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世界的巨變已經開始，中國不必先知先覺，但不可反應遲鈍。

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較強國力之后，在2008和2009相交的歲末年初，在新一輪全球衰退之際，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興和崛起機遇。如果能再把握住未來30年，中國將穩居世界第二政治、經濟、文化強國之位，成為平衡美國超級強權最重要的新興力量。

靜態測算幾項重要經濟指標，可以更清晰看到，再過30年，總計15億中國人將成為一個新興的中等發達國家的國民。按年均增長率5%計，30年后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116.47萬億元（按美元兌人民幣匯率1：3計，約為38.82萬億美元）；如果人口增速維持一定步伐，30年后15億中國人的人均GDP約為77649元（按美元兌人民幣匯率1：5計，約為25883美元）。

要實現這些歷史性進步，取決于未來30年的和平穩定環境，更取決于中國采取什么樣的長遠戰略，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圖景可分解為內外兩條主線。

對內，中國需要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后轉型，并完善與之相匹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系，可謂千頭萬緒，諸事艱難。對外，中國需要徹底融入全球化經濟浪潮，適應并主導于我有利、合作多贏的游戲規則，可謂盤根錯節，任重道遠。

已經開始的新一輪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變革，將帶動中國內部的資源、體制、資金、人力、市場和商品等，進行全新的組合與擴張。

已具優勢的中國制造業和全球貿易潛力，將保障并鞏固中國對外的產業分工格局和全球競爭力，從而確保中國作為最強大的新興經濟體的持久地位。

新土改牽一發活全局

30年前的中國改革，率先從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村開始，并非歷史的偶然。作為世界上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農業不發展，農村不進步，農民不富裕，中國就無法真正獲得突破增長，也無法實現世界級的國強民富，甚至無法確保長治久安和民生幸福。

因此才有了從小崗村開始的，中國農村壓抑數十年之久的生產力爆發，有了鄉鎮企業以星火燎原之勢的全面興起，有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式改革發展嘗試及其巨大成功。

積30年改革之大成，2008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將新的改革突破口集中“三農”問題。這有其必然性，更有現實的壓力。

今天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已很難指望于動輒數以千億、萬億元計的政府投資，也不能只靠4億城市居民繼續領跑，更不能要求2億農民工，長期如候鳥般勞心勞力于城市，破落歸宿于鄉村。

過去30年來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消耗了最容易獲取的廉價資源，分享了最容易發現的顯要市場，如今無論是新資源的獲取，還是新市場的開拓，其邊際成本都不降反升。

那么，新的資源和市場在哪里？

當然就是在農業、農村和農民，而這一市場的激活，則可以從新一輪土地使用權流轉開始破題。

這一被外界稱為“新土改”的重要趨向，可能深刻改變中國最后的土地使用格局，全面釋放潛伏已久的土地財富，掀起持續10年以上的城鎮和農村建設浪潮。這不僅可以帶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實現中國城市化進程質的突破，更有可能平滑長期對立的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市與農村之間，在基礎建設和發展水平上的巨大落差。

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中國未來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約為6：4。即在未來30年，按15億人口計，應有9億人以城鎮為家，仍然留在農村的6億人，也應當享受更充分的財富增長與社會福利。

按此結構測算，我們就需要為新進入城市的約3~5億人，為仍會在農村的6億人，分別做好長遠謀生與發展制度安排。而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錢從哪里來？

中國增長再快，財政收入再多，也無法承擔這樣巨大的資金需求。

我們更不能容忍，新一輪發展建立在殘酷的“圈地運動”之上，因此能否抓住新一輪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制度變革，最大化實現其潛藏財富的市場化和公平配置，就成為確保農民福祉、優化社會結構的關鍵所在。從某種程度上講，新土改的成敗，將意味著中國能否擁有更光明的未來30年。

推進新土改，換資源更換結構

新土改首先要推進的，是18億畝耕地在現有框架下進行更合理配置。

要讓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在不觸動土地產權的前提下，避免無謂的拋荒，減少小農經濟的低效，通過更加集約化的經營土地，安排種植與收獲，實現農村土地產出的正常增值。

新土改接著要推進的，是近3億畝農村建設用地，更公開透明的市場化流轉與等價置換使用。在不觸動18億畝耕地總量紅線下，近3億畝農村建設用地，是未來中國擴張城鎮建設，推進工業發展的最后一大塊土地資源。

新土改因此最需要推進的，是如何在耕地流轉、農村建設用地置換過程中，讓相當一部分農民愿意出讓土地使用權。能不能在市場化流轉或置換過程中，用合理的機制，以土地換社保？能不能讓農民失去土地的同時，擁有進城生存和發展的初始資金？能不能讓農民在失去土地經營權后，帶著足夠的社保與發展資金，更自由地選擇生息之城和城市戶籍？

新土改同時也應當推進的，還有整個社會的資金和資源再組合。從國際經驗來看，新土改并非單向的農民進城、農地造城，而一定要包括城鎮資金、人才、智力、技術、生產等要素，在市場化機制的引導下，流向廣闊農村和廣大農民，讓城市居民和他們擁有的資源，積極參與農村建設、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

我們相信，上述圍繞新一輪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變革的全新資源配置，將再造中國增長的內生新動力，在未來30年里逐步釋放其巨大潛力，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將由此迎來革命性的良好變化。

貿易權用有形帶無形

作為全球產業分工的重要一環，中國在今后越來越難以超越世界獨善其身。擴大開放，主動爭取在國際經濟、貿易或金融事務中更有所作為，將成為未來30年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選擇。而關鍵和分歧在于，我們需要著力爭取的是什么？

面對2008年下半年全面爆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以及由此引發的美國、歐洲和世界多數國家的新一輪經濟衰退，許多人主張，擁有2萬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應當在弱化美元地位上積極作為，特別是要主動推進國際經濟、金融新秩序的重建。

這些重要主張是有相當說服力和誘惑力的，也很有現實緊迫性與可行性。因此全世界都看到，在2008年11月中旬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明確提出了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四項主張，成為這次峰會上最顯眼的積極行動之一。

不過許多人沒有注意到，胡錦濤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主張：要推進國際貿易體系的根本變化，讓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WTO的框架內獲得更平等自由的貿易權利。

我們看重這后一點，這或許是中國未來30年里真正增強自身實力，鞏固國際地位的現實之舉。特別是考慮到金融安全，中國將更審慎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貨幣不完全自由兌換的前提下，中國事實上不可能在國際金融事務中有更大作為，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II”，暫時也不是人民幣的天下。

當然，人民幣可以日益成為對美元、歐元、日元三角關系的重大影響者，無論誰與人民幣聯手，都可以對其他兩種貨幣造成巨大壓力。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著人民幣就是主角。

中國已經形成的制造業全球優勢，以及基于此發展起來的國際貿易大國地位，才是最值得強化的。這種強化，與經濟體量和本幣國際化有關，但并不完全依附于經濟體量或依賴于本幣國際化，中國過去30年貿易從無到有，就是在經濟體量極小、人民幣不完全自由兌換的前提下進行的。這種以貿易促發展的道路，中國還可以繼續。

從李嘉圖的國際貿易分工理論來看，過去30年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加上全球性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通過做大制造業，成為事實上的世界工廠和全球貿易大國。這一國際地位的取得非常不易，在考慮今后30年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時，不應當、也很難超越這一現實。

從克魯格曼的國際貿易稟賦理論看，即使產業和資源結構相似的經濟體，只要其效率不同，也可進行充分的國際貿易。

不必擔心中國經濟上升過程中，會因為產業或技術升級而失去比較優勢，只要優化管理和成本控制，在更高的效率之下，與其他經濟體相近或相同的產業結構，也可以繼續做大對外貿易。

無可否認，過去30年里，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貿的依存度偏高，在進一步刺激內需、特別是啟動農村和城市消費的情況下，未來30年里中國對外貿的依存度可以有所降低。但在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我們仍要確保對外貿易總量的穩定增長。

即使按年均增長率5%簡單測算，30年后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將達10.93萬億美元，大約是現在的4~5倍。我們關心的是，這一巨大增長將從何而來？

優化貿易權，要出口更要進口

過去30年，中國主要是作為一個產品出口大國，雖然近年來能源和資源進口量不斷擴大，但多年持續增加的貿易順差，還是清楚表明中國出口強于進口的現實。如果不采取有效策略，在未來30年，這一趨勢雖有可能會繼續，但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也會越來越多。

當務之急是在優化出口結構，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穩步提升進口。

2008年底美國多次與中國進行高層磋商，希望中國穩定持有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并勸說中國認購新發行的美國國債。這些要求并不難滿足，因為美元資產幾乎是我們現在可以持有的最主要外儲資產。但中國必須從中獲得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我們注意到，美國在與中國商談過程中，取消了多年來談不通的中國紡織品對美出口配額限制，同時中國也接連提高了包括紡織品在內的3800多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這些措施對中國擴大出口都是有效的。但更進一步分析，中國還沒有把握住外貿問題的關鍵。

中國需要穩住出口規模，但在美國經濟并不景氣的情況，任何擴大中國商品出口的所謂利好，實際上是口惠而實不至。像紡織品這類東西，中美之間保持多年的配額，基本上夠美國市場所需，即使不取消，也不會影響中國紡織品企業的正常出口。而如果中國真的擴大了出口，必然拉大貿易順差，從而使中國面臨更不利的國際貿易局面。

美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貿易平衡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只需要中國擴大進口即可。但中國所需要的進口，不能只是波音飛機、微軟軟件、好萊塢大片、麥當勞快餐和星巴克咖啡，而是美國最有優勢、中國也最需要的各類高新技術及其產品。

我們應當利用美國有求于中國的最好時機，說服加壓服，要求美國在諸如衛星、通信、大型計算機、生物智能、新材料等核心科技領域，放寬對華出口限制。

這樣中國既可以獲得急需的產品和技術，促進國內產業技術升級，又可以平衡對外貿易，減少因順差過大而惹出的麻煩。同時，可以讓中國和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更深入地融合。

能否成為一個更均衡的世界貿易大國，是未來30年中國要解決的對外難題。否則中國很可能在外部經濟或金融環境下一次巨變中受到更沉重打擊，減緩復興的步伐，無緣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作者為《投資者報》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