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晶 荷蘭時間11月5日，《馬可·波羅》在阿姆斯特丹皇家歌劇院拉開了帷幕。
這是一部翻新的舊作，譚盾賦予這部作品巨大的探索意義，希望借助東方的昆曲和西方的歌劇，尋找一種未來的歌劇形式——“既屬于東方，又屬于西方”。
這部被譚盾稱為 “歌劇中的歌劇”的作品，成為了一個語言的熔爐——26種語言輪番登場，同樣的詠嘆調，告別威尼斯時，馬可·波羅用意大利文演唱；到達中國時，改換為中文；而與馬勒的對白，則全部是德文。
作品的實驗性不僅僅在于此，中國的莊子、李白，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亞，東西方精神世界的重要人物也在此相會、交鋒。
值得一提的，則是該劇采用“昆劇韻文念白的方式說英文單詞”?！啊甀loveyou’用昆劇韻白竟然有三種念法”，這對于張軍這位舞臺上唯一的昆劇演員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體驗。與此相對，歐洲的所有演員，也要學會用“唱念做打”的方式演繹歌劇。
為了這部作品，譚盾醞釀了整整15年。他一直覺得，“馬可·波羅就是我自己”。
幾百年前，馬可·波羅從一個遙遠的國度抵達另一個文化地帶。而30年間，譚盾同樣是在不同文化之間穿梭游走。雖然關于馬可·波羅是否真的來過中國，一直有所爭議,但譚盾對此不以為然，“如果未曾來過，反倒更有意思。但丁也沒有下過地獄，不是照樣寫出《神曲》嗎？”
對他來說，創作任何一部作品的最大意義在于——“探索一個無知的領域”。
“你別無選擇”
譚盾所經歷的一切，像極了一個勵志篇章，而其中，又夾雜了傳奇、浪漫和反叛。
出生于湖南長沙思茅沖的譚盾，浸染于當地特有的“鬼魅文化”。他真切的認定，紅白喜事中做道場的樂師是天生的音樂家，那些嚎叫與鳴唱，是在與另外的世界對話。
“文革”期間，高中畢業的譚盾被下放到農村，每天“白天數著頭頂飄過的云彩，夜里點著火把和村民學鬼戲”，至于外面發生了什么，全然無知。
戲劇性的是，一場災難改變了他的命運。1976年，湖南京劇團下鄉演出時發生翻船事故，很多人因此遇難。作為選拔入團的“農民音樂家”，譚盾得以從勞動的隊伍回歸到讓他著迷的音樂之中。他開始嘗試用小提琴演奏京劇。
對很多人來講，1978年是意義非凡的一年，譚盾也在其列。盡管這時他的音樂素養僅僅停留在500多首民歌的基礎上。不知道莫扎特是誰、對貝多芬聞所未聞的譚盾，竟然用一把三根弦的小提琴，以手指為弓，幸運地敲開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大門。
面試的時候，他拉了一段《鐵牛上山了》，沒有人知道這是什么曲子。二胡滑指、木葉吹聲、湘西打鎦子的聲音，都被他搬到了提琴上，就連和聲都帶著花鼓戲的味道。
在作曲系入選的30名學生中，21歲的譚盾是年齡最小的一位。當時大部分人都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平均年齡28歲，最大的是后來成為著名指揮家的陳佐煌，當時已經31歲了。
當譚盾出現在班級門前的時候，劉索拉說，“又來了一個湖南地主”。這位湖南人，給所有人留下的印象是“做事有條理”，東西總是規矩的停留在一個地方，從不亂置。
這種循規蹈矩的生活習慣并沒有在他的音樂創作上體現出來。恰恰相反，從第一首交響樂《離騷》甫一問世，他便被認定為“前衛”和“先鋒”的代表。創作這部作品時，和聲、復調等一些基本樂理都還未講授。一些人甚至評價他，“翅膀未硬，便想飛翔”。
譚盾在當時一心想著創新，“每部作品都像是石頭，激起浪花，方才罷休”。他嘗試用各種聲音來制造詠嘆調，甚至有些自負的認為，自己創作的作品，只有自己的樂隊才能演奏，譜的曲也只有自己才能讀懂。
“藝術家總是非常理智和非常瘋狂的結合”。他一直認為，數學游戲和精神游戲是相通的。這些看似沖動的創舉背后，其實一切都“合理而嚴密”。
他喜歡用劉索拉后來寫的小說來評價那段時光——《你別無選擇》。
年少輕狂的譚盾，同樣憧憬著一朝成名天下知。事實上，這一時刻的來臨并沒有讓他等待太久。1983年，憑借一部 《風雅頌》，26歲的譚盾成為第一位獲得國際音樂大獎的中國人，也為他贏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最高獎學金。不久之后，他的生活軌跡轉向了紐約.
紐約，紐約
譚盾很簡單的用地理概念形容自己的人生三部曲——“從湖南到北京，從北京到紐約”。
或許是鄉音未改，不經意間他還是會將“hu”念成“fu”。甚至一段時間內，在生活習慣上，這種烙印都難以褪卻——只有在蘋果派和巧克力蛋糕上加一勺辣椒，他才覺得對了味道。
1986年，從紐約肯尼迪機場走出的一剎那，“耳邊是各種各樣的口音，眼前的人膚色各不相同”。那一刻他覺得，“從中國來到了世界”。
和很多早期留學生一樣，譚盾同樣擁有到餐館打零工的經歷，甚至到現在，他最怕的事情就是洗碗。
當時他英文不好，就每天對著墻練習，構想出和導師對話的種種情景。到后來終于見到導師時，他順利的把話題引向了最熟悉的家鄉音樂，相談甚歡，對方頓時覺得他英文很好，還免掉了入學的英文測試。
在紐約，譚盾混跡的另一個場所，就是著名的格林威治村。那是個“夢想者的天堂”和“實驗藝術家的樂園”，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這里——詩人、舞蹈家、畫家、醉鬼、情人、政治家，“就像歌劇 《波希米亞人》演的那樣”。
當時，一批中國藝術家也在其列，艾未未在街頭畫畫，譚盾在街頭拉琴，陳凱歌、顧長衛也要打工，常常交往的圈子中，還有陳丹青、陳逸飛和李安。這里的每個人，到紐約的行囊中都裝著各自的經歷。譚盾帶來的是五箱書和讀7年博士都用不完的衛生紙——因為臨行前導師告訴他，紐約的手紙很貴。也是在那段時間，馮小剛拍攝了《北京人在紐約》，在紐約待了7個月。
譚盾總是習慣夜里三點鐘在街頭拉琴，通常銀行前“生意”會好，因此他總是和一個拉提琴的黑人男孩搶這個黃金地段。成名之后，有一次譚盾從林肯中心排練出來，看到那個黑人依舊在那里拉琴。
在紐約的這些經歷，帶給譚盾最重要的影響，便是“將已有的經驗和現實的經歷完全打通”，否則“既成不了一位中國作曲家，也成不了一位西方作曲家”。
談談愛情。他說自己是“生性浪漫的人”。他與太太的相遇像是電影中的情節——他在紐約街頭看到一個路人，穿著30年代的上海布鞋，長裙，無襪，篤定，“她就是我太太”。兩個小時后，內心崇尚理性卻熱衷各類異想天開事情的譚盾，決定同這位原本可能擦肩而過的路人結婚。
在魯豫的節目中，他講述自己會幾百種煎蛋的方式，而被他形容為最浪漫的一件事，則是有一次從紐約飛回上海，和太太吃了一頓中飯，旋即又回了紐約。
就連與朋友交往，他也是基于“浪漫的生活方式與彼此間的互相欣賞”。眷戀于往日時光，回到北京時，他偶爾會向朋友們發出這樣的短信，“還記得譚盾嗎？明天早晨八點，我們到天壇散步吧”。第二天清早，發現通知的每個人，都出現在了自己面前。
“我只準備了45秒”
交往了很久，李安都不曾提過為電影作曲的事。譚盾猜測，可能是覺得他的音樂太瘋狂，用到電影上，讓人擔心。
直到《臥虎藏龍》。
有一天，譚盾見到李安，隨意的問了一句，“你這個《臥虎藏龍》，準備讓誰來搞音樂??？”“你來搞啊?！?
“這就是李安的方式。讓人總有冷不丁的感覺?！倍@個時候，距離錄音，只剩下整整十天。
給《臥虎藏龍》寫音樂，也成了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創作體驗——有一天，工作了25個小時，“只記得秘書剛剛離開，怎么又回來了，事實上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夜晚?！?
譚盾邀請了馬友友?！叭齻€人，一個來自臺灣中原文化，一個來自中國知識分子家庭，一個來自楚文化”，“同在紐約，同是中國人”。在適當的時候，李安會選擇用音樂替代拍攝氛圍；而到北京紫禁城探班，看章子怡、楊紫瓊飛檐走壁的經歷，也讓譚盾尋找到契合“俠義”的靈感。在譚盾看來，這樣的合作，其實是在內心深處尋找一種共鳴，既獲得西方世界的認同，又留有中國文化的痕跡。
對于摘取奧斯卡獎，譚盾似乎并沒有特別期待。盡管之前美國媒體上已經呼聲一片。
那一天，馬友友打來電話，給他念了《洛杉磯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大意講觀眾總是期待獲獎者可以說點什么，但聽到的只是無盡的感謝。
發表感言的機會來了，譚盾攤開講稿，第一句講，“我只準備了45秒的發言”。這段過目成誦的感言，后來也一再被他重復與實踐，就是要打破所有的邊界——傳統和現實，東方和西方，古典和流行。
在這之后，又是《英雄》和《夜宴》。譚盾漸漸成為“中國式大片”的固定創作班底成員?！半娪耙魳肥谴蟊娝囆g和多元文化，節奏很快，需要非常下意識的去表達思想?！?
“生活就是比膽量”
一段時間內，譚盾曾經成為西方媒體批評的焦點。
2006年，作為150年來第四位在世被邀請進入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演出的音樂家，在熱鬧的場面中，譚盾在西方世界完成了對“第一個中國皇帝”的塑造?！肚厥蓟省返钠狈恳惨宦凤h紅。
但商業上的成功并不能挽救西方媒體對于作品的強烈非議。譚盾旋即陷入了批評的漩渦之中。
《紐約客》評價《秦》為“誤入歧途的中西合璧之作”。無數媒體使用了雙關語 “皇帝的新衣”——一方面形容多明戈演唱的秦始皇，另一方面對歌劇的藝術價值若有所指。
更為尖刻的批評說道，“啤酒就是啤酒，紅酒就是紅酒。譚盾最好一輩子去寫笛子和二胡，為什么偏要來寫小提琴呢？”
譚盾對此回應，“為什么中國人只能寫中國音樂？幾千年前秦始皇就認為他是天下的皇帝。我也認為我是天下的作曲家，要寫給天下人聽?！?
惱怒過后，他依然具有不在乎的能力，“我一刻都沒有懷疑過自己。你說我是自信也好，狂妄也好。我在內心是個極度浪漫的人。人一定要浪漫，才能超越世俗生活。只有超越世俗生活，才能夠創造?！?
一路以來，有人評價他從未拋棄“年少輕狂”的秉性——敢于打破任何藩籬，不受各種框架的束縛。他也承認這一點，“文學史很殘酷，只留下有獨創性的人。音樂也是一樣，如果沒有自己的情懷，永遠站不住腳?！?
2008年3月，在前波畫廊為譚盾策劃的展覽中，他一遍一遍告訴別人，“我的觀念就是把音樂、聲音、運動和顏色裱到國畫里去，也可以把新聞和媒體裱進去。如果不放投影的話，它就是一幅空白的國畫?！?
他善于追根溯源。巫文化、楚文化、黃河流域的文化，這些構成了他自稱的“（譚）盾結構”。
有人將他和蔡國強相提并論，后者同樣是從家鄉記憶中汲取了靈感，完成了一系列前衛藝術作品的創作。三年前，兩人也的確有過一次長談，談話之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
1997年，為香港回歸創作音樂，譚盾選用了湖北編鐘作為媒介。這一曲《天·地·人》，也讓他拿到了當年的格萊美音樂獎。
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建議之下，他提出“有機音樂”——水樂、紙樂，原來利用的一切自然素材，有了新的身份。這也被很多人詬病為有趕潮流之嫌。
他數次到訪嵩山少林寺，希望將修禪融入工作之中?！?0分鐘的音樂，可能有400萬個音符。對于職業音樂家來講，創作同樣是一種修煉?！?
他會跟崔健聊禪宗。從對方的搖滾樂中，他說自己聽得出革命性，也感悟得出禪宗。這套禪宗的理念被他用于歌劇《茶》的制作。
經歷越多，譚盾愈發感悟到，“生活就是比膽量”。
他太善于講述。一些時候，人們聽他在媒體上闡釋理念，甚至多于對其音樂的實際感悟與體驗。
到了上中央電視臺 《文化訪談錄》節目的時候，他換上了一件唐裝，氣宇間安寧和淡定。用雙手在空氣中畫一個圓，淡淡地講，“一個人有弱點，可以自我消化；一個人有更大能量，也能夠自我意識”，“藝術家就是在自我完善中提高”。
就連他的自我評價也多少帶有禪的意味，“我在選擇時代，時代也在選擇我”。
那一刻，你似乎很難分辨，他究竟是一個哲學家，還是一個作曲家。
