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針對全球衰退和中國挑戰，12月8~10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作為明年重點，為此將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鞏固和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深化改革開放，著力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難點熱點問題。

這些重要政策思路清晰化，有利于投資者更準確評估明年經濟走勢。針對明年出口可能負增長的嚴峻形勢，短期內把“擴內需”作為中國“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既屬明智之舉，也是現實的轉向。值得注意的是，決策層首次把“調結構”放在如此重要地位，長期來看，投資者應密切關注權威部門對“調結構”更清晰的解釋，并警惕官員們隨意解讀“調結構”。

我們理解，“調結構”包括對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之間關系的結構調整，也包括政府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減稅的結構調整，還有外需和內需、就業和科技創新、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和環保、資源節約利用中的結構調整等。

即使從短期看，“擴內需”也最好能與“調結構”同步推進。出口是外需，中央提出“擴內需”，應包括投資和消費兩方面擴張，不應當有所偏廢，尤其不能用過快的投資擴張，掩蓋實質上的消費擴張不足?；蛘哒f，當可動用的財政預算和社會資金的總量一定時，不能因為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膨脹，就擠壓消費擴張，尤其是居民消費的增長空間。

自從9月華爾街刮起金融風暴，特別是11月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部門，談論最多、出臺最密、數額最大的，主要是涉及投資擴張。這與政府部門習慣于多聚財、多花錢的體制機制緊密相關，與決策者對“擴內需”、“調結構”的認識不深緊密相關，這些慣性不扭轉，明年“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也有可能會變味。

通過消費擴張帶動經濟增長，進而促進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和“十一五”規劃中就有明確表述。這符合市場規律和全球潮流。在歐美發達經濟體，消費占GDP比重通常在65%~75%，比重略低的發展中國家，也多占55%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居民消費，而非政府消費。

但中國的情況，恰恰與此背離。國家統計局曾公布說，在2007年11.4%的GDP增長中，消費對GDP的貢獻7年來首次超過投資，中國的消費、投資、凈出口，分別拉動當年4.4、4.3、2.7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這很容易讓人以為，消費已成為中國增長新的動力，其作用或與投資旗鼓相當，果真如此，明年“擴內需”似乎無須“調結構”。

實際卻不是這樣。2007年中國GDP總量246619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億元，占比僅36.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億元，占比高達55.6%，這種頗不均衡的內需結構，需要盡快調整。今年下半年以來的情況表明，政府高調重啟了包括鐵路、公路在內的數以萬億計的大型項目建設投資，但消費擴張卻沒有類似重大舉措和明確指標。

因此我們擔心，同樣在“擴內需”大旗下，如果“調結構”沒有實質推進，明年中國很可能回歸重投資擴張、輕消費擴張的老路，或更重視政府消費，而輕居民消費。

不要忘了，中國并不是一直依賴投資保增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拉動內需的各項政策，曾將消費占中國GDP的比重從不足50%，拉升至2000年占63.8%，其作用遠高于同期的投資和出口。但最近幾年來，消費增長雖快，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增長更快，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從2005年起就迅速降至40%以下。

對此隱患，決策層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均有深入分析，并已開始部署調結構。如果今年不出現內外部經濟形勢惡化，在居民收入增加、社保體系優化、奧運經濟刺激等利好推動下，消費擴張本可以有更好勢頭。但形勢突變之下，決策者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投資擴張。

因為投資擴張仍會由政府主導，即使效率偏低，短期內仍可以迅速拉動GDP增長。而在經濟困境中促消費擴張有更大難度，尤其要政府放權讓利于企業和國民，牽涉利益格局變化，是政府部門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的。

但如此粗放地“擴內需”，事實上就與“調結構”背道而馳了。中央雖然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但在事關國民收入、社保、就業和消費增長等領域，我們還沒有看到明確的量化指標和更多的政策舉措。

比如商務部主導家電下鄉，明年可能擴展到全國。按13% 的退稅補貼推算，最樂觀的估計是，將帶來上千億元農村消費增量，但這要以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和農民大幅增收為前提。類似“擴內需”、“調結構”指標，還可以列出很多，比如居民收入的具體增長目標是多少，新增就業人數有多少，減稅退稅額度有多大，居民消費增長有多快等等。

具體到消費擴張，我們同樣關心結構調整能否同步推進。政府公共開支需要增加，居民消費更需要提高，這就有賴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社保體系不斷完善。而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中國GDP比重45%左右，以25萬億元GDP總量計算，居民收入增長4個百分點且用于消費，居民消費就能擴張1萬億元，這恐怕比將同樣的錢用于投資更能“保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重要拐點，今年宏觀政策已數度轉向，從“雙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難度系數越來越高，決策者當慎之又慎，盡快細化落實為指標化管理，避免因政策模糊而埋下新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