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深受國民擁護？在上下全力保增長熱潮中，這是一個越來越難以回避的關鍵問題，中國能不能在這方面有更大作為，將決定各項保增長政策可以走多遠。

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要讓國民在增長中得到充足實惠。中國的 GDP總量七八年就會倍增，國民實際收入只能比這一增速更快，否則，就不要怪大家對財政收入多年來2至3倍于同期GDP增速的狀況很不滿意，這是常識，人同此心。

然而，在近期討論保增長的政策調整時，反差仍然強烈。

一方面是各級政府部門不斷推出堪稱“躍進”的龐大刺激方案，鐵路建設率先宣布的3萬億投資，各省市先后宣布的18萬億計劃，都讓人感覺錢不是錢，而只是決策者大筆一揮的數字。

但另一方面，每當事關國民實際收益的政策調整，無論社保差額的補足，個稅起征點提高，即使涉及金額是數百億、上千億，卻總是困難重重，不好推動。

究其內因，投資規模越大，拉動GDP似乎越快，加上這關系諸多利益相關者的未來，各級政府最有積極性。而民生、社保、減稅等領域，看起來對GDP拉動有限，甚至會減少政府部門權限和尋租空間，當然沒人起勁推動，放任這種輕重失當，不排除導致本輪政策調整走偏。

3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是中國經濟增長碩果累累。而30年改革的重要不足，則是國民收入和福利增加不夠。我們觀察分析曾同樣經歷了快速增長的近鄰日本，其經濟起飛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不僅是國強，更有民富，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順利實施，確保了日本經濟持續增長，并在衰退時仍有強大內需支撐。

如果說，過去30年，國家需要集中財力辦大事，需要讓各級財政有更多錢，投入基礎設施，建立社會保障，規劃產業布局，消化歷史包袱，大家可以理解。但任何成本都要有個限度，而不能無限延續。30年來，多少國民為中國經濟增長付出了不小代價，下崗的工人，失地的農民，待業的學生，因為分配不合理而淪為中低收入的人群，加起來數以億計，不能讓他們繼續在沉默中承擔過大代價。

推而廣之，13億國民都有權利爭取更好收入，更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國之為國，是國民之國，而不是政府機構或少數權勢階層之國，這是當代人類文明的共識，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如果不能以更恰當的政策調整，充分滿足國民正常收入增長需求，不能給全體國民更合理福利傾斜，改革發展就會失去意義。

具體到當前爭論不休的個稅起征點調整，我們支持在2000元基礎上大幅上調，調到3000元不錯，5000元更好，8000或10000元也不是不可以考慮，只要有利于增加多數國民實際收入，就是好政策。我們更傾向贊同另一種減稅方式：適當降低稅率。讓盡可能多的人成為納稅人，有利于增強公民意識，這也是市場經濟和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條件。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應納稅多少，則要基于公平原則，充分考慮其實際收入增長。

個稅不是財政收入的唯一支撐，大幅減免不會影響大局，卻可以實實在在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如果個稅起征點無法一次性大幅提高，個稅稅率則應考慮下調。這樣既保證多數國民仍是納稅人，也不因稅收過重壓制國民收入正常增長。大家錢多了，消費支出和社會投資才能被拉動。

除了稅收，國民收入增長更主要依托充分就業。但目前公布的城鎮新增登記失業數據，只有部分參考意義，無法全面反映國民就業狀況。近2億長期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大量沒有登記的城鎮失業人員，以及相當數量雖有工作但收入明顯偏低的勞動者，都無法通過正常勞動所得實現收入合理增長，這應當引起決策者高度重視。

解決就業，需要政府大型項目建設投資，更需要社會自發創業與市場機會擴充。剛剛披露的全國公務員考試熱潮和超低錄用率，再次從側面表明就業形勢之嚴峻，自主創業沖動之不足。如果還不能大幅放寬行業進入限制，不鼓勵更多有實力、有愿望的人投資創業，猛增的失業人口，容易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抵觸和財富分化的仇視，這不是中國持續發展的好消息。

我們呼吁政策調整目標更多指向國民收入增長，不僅為利民，更是為利國。民心不穩，國基動搖。如果政府部門仍沉迷于投資拉動，為了保GDP增速不惜吹泡沫、造景氣，或圖謀在大規模投資計劃中混水摸魚、大肆尋租，必將禍國殃民。

中國經濟仍在快速增長，社會財富在不斷積累，要實現國民收入更好更快增長并不太難。難的是政策思路轉變，政府權力約束，體制機制突圍，收入分配優化。這不只是政府是否與民爭利的事，而是關系中國改革發展的根本目的，關系國家強盛和國民富裕的合理邏輯。

中國經濟已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政策選擇應基于更明確價值指向。當前全球經濟衰退，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我們期望，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重要會議，以及明年3月全國兩會，能夠高瞻遠矚，審慎決策，給國民以實惠，保經濟以穩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