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為民之父母，解我于倒懸。有事兒找政府，是千百年來官民互動的主要模式，至今依然。然而，隨著近期群體性事件的增加，這種互動模式正出現難以為繼的征兆，雙方似乎都體認到此種方式的成本正變得過于高昂。

對于各地的父母官們來說，百姓動輒直接找上門來正變得不堪其擾。大到征地拆遷補償，小到下崗再就業，無不要到衙門口來解決。有時明明是一樁普通的刑事案件，甚至是一件稀松平常的鄰里糾紛，感到受冤屈的一方都要跑到縣委縣政府來申訴，如果一時三刻得不到滿意的答復，事態就有可能激化，甚至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導致官民沖突。

有鑒于此，日前中央黨校在對各地縣委書記進行培訓時，特地加入了如何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這一節，而其中又特別強調無論事件規模大小，縣委書記最好要第一時間到現場，以穩定民心，化解沖突。

如果一個地方政治相對清明，社會氛圍相對和諧，各利益群體的訴求均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滿足，沒有哪個群體感到明顯的被剝奪感，則上述“第一時間到現場”的精神不難貫徹，因為在這樣的地方，突發性群體事件本身就是偶發的，不難在第一時間化解于萌芽狀態。

但在當下這個社會經濟急劇轉型的年代，類似這樣的和諧之地實屬鳳毛麟角，更為常態化的則是各群體的利益分化和沖突。在此情勢之下踐行“第一時間到現場”，縣委書記們難免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事無巨細都由縣委書記當場拍板落實，多少也有黨政不分、以黨代法之嫌。

此外，一旦此例常開，會不會形成一個另類示范效應：大小矛盾，一鬧則靈？如此一來，則縣委書記“第一時間到現場”的劇本必然常常上演，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擱置——相對于對群眾訴求漠然置之而言——各種矛盾沖突的同時，會否在一定意義上催生各種矛盾沖突的顯性化：不鬧不足以引起重視，不足以讓縣委書記們到現場，只有動靜足夠大，才能解決問題。

但從百姓的角度來說，不找政府又能找誰呢？前現代社會的宗親社會自我管理模式早已瓦解，當下的政府身為全能型政府又一向面面俱到，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無所不管，在一般百姓的眼中，甚至公檢法也一并被視為同屬政府序列。只要政府出面，也只有政府出面，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無論是以前下崗工人不找市場找市長，還是現在百姓不去法院去市府大院，遵循的都是同一個邏輯。

令情形變得更復雜的是，在一些矛盾沖突中，尤其在當前比較集中出現的土地拆遷沖突中，政府本身就是或明或暗的利益相關方，這更加大了百姓找政府的動力，因為他們知道，與有政府撐腰的開發商正面博弈必輸無疑。這也解釋了各地的出租車司機為何不看好與出租車行業協會的對話，在他們眼里，組成這些協會的要么是跟官府有關系的運營商，要么就是來自衙門口的人，與其跟政府的派生機構打交道，不如直接面對政府陳情。

政府不堪百姓頻頻上門又卸責無方，百姓除政府外求告別無他門，對于受制于此種結構性矛盾的雙方來說，縣委書記“第一時間到場”顯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之道，很多情況下連治標都算不上，頂多算是揚湯止沸。

因此，就官民關系來談官民關系，只能是原地打轉。文章須在官民之外做。從裁判兼教練到只做教練，從全能型政府轉化為服務型政府，主動為自己減負，讓百姓能夠“自理家務”，是各地政府擺脫目前被動招架局面的關鍵。

權力是甜蜜的，責任是苦澀的，不放棄一部分的甜頭，難以去除那不得已的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