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參加12月4日北京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再三促請，中國要采取舉措提振內需。因為中國的內需已成為決定世界經濟復蘇速度和程度的關鍵。

過去10年，全球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由中美貿易和投資關系決定，這一平衡被金融危機打破后，這種關系也開始了時代性的變遷。

雖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放在全球貿易投資的大背景下，基本可以分中國型和美國型。美國型，特色是繁榮的消費市場、復雜的金融系統，把底層的流動性引流到上層，變成消費者信貸和消費擴張。而中國型，則是高儲蓄率化身高投資率，導致產出遠高于消費。

但是，中國到美國的資本輸出不是通過私人投資的方式，而是略帶強迫性質的央行儲備，以美國國債和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再循環回美國。

這個循環在過去10年扮演著全球流動性的主“水泵”，美國消費變成中國儲蓄，然后通過購買美國債券流回美國。在美國，資金暖流順著其復雜的金融加工系統，讓美國的房地產和股票水漲船高，極大的提高了美國家庭和社會的財富，這些財富再循環到消費市場，而最終系統因為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水滿則溢，暖流變成了一股寒流。

中美貿易難平衡

當全球收支平衡被打破，美國股價和房價大幅修正，家庭財富縮水時，美國居民儲蓄率除了上升，無路可走。就算美國人愿意花更多錢，剛剛被蛇咬過，毒腫尚未全消的銀行恐怕也不會愿意借貸。

而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多少，就意味著美國家庭消費要下降多少，也意味著失衡的對方，需要有多少相應的消費增幅。

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派蒂斯曾作過如下測算：

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國居民儲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計美國的家庭儲蓄率至少需上漲到GDP的5%，意味著和美國家庭消費相對應的項目要下降這個幅度?？紤]到美國的經濟規模大約是中國的3.3倍, 而消費只占中國收入的不到50%，中國的消費增長恐怕至少要增長40%以平衡美國5%的儲蓄增長，他認為這對中國不大可能。

順差國代價更大

金融危機引發美國人回望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但事實上1929年美國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中國的角色。

如果要簡單概括30年代的大蕭條留給人類金融歷史的經驗教訓，恐怕是，在產能過剩的危機中，經常項目的順差國，往往更加脆弱。因為再平衡的拉鋸戰，對貿易順差國意味著產能收縮，對貿易逆差國則意味著產能擴張。

從1930年的例子看，當時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比他的貿易伙伴們，那些貿易逆差國所受到的打擊，要沉重得多。當時其產能擴張，但是國內的需求并沒有快速的出現與之匹配的增長，于是出現了大額的貿易順差，當這些產能在海外有足夠需求時，這個問題不值得憂慮，美國也允許外國債券在美國發行，其規模不斷擴大。

但是美國不斷的投資和擴大產能，內需并未足夠快速提升，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最終出現了崩塌式下跌，而外國債券的跌幅最深。這阻礙了這些國家繼續吸收美國過剩產能的能力，因為他們消費的金融鏈條已經被切斷了。

GMO全球投資管理公司主席、價值主義的投資大師Jeremy Grantham也就此對中國報以烏鴉嘴質問，“在全球經濟不僅走緩且虛弱不堪的狀況下，中國如何提振出口？內需占經濟如此小的比例之下，隨股市和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的財富縮水，如何提振內需到足夠的水平？” 參看歷史經驗，恐怕中國作為順差國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國際資本流動悖論

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克林頓任期內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莫斯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對那些哈佛經濟學子提問，全球資本流向應該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回答后者可能會不及格，但現實，就這樣發生了。

10年前的1997年金融風暴，恐怕就是薩莫斯所提到的悖論起點。

1997年多個亞洲國家經歷了噩夢般的金融危機和經濟收縮，突然出現的經常項目順差向逆差的轉變，和與之相配合外部負債和內部資產的不匹配至今令決策者心有余悸。而外匯儲備可以扮演穩壓器，但深受其害的國家都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

但是危機以后，發展中國家以積累的外匯儲備為主要形式的官方的資本輸出越來越多，1999年凈資本輸出已經超過了凈資本流入。資本從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向富國、發達國家凈流出，這就成為一種悖論。而其間，中國無疑是中流砥柱。

縱觀全球經濟，中美就是走這場金融危機鋼絲中保持平衡的左右手，兩方任何一方的問題，都意味著對方要作相應調整。而作為全球最大的也是最開放的經濟體，擁有深具彈性的金融系統，美國對這種調整的吸收能力恐怕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