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首席研究員 吳強)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會調整到2500元還是3000元？在媒體報道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扣除額度不會超過3000元”的消息后，這個猜測就開始了。雖然相對出臺18萬億元的投資計劃，政府在減稅問題上顯得頗為謹慎，但這個將要謹慎出臺的減稅方案，似乎還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

毫無疑問，減免個人所得稅，預計能為居民帶來百億級的可支配收入，這會對刺激消費、拉動內需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這數百億金額對內需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與每年25萬億元的GDP和5萬億元的財政收入相比，這是一個極小的數字。

減少個人所得稅的路徑有很多，比如在不提高起征點的前提下減少低收入納稅人的稅率，或者按家庭人均收入和地區生活成本進行差異化征稅等。

而當前討論的減稅辦法，實質上是減少納稅人口，就算達到理想中的稅收減免目的，卻是以犧牲“公民責任”為代價。

中國有多少人口納稅？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6年底中國經濟人口達到7.82億，其中城鎮就業人口為2.83億，鄉村就業人口4.8億，城鎮登記失業人口847萬。在這個龐大的勞動者隊伍中，納稅人口的基數并不是很高。以目前每月2000元的納稅起征點算，鄉村就業人口幾乎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城鎮就業人口中，僅1.1億左右的在崗職工為納稅的主要基礎，而這1億多的就業人口平均約收入1726元，月收入超過2000元的人數約2600萬。

前段時間，財政部財科院研究員孫剛對媒體透露，按月收入2000元以上計算出的納稅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這個比例與我們測算的2600萬人基本一致。有人立刻對這個數據表示質疑，但去年12月23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個稅法修正案草案說明時指出，將稅收起征點由每月1600元提高至2000元后，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全國職工人數的比例將由50%左右降至30%左右。參照國家統計局2007年的統計公告，2006年底全國職工總人口數為1.17億，其中納稅人口按30%計算，也就3500萬，雖然2600萬的說法有一定差異，但尚屬可接受范圍。

根據這個比例測算，我們發現如果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2500元，納稅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1%，約1450萬人，假如把起征點定在3000元的話，只有0.56%的人納稅，僅740萬人。也就是說，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將使1200萬~1800萬城鎮工薪階層不用納稅，而繼續納稅人群人均每月增加可支配收入也可達75~125元，最高的減稅額有望超過210億元。但這個數字僅為3000億元的全國個人所得稅總額的7%。

據美國國內收入署統計，2004年有1.8億美國人申報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口約占總人口的62%，而美國個人所得稅占聯邦稅收的40%以上。今年10月16日美國國內收入署宣布2009年的個稅起征點將提高到“夫婦合計申報11400美元，單身或夫婦分別申報5700美元，以家庭為單位申報8350美元”，有人計算出美國 “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大致相當于其家庭年收入的1/4~1/5。而對照我國的家庭平均收入，如果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按2007年城鎮家庭月平均收入3320元計算，中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相當于家庭收入的90%。

相對中國少部分人納稅而言，美國是大部分人納稅，這讓我們相信美國民眾的公民意識，與全民參與納稅是密不可分的。

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作為調節個人收入的唯一手段，結果就是納稅人口越來越少，如果按某些學者的建議，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8000元，估計全國將不到100萬納稅人，所謂的“公民社會”將離我們漸行漸遠。

另一種思路：降稅率

我們非常認同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有很多種，以犧牲公民責任為代價的做法，最不可取。

納稅是人們對國家盡公民義務的主要手段，公民通過納稅為政府運營提供資金，同時也享受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個人所得稅也起到了調節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的作用，以“富裕人群多納稅，普通人群少納稅，貧困人群不納稅”的原則，縮小貧富差距，把基尼系數調節到一個安全合理的范圍。

對于個人所得稅調整的其他路徑，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和假設。

首先，可以考慮對不同收入人群進行所得稅稅率的調節，如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貧困人口可以不納稅，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按收入的千分之一納稅，月收入2000元~6000元的納稅稅率可在現有比例上大幅下調，6000元以上收入人群，納稅比率不變。通過這樣的方式，在起到大幅度減少個人所得稅目的的同時，保障了公民的納稅權利。

另外，可考慮按家庭人均收入進行納稅調節，比如一家好幾口人只有一人工作的，與家庭成員均有工作的情況，就可以考慮用不同的納稅比率來征稅。雖然這會增加稅務核查和征管方面的成本，但可以用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開展，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出成熟的稅收征收體系。

再次，由于中國不同地區收入和物價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可考慮差異征收，在北京、上海這種住房、物價成本都較高的地區，月收入2000元僅夠維持基本生活。而在中西部地區和小城鎮，月收入2000元卻可以過上比較寬裕的生活。兩類地區使用同樣的征稅標準顯然有失公平。根據這種情況，可考慮個人所得稅由中央稅率和地方稅率兩部分組成，各地政府可在中央稅率的基礎上，根據地方生活水平的實際情況制定當地的個人調節稅率。

同時，還可以通過加大“可抵稅額度”來達到減免稅收的目的。如針對高收入人群可將部分接受高等再教育、購買房屋和車輛等費用，用于稅收抵扣；針對低收入人群可將供暖費、水電費等基本生活開支作為稅收抵扣項目。這樣一方面可以鼓勵高收入人群進行消費，另一方面可更多地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真正實現促進消費拉動內需的效果。

在減少中低收入人群稅率的同時，還應該通過擴大稅基和加強征管來提高稅收。我們相信中國40%的基尼系數，并非月收入高于3000元的納稅人群與2000元以下人群差異造成的，中國存在一大批在統計局數據中隱身的富裕人群，加大對這些人群的稅收監管，將給財政帶來巨大的稅務收入。如果有可能，稅務和統計部門應該公開究竟有多少人納稅、不同收入群體的納稅人數和納稅金額等具體數據，讓人們在陽光下納稅。

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即使只納一塊錢的稅，也是公民責任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