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建君/文 企業的政治行為是指企業試圖通過影響政府決策和公共政策來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它與企業所在環境的制度特點密切相關。中國企業面臨的制度環境，呈現出雙面性的特點，一方面是普遍的官員尋租行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各級政府表現出的強烈的發展導向。這種雙面性的制度環境，使企業一方面必須發展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以免成為尋租的對象，另一方面又為企業迎合政府需要、得到政府保護和扶持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改革以來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從橫向激勵了各地政府的發展導向，使各地競相以優惠的條件吸引投資，改善服務。這為企業制定政治戰略、拉近與政府的距離提供了重要的機會和空間，它們可以從滿足政府的發展需要和官員的政績需求等方面大做文章，投其所好，為企業發展服務。

政治行為種種

基于對案例的深入分析，我們發現，著名民企從事的政治行為主要包括如下類型：政治參與、政治關聯、信息溝通、物質刺激。

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指企業家或企業中的其他高管通過各種制度化的途徑參加現有的政治組織，包括人大、政協、工商聯、黨代會等，以獲得政治地位或經濟利益。政治參與不僅使企業家獲得了政治待遇和社會地位的提升，增強了話語權，也使他們得到了結識更多官員和其他重要人士的機會，從而有利于企業發展。

我們研究的著名民企中，幾乎每個企業家都有一大堆的頭銜，比如柳傳志、王文京、魯冠球、宗慶后、李東生等都曾經是（或仍然是）全國人大代表；柳傳志和王文京等還是（或曾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據搜狐一副總介紹，搜狐對政治參與起初并不太重視，直到他作為海淀區政協委員參加會議時，才發現相關領域不少企業的若干名高管都是政協委員，甚至一個公司有三名政協委員，還有人大代表，這才意識到搜狐在這方面與同行的差距，于是決定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為企業家提供了參政議政的機會，同時也提供了企業家利用制度途徑來保護自身利益的機會。近年來，利用“兩會”平臺提交議案的企業家越來越多。比如，當娃哈哈與達能之間的糾紛出現后，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在2007年3月的人代會上提出了《關于立法限制外資通過并購壟斷中國各個行業維護經濟安全的建議》，建議嚴格限定外資并購國內企業的條件。

雖然政治參與為企業帶來了什么樣以及多大的收益是一個很難證實的問題，但其正面效益是不可否認的。用友2001年4月在國內主板上市，一舉籌集資金9億多元，而其競爭對手金蝶在香港上市，只籌集資金9000多萬元。此外，用友能夠以優惠的價格在北京永豐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獲得40萬平方米的土地，這在寸土寸金的中關村是難度很高的。這兩件對用友發展至關重要的事件，除了企業本身的實力，很難說與王文京的政治地位沒有關系。

與直接的政治參與相關的是參與政府的政策制定。一向堅持不行賄、追求做陽光企業的萬科近年來也開始從“走近政策”到“走進政策”。除了企業本身進行專業而持久的政策研究、以期迅速調整企業發展方向外，萬科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國家行業政策制定。國家部委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會征求萬科的意見，萬科也會代表房地產行業把行業情況反映到國家部委。萬科之所以這么做，除了履行王石主張的企業公民的義務外，也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行業和企業創造更好的環境。

政治關聯：

政治關聯是指企業將自己的某些經營活動與政府（官員）的需求和偏好等聯系起來,增加政府（官員）與企業的關聯性和依賴性,從而服務企業利益的行為。政治關聯包含許多做法，現舉下列四種來說明。

一是配合政府目標，滿足政府需求。政府有發展地方經濟的主體目標，在不同時期也會面臨具體的任務或困難。如果企業能夠利用自身的力量為政府排憂解難，做政府（官員）希望或推薦的事情，那么就會相對容易地贏得良好的政府關系。

吉利在最初沒有獲得汽車“準生證”的情況下，能夠得到浙江省政府的保護，實際上正是因為吉利滿足了浙江省希望本省能夠有一個整車廠的愿望。當吉利第一臺車下線，李書福準備開100桌酒席慶祝時，卻發現沒人愿意來捧場。在這種情況下，李書福想到了時任浙江省副省長的葉榮寶。他聽一個朋友說起過，葉副省長有一次組織汽車配件企業的廠長到外地取經，希望能為這些企業增加一些業務量，卻空手而回，葉省長在歸途中立下狠心說，浙江要有自己的整車廠。他試著給這位從未打過交道的副省長發了一份傳真，邀請她參加吉利的下線儀式。傳真發出不到一小時，葉榮寶就給李書福打來電話，表示將參加儀式。有一位副省長親自前來，市里、縣里的領導誰會回避？儀式自然辦得風風光光。吉利造車，應該是實現了葉副省長的意愿，她后來果然為吉利汽車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為企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支持。

蒙牛在發展過程中可以說把滿足政府需求、爭取政府支持發揮到了極致。在最初入駐和林格爾縣盛樂經濟園區時，蒙牛巧舉振興地區的大旗，獲得了縣政府的支持。央視對蒙牛毀林建廠進行曝光時，縣長呂慧生甚至站出來為蒙牛澄清，說蒙牛到園區建廠，是縣里的邀請，“要判就判我”。 后來蒙牛又提出“為內蒙古喝彩”，和其他企業一道積極地為呼和浩特市爭取“中國乳都”稱號，得到了內蒙古和呼和浩特市的支持。蒙牛將自己的品牌置于整個地區和整個行業的大旗下，巧妙地強調自己對于地區、行業的重要性，把自己定位為西北最大的造飯碗機器，而非賺錢的機器，從而為贏得政府支持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和合法性。

二是雇用政府官員，與政府建立關聯。用友的創業團隊中多人都有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背景，這種背景對用友早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創始人王文京和蘇啟強曾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較早接觸了會計電算化，從而具備了一定的經驗。同時他們也熟悉政府的需求，幫助用友獲得了珍貴的關系客戶。更為重要的是，用友很早就順利通過財政部評審，取得全國性牌照，從而具備了先天優勢，在全國鋪開攤子，主導財務軟件市場，這與另兩位創業元老吳鐵和郭新平曾經的財政部工作背景不無關系。

三是請政府官員視察或背書。具體做法包括：重要場合邀請有關官員出席、邀請政府官員參觀視察等等。TCL利用中法文化年和國家領導人出訪法國的機會簽署收購法國湯姆遜公司，可以說把這種做法用到了極致。李東生察覺到中法文化年和國家領導人將出訪法國的動態，及時派遣其公關部與相關商會聯系，依靠商會和國家相關部門人士介紹，將TCL收購法國湯姆遜公司的意圖傳到中南海。2004年1月28日，李東生與法國湯姆遜公司首席執行官達哈利在法國總理府簽訂共同成立TCL-湯姆遜電子有限公司的合同，中國國家領導人和法國總統出席簽字儀式。這筆交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典范，TCL借此機會做了一次最有力的公關宣傳。

四是巧盡社會責任。包括設立慈善基金，支持教育、體育、衛生、扶貧和環保事業，積極參加賑災救濟，贊助社會福利等等。參與公益事業是民營企業獲得政府認可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國的很多公益活動都帶有非常濃厚的官方色彩，公益活動的受益方不僅僅是社會，還包括政府。

信息溝通：

信息溝通策略是指通過向政府反映企業或行業的情況，提供信息，以尋求政府理解和支持的政治行為。主要做法包括向政府了解政策等有關信息和向政府匯報本企業（或行業）情況等兩個方面?？紤]到政府的發展導向和對社會 （包括企業）的責任，同時考慮到近年來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努力，如果企業能夠主動地與政府溝通企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很可能會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幫助。

聯想在發展的過程中就非常善于向中科院和政府主管部門反映企業的要求，尋求政府支持，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1994年，當民族情結表現得非常突出的時候，柳傳志決定利用當時的“民族主義”時代潮流，同時也發揮他善于向上級請命的本領，為聯想請愿。當年9月13日，他率領公司總裁室的全體成員到電子工業部去拜訪部長胡啟立，到會的還有電子工業部的兩位副部長和至少四位司長。柳傳志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重點匯報了“堅持國產微機品牌的可能性”。他先是大談當時生產整機的幾個大廠家為形勢所迫，紛紛放棄原有品牌與外國公司合作，從而使中國面臨可能失去國產品牌的嚴峻形勢，然后再談聯想如何改變公司的機構，如何再造微機生產和銷售的流程，讓與會的官員們又感到了希望和轉機，最后獲得了胡啟立對支持國產微機品牌的表態：“絕對不可以放棄，一定要占領，要有自己的品牌，這是一個發展戰略問題?！苯酉聛砹鴤髦咎岢隽艘?，希望政府關注聯想，希望國家制定有利于民族工業發展的行業采購政策，在性能價格比相同的情況下，優先購買國產商品。

信息策略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在企業遇到困難時直接訴諸政府支持，比如蒙牛在2004年面臨 “毒奶危機”時就采取了這一策略。當年2月底，武漢市截獲16封發往各省市工商、消協、媒體的匿名信，信件以“向牛奶中投毒”要挾詐騙蒙牛。隨后廣東等地也收到匿名恐嚇信。有關部門立即發出通知，停止銷售蒙牛所有產品，蒙牛面臨一場生存危機。在這種危機情況下，牛根生直接向溫家寶總理寫信。3月30日發出信，4月1日，溫總理的批復出現在國務院的《昨日要情》中：“此事需要妥善處理，以維護企業和消費者正當利益，維護社會安全和穩定?！彪S后，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對此案作出指示，要求公安部門盡快破案。此后10天內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網，蒙?！岸九Ｄ贪浮备嫫?。

物質刺激：

物質刺激指直接或間接向政府（官員）提供財務或其他物質方面的支持。在中國，這一行為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包括從財務上支持和參加政府部門組織的各種活動、為政府提供服務、向政府官員贈送禮品、通過物質甚至金錢等手段影響政府官員、資助官員出國旅游、為官員提供個人服務等等，不一而足。

著名民企在該策略的運用上相對規范，更加注意規避風險，同時在操作上也更加微妙。比如，用友為了推廣其ERP軟件，花費了大量財力、精力與全國各地政府聯合舉辦各種ERP培訓班，承辦“中國企業信息化神州萬里行”以及各行業信息化研討會，并主動邀請政府官員參加，幫助當地提高人才素質；搜狐更多采取了對政府的服務，而不是直接的物質刺激，比如承包北京門戶網站Beijing.cn的建設，對北京市政府提供物質設備上和服務上的支持。

不遠不近 若即若離

雖然成功的民企基本上都與政府保持了比較密切的合作關系，但民企與政府的關系并不是越近越好。企業必須與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尋求與政府合作的同時保持企業的自主性和經濟理性。

顯而易見，企業與政府距離太遠無法獲得政府的資源，無法得到政府的支持，還可能會遇到政府官員（尤其是辦事人員）的刁難，甚至還可能會成為政府官員尋租行為的犧牲品。但是與政府距離太近，又可能會產生三個問題：一是可能影響企業的自主性和獨立生存的能力；二是企業會因為迎合了政府發展的需要而失卻了經濟理性，影響企業的健康發展；三是可能因為與政府官員關系過于密切而面臨司法和道德風險，甚至深陷牢獄之災。

關于企業與政府關系太近可能影響企業自主性和獨立生存能力的問題，國有企業自然是典型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活力正是得益于有自主性和市場能力的經濟主體的出現，包括產權明晰的民營企業和轉變了經營機制的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的過程也正是企業追求自主權、與政府拉開距離的過程。萬向起初是一家鄉鎮企業，魯冠球先嘗試股份合作制，使萬向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即政府擁有所有權，萬向擁有自主經營權。1988年，魯冠球又用1500萬元向當地鎮政府買斷了股權，為萬向節廠爭得了完全的自主權。用魯冠球的話來說，這叫“花錢買不管”。萬向集團也因此從以前的“鄉鎮政府控制型企業”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無上級企業”，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

關系太近的第二個危害是企業可能因為迎合政府的需要而失卻經濟理性，影響企業的健康發展。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鐵本。戴國芳本來只想建一座年產量260萬噸的鋼鐵廠，但當地政府官員出于發展地方經濟和自身政績的考慮，動員他把規模一擴再擴，最后竟然擴到了840萬噸，規模占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總投資額從10億元左右上升到106億元。而這時鐵本的固定資產僅僅為12億元，凈資產6.7億元。當地政府為了規避國家有關政策限制，把項目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塊土地報批申請。戴國芳對屬下說：“地方上這么支持，上哪兒找這么好的機遇？”但是這個迎合了當地政府發展需求而違背了企業發展理性的項目，最后在2004年宏觀調控時被嚴令下馬，戴國芳本人也身陷囹圄。

關系太近的第三個危害是有可能面臨司法和道德風險。企業如果以不當的方式與政府官員建立起密切聯系，發生利益輸送，可能會為企業飛速發展帶來好處，但同時也在企業長期發展的道路上埋下了不定時炸彈。如果官員離職或者出事，那么原來的密切關系可能就成為了副關聯，輕則受到波及，重則一損俱損。周正毅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萬科則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的重要性。一直拒絕行賄的萬科雖然因此而失去了一些發展機會，很難拿到好地，但也因此避免了許多風險。2000年，沈陽“慕馬”案發，慕綏新和馬向東鋃鐺入獄，沈陽的政府層也大規模換血，一時間沈陽有頭有臉的企業主幾乎人人自危。時任萬科東北公司總經理的周衛軍也被“雙規”，要求其“交代”與“慕馬”的關系，理由是萬科是沈陽最大最有地位的房地產開發商，政府部門出了這么大的問題，萬科不可能脫開干系。周衛軍被關了二十幾天禁閉，事實真相也很快水落石出：萬科在沈陽經營的七年當中，與“慕馬”并沒有利益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堅持拒絕行賄，使萬科走上了一條更加注重市場能力的道路，這使得萬科相較于那些依靠政府關系的房地產企業，更有可能成為基業長青的企業。

我們發現，成功的企業基本上都堅持了與政府不遠不近、若即若離的原則。西安海星科技有限公司總裁榮海曾深有體會地說：“和政府官員打交道，中國民營企業家要高度警惕，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太近了，說不定哪一天一根繩子串起來，就進去了，這就麻煩了，本來做企業是想做一輩子，結果沒做幾年就完蛋了。但是不近又不行，不僅很多檻進不去，人家拿到好多的地塊你拿不到?！彼J為，要掌握和政府官員打交道的技巧，“你就政府官員所關心的事情去研究和探討，提出來政府官員想不到的東西，你就會取得認同，你們就可以成為朋友，而這種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沒有金錢關系。沒有金錢關系的交往是很長遠的”。

中國民營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歷來就是一把雙刃劍。雙刃劍的道理許多企業家可能都明白,但要拒絕誘惑、把握分寸卻并不容易。企業家要處理好這個關系，為企業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必須具備敏銳的政治嗅覺和練達的國情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