經濟發展高漲的時候阻止外國借款，在經濟發展轉弱時防止資本外逃。

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應該推進金融開放和反對資本管制，而應該從事積極幫助各國實施這些政策的活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應該擴大其緊急貸款額度，以更好地充當受金融危機打擊的發展中國家的最終貸款人的角色。

危機是在所有領域取得更大透明度的機會，包括在發展中國家逃稅的富裕國家的銀行業務。由于在蘇黎世、邁阿密、倫敦以及其他地區的銀行賬戶，發展中國家的富裕國民每年在自己的祖國逃避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稅款。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要求獲得這些銀行賬戶的有關信息，并且銀行賬戶所在國應該給予發展中國家有關它們的國民的銀行賬戶的信息。

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奮力爭取托賓稅(Tobin tax)的征收——它是一種對全球外匯交易征收的稅種。將該稅稅率設定在一個足夠低的水平，例如0.25%，這種稅就會增加相當可觀的稅收，但是對全球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非常小。在最壞的情況下，該稅的效率成本是微小的；在最好的情況下，該稅可以阻礙過度的短期投機。

征收托賓稅所得的稅收很容易就達到每年幾千億美元，可以花在諸如發展支援、熱帶疾病疫苗以及使在發展中國家使用的技術變得環保這樣的全球公益事業上。只要所有的主要發達國家都支持托賓稅，實施它的行政障礙就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就可能通過威脅要孤立離岸金融中心的方式，使它們合作。

合理利用政策空間

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將 “政策空間”的理念莊嚴地納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發展中國家能夠利用調整和多樣化其經濟，以及確定經濟增長階段所需的貿易和工業政策。所有成功實現全球化的國家都使用了這樣的政策，這其中的許多政策（例如，補貼、本國含量規則、對專利產品的反向工程）在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都是不允許的。

政策空間也需要保證重要的社會和政治目的，例如食品安全，與國際貿易規則一致。發展中國家應該堅持認為，承認這些經濟和政治現實不僅沒有削弱全球貿易體制，或使其更容易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侵害，反而使全球貿易體制更健康，更具有可持續性。

但是，伴隨著權力增加的是義務的增加。發展中國家應該對富裕國家的合理擔憂更加諒解，并做出更積極的回應，并愿意為一些全球公益事業支付費用。資本輸出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愿意接受對其主權財富基金運作更大透明度的要求，并保證不將其用于政治目的。

同樣，發展中國家必須明白，政策空間是雙向的。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在過去25年里，中產階級從全球化中得到的好處非常少，所以貿易政策有非常大的壓力要對此提供一些補償。美國候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將中產階級的困境作為其成功競選的主要政策綱領。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也發表了全球化對工人的不利影響的看法。

當每次有人表達上述憂慮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就增強對保護主義的擔憂，對它們是沒有多少好處的。政治和經濟現實要求一個更差異化、更協作化的解決途徑。發展中國家應該對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說不，但是它們也應該愿意就避免在諸如勞工標準或企業稅收這樣的領域的監管進行談判。這符合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