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經濟史學家研究所發現的那樣，經濟增長并非常態，而經濟不增長反而是容易出現的現象。

為了對經濟增長現象給出合理解釋并找到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途徑，經濟學家們進行了艱難而持續的求索。

在這個領域，做出革命性貢獻的當屬熊彼特（J.A.Schumpeter），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把企業家才能作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原動力，認為正是企業家的“創造性毀滅”推動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業家不斷通過創新提高了整個經濟活動的效率，因此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增長的源泉主要不是來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導致的效率提高。

在研究企業家才能和經濟增長方面，鮑莫爾（W.Baumol）教授無疑是一個令人無法忽視的經濟學家。他強調，企業家才能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一個經濟體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長，關鍵在于企業家才能是配置到生產性活動上面，還是配置到尋租等非生產性活動（這類活動有時是破壞性的）上面。

哪種資本主義最能實現經濟增長

《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是鮑莫爾有關經濟增長的最新力作。本書試圖解釋什么樣的資本主義形式最有利于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書中把“資本主義”分成四種類型：“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寡頭型資本主義”、“大企業型資本主義”和“企業家型資本主義”。在作者看來，最能夠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是一種企業家型經濟體制和大企業型經濟體制的混合體，因為這種形態的經濟體制最有利于技術進步，最有利于新技術的商業化。

作者對于國家主導型經濟體制、寡頭型經濟體制，乃至大企業型經濟體制的缺陷都進行了深刻剖析。書中同時提出了發展水平較高國家實現領先性增長的四個條件：易于創設和發展生意；生產性企業家活動可以得到良好回報；非生產性活動受到抑制；迫使市場競爭的贏家繼續保持創新勢頭。

過去一段時間，許多欠發達國家或者采用了國家主導型經濟體制，或者陷入寡頭型經濟體制之中，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從這兩種體制轉向企業家型經濟體制。作者認為，要擺脫國家主導，需要進行如下方面的改革：減少創辦生意的障礙，如簡化企業注冊程序；使法律體系正規化；改善資本的可獲得性；擴大勞動者受教育的機會。

對于擺脫寡頭型體制，作者似乎持一種比較悲觀的態度，他們認為，這類欠發達國家可能需要迂回前進，首先轉變成某種形式的國家主導體制，然后再轉向更加強調企業家精神的體制。在此過程中，鼓勵這類國家的年輕人到發達國家的學校和企業家型企業來學習和接觸做生意的方式，了解創業所需要的法治環境和其他條件，將有助于驅動這種轉變。

粗放型增長道路越走越難

按照鮑莫爾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對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做出如下解釋：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體制和行政主導大體不變的條件下，實行了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包括農村家庭承包制、價格雙軌制、財稅包干制和經濟特區），在原有大一統的僵化體制上打開了缺口，為有創業能力的人從事生產性活動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提高了從事生產性活動的報酬水平，由此推動了民間創業活動的興起。

正是大量企業家才能轉而配置到了生產性活動上面，中國的民營經濟部門得到了迅速發展，中國經濟才實現了較長時間的一次高速增長。

我們同樣要看到，這些變通性制度安排沒有及時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體制和市場體制所取代，相反，它們逐漸被固化為一種國家主導型重商主義的體制，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的配置權，而且通過行政審批權限的設定侵犯了企業家的市場進入權，與此同時，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在許多領域保持著壟斷地位。這種體制本質上是鮑莫爾等人所界定的國家主導型經濟體制，盡管也混合了其他三類體制的部分元素。

鮑莫爾等人在書中所指出的國家主導型、寡頭型和大企業型體制的各種缺陷與問題在當前中國也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

首先，我們正在成為一個腐敗和尋租極度猖獗的國家。根據不同階段的估計，中國的租金總量占GDP的比重始終保持在20%~30%，巨額租金的存在誘導著人們把大量寶貴的企業家才能用于尋租活動，從而催生了嚴重的腐敗現象，腐敗的形式也從早先的“官商勾結”轉變成近年來的“賣官買官”。

其次，我們正在成為一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國家。過去30年，中國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3上升到2002年的0.45。而且，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加劇，10%最富有的家庭與10%最貧窮的家庭的消費額比值，1991年為2.42倍，2003年則劇增到5.66倍。

最后，本土企業家創新活動的動力受到抑制。根據2005年中國經濟普查的數據，中國工業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占銷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業企業幾乎不進行自主技術創新活動。缺乏創新環境使得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大量資源投入實現粗放型的增長，而這條道路目前越來越走不下去了。

釋放中國企業家才能

最近兩年來，我們在東南沿海地區的調研發現，企業家開辦新生意的勢頭明顯放緩，有的企業家甚至干脆將資產轉移到海外，放棄了創業和經營活動。

在以上問題存在的同時，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正面臨著經濟衰退的危險。為了規避這種風險，應該設法使企業家才能進一步釋放到生產性活動上來。這需要我們從既有的經濟體制轉向本書所說的企業家型經濟體制。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本書的論述中獲益良多。一方面，要加快在中國建立起正式的法治體制和市場體制；另一方面，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各級政府支配經濟資源和對企業活動進行干預（包括設立行政許可）的權力，撤銷不利于企業家創業的種種樊籬，降低創業成本。

只要真正建立起激勵生產性活動、抑制非生產性活動的一系列制度和規則，中國民間所蘊含的企業家才能，就一定能夠在創新領域得到充分體現，中國走向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將指日可待。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節選自《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