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呂尚春/文 在住房問題上，我們到底應該秉持什么樣的原則？

以9000億元構建住房保障體系的規劃尚在孕育之中，而“停建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的聲音已經隨處可見。有地產界思想家之稱的任志強稱，經濟適用住房和兩限房將與商品房產生沖突，并傷害已經如履薄冰的房地產業；曾經給政府上過“萬言書”的北師大教授董藩認為，“大量建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對市場交易的恢復是一劑毒藥”；而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負責人聶梅生進一步認為，應當取消不合時宜的緊縮性政策，如“國六條”、“國八條”。

房地產問題如何治理，當政者、從業者和部分研究者分別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解決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爭議雙方的交集中，沒有出現“廉租房”這三個字，而“廉租房”恰恰是事關“住房保障”定義范疇的關鍵。如果政府住房保障職能以提供低收入人群所需“廉租房”為主，而商品房完全由市場主導，那將不存在“商品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互相掣肘的尷尬局面?，F在的問題是，有人認為“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就是保障房，而有人認為它們不過是“亞商品房”，與商品房沒有太大區別。

顯而易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對什么樣的住房應當承擔什么樣的功能，產生了嚴重的分岐。在1998年之前，住房問題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就是福利分房；而從1998年我們開始歡呼住房從管制走到放開，由市場供應的那一刻，住房到底是福利品，還是消費品，就開始變得模糊。從1998年至2005年，住房自由流通，并帶動土地飛金流銀，卻沒有哪一個省份去理會住房保障問題；從2005年至2008年，隨著住房公正性爭議日趨社會化，住房政策開始走向逐步管制，并限定商品房向中低收入階層靠攏。

對于住宅功能定義的含混不清，必然導致供應品種在價格、分配上的前后矛盾。一墻之隔，二者卻可能性質迥異，一邊是價格高昂的商品房，而另一邊是售價僅為商品房50%的限價房。如此格局，怎么會沒有“停建限價房”的聲音呢？

惟有厘清住房應具有的不同功能，才能確定不同的責任主體、供應主體。這就要看我們到底要選擇什么樣的住房供應體制。

一種是類似于1998年之前的“福利住房”體制，以瑞典、新加坡為典型代表，其主張是為“每一個居民提供良好的住宅”，80%以上的居民，住房問題由政府調劑安排，成為踐行“福利經濟學”的典范。

另一種情形是美國、日本等國家的選擇，由于奉行“自由經濟”，其商品房完全由市場自行調節，但同時把中低收入人群則納入住房保障范疇，由政府提供廉價住宅。

對于第一種情況，住宅由“國家干預”，住房基本與財富功能、流動性絕緣，而第二種情況，則顧及了不同層面的需求，但一個必要的前提是，對于中低階層政府必須提供租金低廉的住宅，在此前提下，商品房的流動與投資才成為可能，否則對住房政策的公平與否的爭議，必然帶出對社會正義與否的置疑。

從見諸報端的消息看，近年來考察新加坡住房供給體制蔚然成風。新加坡政府在住房分配機制上的高效，由此沉淀樹立的政府“公正感”形象，成為各地方官員觀摩考察的主要訴求。我們是要選擇瑞典、新加坡的住宅公共產品化道路嗎？那就要選擇住房功能的 “去資產化”，才能負擔更多的福利功能。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在挽救房價上的不遺余力，從10條，到25條，甚至33條救市政策，我們可以看出各地方對“土地價格”回升的希冀，但是這樣做只能在土地財政、商品房“資產化”的軌道上越走越遠,何談新加坡式住房體制的建立。

那么我們是要選擇美國、日本式的多層級住房供給體制嗎？當下的商品房卻又在空前的管制環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