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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曉波:中國經濟的十年之癢
    導語:在中國的經濟界,“8”這個數字卻好象是一個魔咒。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逢8必有一次大蕭條。1988、1998、2008,莫不如是。這僅僅是巧合還是必然?這其中有著怎樣的邏輯聯系? 十年一輪的經濟蕭條是否會再次不期而至?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8是一個最吉祥的數字。不過,在經濟界,它卻好象是一個魔咒。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逢8必有一次大蕭條。1988、1998、2008,莫不如是。

    更讓人吃驚的是,這三次蕭條的邏輯和結果竟然是如此一致:高速的經濟成長,誘發通貨膨脹,政府采取霹靂的行政調控手段,導致經濟迅速轉冷。

    1998年的“物價闖關”至今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痛點”,在之前的三年,隨著輕工產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空前激烈,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為了推動價格的市場化配置,中央決定實施物價改革,因為準備不足,直接導致了空前的通貨膨脹,《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物價闖關”僅半年就被緊急叫停,到1989年初,很多建設項目下馬,約有500萬農民建筑工返鄉,而此時在鄉村,整頓也使得大量鄉鎮企業倒閉蕭條,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到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注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國營企業則因產銷萎縮而受到三角債的困擾。這一輪緊縮要到1991年才得到緩解。

    1998年的宏觀緊縮與今年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過去的四年里,中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特別在家電、食品等領域中,本土企業取得了重大成功,國內市場空前繁榮,而到1997年,美國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突然狙擊亞洲貨幣,引發亞洲金融風暴――也是在那次危機中,《金融時報》宣告世界進入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為了捍衛人民幣不貶值,朱镕基政府承擔了空前的風險和壓力,實施了嚴厲的金融管制和緊縮政策。與此同時,受金融風暴影響,一向形勢不錯的出口增長率出現下降,國內商品庫存猛增,消費需求嚴重不振,6月份,長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4150人。內外交困,國內經濟頓時由過熱轉入過冷,全國居民儲蓄創下歷史記錄,被視為“籠中之虎”。

    2008年的景象竟如出一轍:在過去的三年里,內外俱旺高速成長,為了控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中央政府猛然剎車,實施信貸緊縮政策,一堆篝火被兜頭澆滅,而受到犧牲的仍然是面大量廣的民營資本企業,僅上半年就有6?7萬家企業倒閉,不料,國際市場突變,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導致了歐美市場的蕭條和消費信心崩塌,中國經濟在短短數月間,由過熱直接墜入冰淵,在過去數年中,拉引經濟成長的三大引擎――房地產消費、外向型的“中國制造”以及固定資產投資――有兩個徹底熄火,于是,蕭條驟然降臨。

    既然導致蕭條的邏輯是一樣的,那么我們再來看,走出蕭條的辦法有多少。

    1988年的那次蕭條持續了三年多的時間,在1990年前后曾經非常的艱難,朱镕基于1991年赴京主管經濟后,實施了很多重大的政策調整手段,其中包括嚴厲的金融秩序整頓、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大規模上市、人民幣與美元匯率調整等等,與此同時,進行眾多的基礎設施投資和開發區建設,鄧小平更是在1992年以“南巡講話”的方式呼喚人民進行改革和擴大消費的信心。在那一輪調整中,中央集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大,而最終經濟的復蘇得益于國內家庭消費――特別是家用電器市場的全面激活。

    1998年的拯救戰略則是內外并舉,在外貿方面,積極鼓勵出口,利用亞洲周邊國家、特別是“四小龍”受金融風暴重挫的機遇,形成了“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在內需方面,中央政府被迫開放房地產市場,以此激活消費市場,經過兩年調整,中國經濟得以復蘇。在這一輪調整中,中央集權繼續得到了強化,通過“國退民進”的戰略,政府把數以十萬計的中小國有企業拋給了市場,而在金融、能源和資源性領域堅決地形成了壟斷的優勢。

    很顯然,當今的中國經濟仍然行走在這樣的調控邏輯之中。從目前的景象看,基本可以得出下述三個結論:

    一,要復蘇經濟,仍然要啟動現有的三大引擎。外貿的復蘇受國際環境影響很大,所以,制造業面向國內市場的創新變得非常重要。其次,巨額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是最直接的啟動方式,近期對鐵路的2萬億元投資計劃,以及廣東、浙江等省份相繼推出的萬億重振方案,都是這一思路的呈現。再次,喚醒民眾消費,似乎除了激活地產,別無他策。

    二,管控將進一步加強,在全球經濟緊縮,國家資本主義紛紛抬頭的時刻,中國的宏觀管制勢必加強,也就是說,最好的市場化改造時間已經錯過了,我們不可能指望在未來的一個經濟周期里實現新的改革突破。

    三,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沖突變得非常敏感。在當前的財稅制度下,地方政府承擔了60%的支出,卻只分到30%左右的收入,如果地產在短期內無法復蘇,地方財政將面臨空前困難,本月,已有專家建議中央政府允許地方發行債券。中央與地方在稅收上的明暗角力將非常引人關注。

    十年一輪的蕭條,讓我們更真切地觀察到了中國經濟變革的某種宿命與規律。我們仍然在一條充滿未知感的“歷史的三峽”中艱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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