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富民”的經濟增長，價值大打折扣。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經過戰后一段較長的發展階段，科技不斷進步， 以機電產品為代表的生產能力大增。但是國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失業率增加，社會存在不穩定因素，勞資關系緊張。

對于未來經濟發展的道路，當時日本的理論界存在“穩定成長論”和“高速增長論”兩種觀點，以池田勇人和下村治為代表的政界和學界人士支持“高速增長論”。他們認為，只有讓勞動者合理分享GDP增長的成果，國民收入和GDP同比率增長，才能有效解決生產力過剩和內需不足的問題，保持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

在此背景下， 池田內閣推出了以經濟增長為手段， 國民收入增加為目的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多管齊下促增長

該計劃其要點包括經濟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和消除日本經濟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

具體目標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10年內，GDP和國民收入雙雙翻倍；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相應的，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實現GDP倍增： 充實社會資本； 產業結構升級，鼓勵高生產率產業；提升人口素質，振興科學技術；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等。

針對經濟結構不平衡，也出臺了一些有力措施：1. 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在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階段，就使收入差別不致擴大。2.完善社會保障計劃，健全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3.在減稅方面，計劃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約占到日本1961年GDP的5%。4. 政府制定了保護農民的農產品“生產價格”，大幅度提升農民收入。在20世紀60年代，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了約30%。

“富民”計劃效果顯著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后，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預定的目標；1967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1973年，又實現了一個翻番。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指數增長1.67倍。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失業率保持在1.1%~1.3%之間，實現了充分就業。

國民收入的增加，促進了消費升級，也給經濟持續發展帶來了動力。在該計劃完成的197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副作用。計劃導致企業的人工成本上升很快，雖然促進了產業升級，但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

同時高工資和低失業率， 帶來了一定的通貨膨脹。從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5%，超過同期美國3.4%的平均通貨膨脹率2.1個百分點。其他的問題還有：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日益嚴重。

中國也該“富民”了

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經濟發展處境極其相似。同樣是經濟高速增長多年，國民不能合理分享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經濟增長畸形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消費不足。經濟結構不平衡加劇，兩極分化現象已經接近危險的邊緣。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

近些年，政府也做了很多相應努力，在增加農民收入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是這些努力還遠遠不夠，國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依然在減小。

因此政府，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擺脫單純追求GDP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思維定式，從“國富”戰略轉向“富民”戰略。從實施“富民”戰略的時機來看，中國早已具備充分的條件。

首先，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研究數據，2004年中國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當于日本1961年的水平。和當年的日本一樣，中國現在也處于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轉型的一個關鍵時期。

其次，近幾年，政府的收入（預算內和預算外）基本占GDP的30%以上，政府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規劃。

再次，在政策層面上，“富民”戰略和政府提出的“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等重要政策取向也完全一致。

最后，“富民”戰略與經濟增長并不矛盾。 日本的經驗證明，追求國民收入增長反而會帶動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 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具有國民收入增長的經濟增長才是有質量的經濟增長，效果遠遠好于單純的GDP增長，更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雖然當前經濟大環境加大了經濟轉型的成本，但還是應該堅持“富民”戰略，以人為本，尋求國民收入的增長和國民福祉的最大化，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