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是我引發了20世紀晚期兩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機——1987年的美國股市大崩盤，以及11年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對沖基金大崩潰。其實，這一說法不完全正確，我只是與這兩次危機密切相關。如果說華爾街是一個經濟發電站，那么我絕對是其中的操控者之一。

我遭遇這些金融災難的經歷，或多或少純屬偶然。在華爾街，我最初也是主要研究金融產品。隨著金融衍生品——一種有著無窮變體的金融構想的出現，我從數據資料中走出來，開始開發和交易這些被設計用來沖銷風險的新產品。1987年，在摩根士丹利，我參與了市場低迷期的恢復行動；1998年，在所羅門兄弟，我協助啟動對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危機管理。

與基本面背道而馳的危機

我遭遇的首次危機，即1987年股市大崩盤，造成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逾20%，它在一天內摧毀的市場價值超過整個世界經濟在過去兩年創造的總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對沖基金的崩潰，使外匯互換市場和信貸市場變得相當不穩定，而這兩個市場恰恰是世界金融體系的支柱。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金融機構。讓我們聊以自慰的是，人們會把這些不可思議的損失歸咎于自然力量和不可避免的經濟不確定性。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更多時候，危機并非由突如其來的經濟衰退或自然災害造成。實際上，過去幾十年內發生的所有不幸都可以在金融市場本身的復雜結構中找到根源。

只要看看促成許多經濟崩潰事件的市場環境，便可略見一斑。1987年的股市大崩盤前，幾乎很難看出市場有什么異常之處?！??11”事件后，股市關閉一周，重新開市時道指下跌了10%。三周后，道指就恢復到“9?11”之前的水平。我們還可以回想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或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雖然這些事件的影響深遠，而市場的反應卻只不過像是打了一聲嗝。

日益惡化的市場危機和金融不穩定性的一個奇異方面在于，這些事件并未反映出實體經濟的基本面。事實上，當資本市場的風險增加時，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實體經濟卻在朝著相反的方向運行。近幾十年，在世界范圍內，風險逐漸減小，至少在經濟方面如此。

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解釋經濟穩定性的提高。在美國，聯邦政府提供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許多企業還提供養老金。世界各國政府通過大量補貼穩定商品和農產品價格。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可以實時獲取的數據資料，貨幣和財政政策也得到了改善。

勞動力更加多樣化，受雇于科技和服務這類非周期行業的人員比例比以往高出很多。經濟部門自身也更加多樣化。同樣，社會進步和分工細化降低了風險，它們也理應為市場創造出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更廣泛的投資者能夠更快獲取信息，對內幕交易和信息非公開披露施加了各種限制條件。交易成本是30年前的1/10。充足的流動性和金融產品的創新，使得在更多領域進行交易成為可能，這些產品包括期權、天氣期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等等。有了這些改進，我們離完全市場的概念越來越近，所有的完全市場理應不會為一小群投資者和交易者提供任何獲取暴利的機會。

風險來自金融創新

然而，那種情況看起來并未發生。市場仍然不穩定，并且各方得到的回報相當不均等。雖然經歷了40年的發展，實體經濟風險也下降了50%多，但是在過去20年內，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平均年標準差較之50年前的水平高出許多。盡管外生的經濟風險顯著下降了，但金融市場的總風險還是增加了，對美國而言，這是反映金融系統設計缺陷的關鍵癥狀。

其間，日益龐大的對沖基金繼續獲取大量的高額回報。在過去5年中，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從3000億美元增長6倍，至2萬億美元以上。這還不包括高盛或德意志銀行這類公司的交易室操作的準對沖基金資產。

然而，這只是一場零和游戲。如果對沖基金能夠榨取非比尋常的高回報，就一定有其他人付出相仿的金額作為代價。

這并非我們料想的發展方式。金融市場在過去30年見證了極大程度的結構設計改善，但結果卻導致更加頻繁而嚴重的崩潰。

盡管我們努力改善市場的設計，但市場崩潰的產生恰恰來源于此。我們試圖改善金融市場狀態，卻直接導致金融市場的結構性風險：風險的源頭正是通常認為的進步。我們有著眾多投資欲望，如快速交易的能力、全球所有金融市場的一體化、普遍且及時的市場信息以及大批期權等。為了使市場更符合我們這些欲望，我們采取了許多措施，從而加大了市場活動的速度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復雜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發種種危機。復雜性下面潛伏著大災難。

我希望能夠解釋為什么似乎正確行事，卻總是事與愿違。市場繼續開發著用于滿足投資者需求的新產品。監管部門必須尋求方法來確保這些進步帶來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廣泛且同步的信息發布和價格透明度。

不知何故，這些改革使我們的投資更具風險。更諷刺的是，更多監管或許反而會使風險成倍增長?？雌饋?，市場中似乎存在一個未被制服的魔鬼，一個我們自己制造的魔鬼，它使我們所做的種種努力付諸東流。

（本文摘自《我們自己制造的魔鬼》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